目录：
一、时代世界观
二、形而上学与辩证法
三、资本与剩余
四、商品
五、商品交换
六、一般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
七、良好的愿望
福音书中载道：“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
——路加福音第3章
一、时代世界观
如果说一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即一个时代对自然的认识水平和由此决定的一个时代对自然征服、利用的能力或程度，由这一切所形成的一个时代世界观的理论总结和概括就是一个时代的哲学这一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是否能再相信，除此之外还有这样一种哲学，它不受时空限制而能贯穿整个宇宙？
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这一理论首先冲击的是导致整个欧洲中世纪黑暗制度的宗教哲学，从根基上开始撼动用这个反动哲学维系的统治制度。宗教以神的名义拥有统治权的神话被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被那个时代一系列科学发现所启发形成的世界观完全摧垮；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在这风驰电掣的革命浪潮中开始孕育成长起来，——到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在英国首先完成。紧跟着，法国、德国、意大利……总之一切受文艺复兴和这场大革命影响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开始了一场思想、产业和社会大变革。
这场大变革的结果，首先是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又带动了科学的进步，又进一步启迪和开拓了人们的眼界。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更新，为新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中，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就是那个时期自然科学研究的顶峰。
细胞学是德国动物学家施旺和植物学家施莱登在1838——1839年间在总结前人积累的知识的基础上，结合他们自己的研究创立的。这个学说揭示：自然界中的一切动物和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一切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即是一切生命的基本单位；它使千奇百态的生物界通过具有细胞结构这个共同的特征统一起来，各种生物在结构、功能和发育上有着共同的规律。
这说明世间各种生物，不管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他（它）们彼此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亲缘关系；它标明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生命都只是大自然的随意作为，人类决不是上帝特意制造的宠物，人类的一切灾难也不是教士们宣扬的是来自上帝的惩罚，统治者要人们“洗清自己的罪”的谎言被戳穿了。人不是带罪的羊，而是自然界中发育健美的一类生物，他们生而享有一切人人都应享有的平等权利。
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也是十九世纪初期由若干科学家们的一系列发现共同构成的，其中最著名的有焦耳、楞次、法拉第、迈尔、赫尔姆霍茨等人。这个理论揭示了大自然中各种形式的能与其他形式的能的相互转换规律和它们存在的实质，说明能量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创生，只能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
这种对自然研究采取的实证方法，大大改变了人们一贯重形式轻实质的思维方式，从思想基因中开始对人类顽固的成见产生变异，同时它使人类社会中一个能左右社会政治的学者阶层逐步壮大起来。
值得继续提到的还有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就是查理。达尔文。这位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英国科学家，创造性地发展了生物进化理论。他在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尽管与马克思理论格格不入，更与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完全对立，但还是被马克思主义者们连同上述两大自然科学成就一起强拉进马克思主义之中，把它们尊奉为佐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性的伟大的自然科学发现。
《物种起源》确实堪称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它准确地指明了现今世界上一切生物的来源及他（它）们形成的过程。指明每一物种都不是被独立创造的，批判了那种认为物种是不变的产物，并且是分别被创造出来的观点；详细地阐明了人类与其他生物在自然界中生存、竞争、发展的规律。
认识的天平又一次从教会那一边猛烈倾斜到实证学者这一边，从此，人属于自然而不是属于上帝的真理更加得到了肯定。大自然的真实面目在近五十个世纪以来的科学成就之下翻开了它难以遮蔽的一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自认为在人类对大自然的这个认识阶段上产生了它的基础。
历史推移到二十世纪。让我们先表浅地看一看近代的人们有何新的认识和作为。
1900年，普郎克提出作用量子，从而首先开创了人类在这一极为奥秘的微观世界的研究领域。1911年，卢瑟福发现原子结构；1913年，玻尔继之提出原子内部电子运动的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光谱的规律性，进一步阐明了原子结构；1917年，卢瑟福实现第一次核嬗变；1924—1926年间，德布罗意、海森堡、薛定谔、玻恩、玻尔等人建立了反映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量子力学；1925年，泡利发现不相容原理；1927年，伦贝克和高斯密特发现电子自旋；1928年，狄拉克提出相对论性量子力学。紧接着，查德威克发现中子，安德森和尼德迈耶发现正电子，杨振宁和李政道验证宇称失效，张伯伦和西格雷发现反质子；到1956年，反中子也被人们发现……
这是一个二十世纪以前的人类完全陌生的世界，它描述了一个引起我们生存其中的整个自然界的一切动荡、变化、运动，包括物质形成和精神产生全过程的根源，成为自然界中风、雨、雷、电、阳光、生命……总之，一切的一切之成因的最深沉的世界的面貌。在这个世界中，电子、质子、中子……众多构成物质的基本微粒向人类亮出了它们的本相。
在另一个方面，爱因斯坦又开辟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宇宙世界。1905年，年仅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这是那个时代一切科学难以圆说的一个现象世界。这个理论指出：物体在运动时，其长度将缩短，质量会增大，而物体的时钟则变慢；指出物体的运动是相对的，光的速度不因光源的运动而改变（即所谓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
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它与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验证无疑的由牛顿建立起来的运动定律相矛盾。可这决不是对牛顿的不尊重，正相反，爱因斯坦以一种极为友好的方式，合理地冲撞了一下牛顿，修正了人们在认识的轨道上出现的偏差。1916年，爱因斯坦又发表了他的广义相对论，解释了万有引力是由于物质的存在和一定的分布状态使时间、空间性质变得不均匀而产生的；并指出物质的运动是其引力场派生的，光在引力场中的传播会受引力场的影响而改变方向。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是一个使力学、电动力学和引力理论统一起来的新概念体系，它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时空观，将一个全新的宇宙世界摆在人们面前。
到此为止，三大力学体系开始形成。首先，牛顿力学用来解释在绝对时空下物体的运动规律；其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用来解释在光速下物体的运动规律；再次，量子论力学则用来解释在微观世界中的物质微粒的运动规律。
成就还远不仅于此；在对中子的发现中，人们发现了这样一种力，这样一种在宏观中无任何相似现象的力。中子是一种电中性的微粒，它在核中与质子的结合表现出两者依赖的是一种强烈的非电性效应——强相互作用于是被发现了。紧接着，费米创立的β衰变理论论证了自然界中另一种相互作用力的存在。在中子发射轻子对（一个电子和一个中微子）时，其本身即转变为质子，这种作用于轻子的力就是所谓弱相互作用；它是引力的、电磁的和作用于强子的强相互作用力的补充，乃是第四种相互作用力。
三大力学体系的建立和四种作用力的发现，将整个宇宙从宏观到微观，从无限大到无限小有序地联系起来。
在生物学方面，继细胞的超微结构，即各种生物大分子被揭示出来后，1953年，英国科学家破译了生物基因的遗传密码并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股螺旋分子结构，揭示了生物遗传、代谢、发育、进化的内在联系和奥秘；1965年，中国科学家首先人工合成胰岛素，为人类人工合成生物大分子开了先河；1973年，美国科学家试验成功并掌握基因重组技术……。
这些成就对人类二十世纪的文明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生物界统一的遗传密码的发现，使人类开始在分子水平上认识生物界的内在联系和发展；二十世纪的生物学正借助这个时期出现的电子显微、电子计算、晶体衍射和核放射等新技术的运用，不断揭示出生命的奥秘，这一切不能不对人们的观念更新产生深刻的影响。
人类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往后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代一代的人们连续构成的一级级发展的阶梯，每一级阶梯都有它强烈的时代烙印——时代世界观的印记。每一级阶梯无可非议都是极为重要的，它是我们站在更高阶梯的基础，但却绝不是更高阶梯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也只能是他们那个时代世界观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显然，这个思想不具备现代认识，它的价值只能由后人捡取可用之处发挥，而不能也没有理由可能统治后人。否认马、恩的理论属于他们那个时代，就只好把他们奉为神灵而将他们推人宗教神学的深渊。用尊奉神灵的形式强制推行这样的理论，用一个主义的信条制定国家制度强制人民遵循，这与中世纪的欧洲用宗教哲学的信条建立的禁锢人民自由思想和行为的黑暗制度相比，只会过之而无不及。
二、形而上学与辩证法
在我国大陆的官样文章中，形而上学与辩证法是这样认识和表述的：1.孤立的观点和普遍联系的观点。形而上学是孤立的，互不联系的观点，它把事物、现象之间的差异和界限绝对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与此相反，辩证法则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把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2.静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形而上学用静止不变的观点认识和观察事物，把世界看成是静止不动，一成不变的。辩证法则用发展的观点认识一切事物和现象。3.片面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形而上学是用片面的观点去认识事物，辩证法则能用全面的观点去认识事物。4.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不同。形而上学看不到事物内部有对立的矛盾的方面，辩证法则认为事物存在内部矛盾，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是由这些矛盾所引起的。形而上学是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由于以上这种对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认识和结论，因此只要在“形而上学”这一名词出现和被使用的场合，它总是作为一种错误的，反科学的东西受到批判和蔑视的，而“辩证法”则成了天之骄子，特别是它因为据说是马克思的宠儿，因此倍受青睐，听之如同听到“圣旨下”。而真正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到底是什么，却谁也说不清楚，所能见到的文字，都是大同小异的如上述般抽象的，含混不清的解释。
这样一来，以其如此咬口咬舌地把这两个事物叫做“形而上学”和“辩证法”，还不如干脆直接就把“形而上学”叫做“错误学”，把“辩证法”叫做“正确法”。这样还更易于理解，少了由于对这两个词意掌握不准带来的麻烦。
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事实上，任何名词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尽管在辞源上出处不同，但严格说来，都属于外来语。“形而上学”一词，我国最早源于《易。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意思是：具体的有形的事物是物质性的东西，而超乎有形物质之上的，则是抽象的原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而上即超物质之意，形而上者讲的是超形体的东西。“道”在这里作规律、原理讲。“形而上学”在这里是纯哲学或纯理学的意思。西方在早期（如十八世纪）也把形而上学一词用来泛指哲学。
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遗留的手稿中，有一部分专门讨论事物的本质及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的。手稿经后人编选后定书名为《在物理学以后》。中文根据《易。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一语的含义，将它译作《形而上学》。我们在这里要作为辩证法对立面来认识和讨论的形而上学，已不再如词源初始那样是用来泛指哲学，而是在哲学中作为认识方法之一与辩证法相对立。它在认识事物时一般采取就事论事的方法，或对事物认识只采取脱离其形质的“道”的探究①，但它并未完全脱离词源初始的含义，我们在下面用它与辩证法对比讨论时，就会看到。
而“辩证法”一词则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辩论证明的方法。古代希腊与我国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很相似，学术气氛很活跃。思想家们通过辩论，对事物及与事物有关联的诸方面进行讨论，以此揭示矛盾，求得真理。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方法，两者是对立的，但同时又是统一的。辩证法本身就强调一个对立统一规律，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对立与统一；并且强调，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那能否也将辩证法—分为二？将形而上学也一分为二？如果能，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
①这实际上并不全面，事实上，形由道立，形质即器与道是一个认识整体，或者说，器是感性范畴的认识，道是理性范畴的认识，是对有形之物的认识升华，是柏拉图形容的“实在中的最明亮者”。（参见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7页）
绝对地位就会动摇。
在我们人类的认识长河中，存在一个个认识的阶梯。人类的认识是逐步扩展的；这种扩展不由一个人，也不是由一个时代来完成。柏拉图提出一个“洞穴”的比喻来说明认识的过程：从来就深居洞穴的人，象奴隶一样，头和手脚都被捆绑着，只能面对洞穴内黑暗的壁而不能反顾。因此，由火光从洞口在洞壁上映出的他们背后的景物的影子，就成了他们能够认识的世界的一切。等到他们得到释放能转过头来时，才认识到以前所看到的影子的真实形貌，认识到以前看到的不过是这些景物的影像，或仅仅只是自己官能感觉中事物的一种表象。
而到他们走出洞穴，看到了光天化日之下的景物，看到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看到花草、树木、动物、雨露等等，看到天穹、星星、月亮，最后看到太阳，才认识到以前看到的影像的由来。而且就是这最后看到的太阳，才使万物得以存在。因此，他们不会不庆幸今天认识的可贵，再不会愿意走回那洞穴中，更不愿意象以前一样被捆绑着，只能面对黑暗的洞壁。
但是，今天在阳光明媚的世界中，在一切事物都“真真实实”地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现实世界中，会不会又是一种新的或仅仅是更高一层的洞穴？人类的认识是否真的已毫无阻碍。今天我们也已知道。太阳并不是宇宙的终极，也就不是认识的终极。那更高的太阳在哪里？人类有没有必要去寻找更高的太阳？人们最初在黑暗的洞壁上所看见的由火光映照的景物的影子，被认为是事物的真实形态，因为人们无从怀疑更无从否认它的真实性。当能回过头来时，新的发现使影子的秘密被揭穿，景物的“真实”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以前对世界的认识被看成是形而上学的而加以否定。人类能否再一次走出洞穴，去发现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的表象的真实形态呢？或者我们认定人类认识已不存在洞穴，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一个洞穴，而是宇宙全部事物的实在。
从柏拉图的认识阶梯或认识等级我们看到，人类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改变对事物的看法，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和辩证的认识方法正是相对的、交替的存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柏拉图强调要用辩证的方法，也是在于力求要用严谨的，符合逻辑的思维方法合理地运用我们的最高认识，从而实现“善”本身①。
牛顿作为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泰斗，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力学体系。这个理论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毫无疏漏，其正确性在人们的科学研究和生产活动中都得到了证明。
但二十世纪的科学证明，牛顿的理论也有局限性，它在绝对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是正确的，在绝对时空以外，就成为形而上学的了。这个理论在物体速度达到一定（如光速）时，就出现了差误。
牛顿的时代还看不到时间和空间对物质存在有什么影响和作用，科学研究的范围还局限在绝对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内。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被认为是辩证的，因为它
①柏拉图提出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定义的辩证法完全不同，后者多是出于自诩，这里不作赘述。
以整个宇宙为观察点，可以解释在宏观世界中一切物体的运动规律。但如我们假设有一天（仅仅只是假设），人们又发现了在今天被认为组成我们这个宇宙的各星云系以外的更新的宇宙世界，这种超宇宙世界的存在和运动规律又使我们得出新的结论。那时，站在新的时空点上，相对论又会因局限性而成为形而上学的了。但形而上学的绝不就是错误的。牛顿力学理论的正确性在人类几百年的生产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它有它特定的认识和运用领域，在这个领域，它是辩证的，全面的认识事物的准确法则。任何认识离开它的特定领域或范围都有可能出现谬误，但却不是确定错误的。
以上的比喻也许还不能全面地比较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相互关系，下面我们试用一个图解来达此目的。
如图所示，图中心阴影部分是待认识的事物，事物外围实线是认识层次或认识点或认识角度，最外层虚线部分表示暂时不可知部分，这一部分表示某一历史时期人们认识以外的部分，同时也是这一时期人类认识力图外延的部分。
我们以任何事物都与它的外部任何一事物相联系为出发点，此图于是可假设为一宇宙（认识的宇宙）。任何事物与外界各类各种事物的联系总有远近之分或联系层次，直接与间接，联系角度等的不同。我们以图为例，A为自然界中某一事物的最近点，站在此点，可谓是就事论事，典型的形而上学，因为它看不到任何外部事物。
B点则不同，它不但能看到该事物的全貌（这一点与A同），而且能看到A—B这一范围内与该事物有联系的外界的全貌；B点于是相对A点是辩证的在认识事物。
但B点也有缺陷，因为它看不到B—C—D这一范围内与事物联系的全貌，B相对C或D又成为形而上学的了。以此类推。我们认识事物应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角度和提取相应的范围来认识，而不一定拘泥于站在最高点以寻求把一事物的全貌透视无遗，这样我们反而会顾此失彼，对认识和解决问题无益。我们今天的学科分类，以及欧几里德几何学与非欧几何学的分别运用；牛顿力学，相对论力学，量子论力学的分别运用，实际就是这一认识方法的直接体现。并且，过分追求最高点，又会进入如图中的D—E范围，进入暂时未知部分。这一部分没有认识的根据，所有对事物的认识都是扑朔迷离的，从而又会陷人形而上学的泥潭。
所以，对任何一事物采取的是辩证的方法还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只不过是相对的。辩证法不过是自诩比形而上学看得更宽更远和全面，却不知自己的头上还大有天地。就是牛顿力学理论，在十七——十九世纪被看作科学的顶峰，因为它已站到了那个时代人类认识的顶点，到了二十世纪，又一个“洞穴”被识破以后，它就成为形而上学的了。
D点本来是一个时期的认识终点，但人类在认识D点以内各事物时，往往会涉及一个时期无法解释的问题。按理此范围已超出D点，在D—E范围内。但人类的求知欲望会促使人们进行种种推理，去企图预知D—E范围的事物。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也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它没有认识具体事物的确定的标准和依据，离开事物实质去认识事物，使假想悬在空中。但这种推理一般是运用已有的经验，或者说是把已有的认识作为认识新世界的梯子和跳板，逻辑性也较强，现实中成功的例子也不少。
这种方法对提出某种预见虽不准确，却能对新的认识寻找到一定的方向与路径，在人类认识史上也功绩卓著。这是与前一类形而上学不同的另一类形而上学。而这一类形而上学也同时就是科学进军的方向，是不断使图中虚线变为实线的惟一方法；它可能一时使人们的认识陷入迷途，但它却同时又是使人类知识不断扩展的惟一途径。
于是，哲学中与辩证法对立的形而上学形成了两部分或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作就事论事讲，作为专对某个别事物作精确讨论讲，作为一定认识范围的理论来讲（自然科学一般都采用这种方法）；另一方面，它是以超经验认识和超现实认识来推论新世界的方法，它是把未成现实的事物预先摆在我们面前的魔术师，是幻想家。科学研究和人类知识的开拓就历来采取这种方式（当然，那些夸夸其谈家们也多有采用此法的，“形而上学”一词的贬斥之意，就是针对此类人物而用的）。
在相对性的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中，辩证法只是相对的形而上学的上一层认识。人们的认识最初都是从一个点上开始的，从这个点的认识逐步向更宽的面上和更广的空间上发展，认识的领域不断得到扩张，认识的高度不断增长。任何一个点上的认识都是它下一个点的辩证认识，同时也是它上一个点的形而上学结论。知识的海洋是不能穷尽的；如果说形而上学是反科学的，应该批判的，那自然科学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它们都是采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因为它们都只固执地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彼此没有那么明显地或公开地联系起来，这些科学本身就逃脱不了反科学的罪名，因为它们逃脱不了“孤立”地看待和认识世界本来是紧密联系着的各事物的结论。
政治经济学更逃脱不了这一罪名，因为“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一卷第782页），它连起码的犯罪学都没有包括在内，把“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同上书）这一点都没有讨论进去。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极端——而无产阶级专政不正是一种巨大的暴力吗？这种暴力对政治经济学又起到了什么作用？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暴力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又能占据那一个篇章？
三、资本与剩余
政治经济学在追寻资本积累或预先积累的进程时，很形象生物学追寻万物演化的进程。生物进化本身就是一种积累，生命起源和形成过程也是一种积累。如要梦想那种现成的天堂，这个天堂就不能属于人类，也不属于生物和生命界；艰辛和困苦就是一切生命形成的过程总结。
还在地球上第一个生物分子形成之前，伟大的生命界还未开始它的长征，星体的形成和演进就已经历了千万年的艰难积累过程。大自然用它漫不经心的手，随意地抚弄着这个宇宙世界。
偶尔，在一个星体的表面上，温度开始降低，开始是基本粒子集聚为原子核，稍后是质子、中子和电子的集聚形成原子。
原子和原子之间有着质的差别，个体的区别在这个星球上开始出现了。这种区别的形成过程与这个星球本身的形成有着同样的偶然性，它不是上帝的作为，也不是任何一种既成的规约，它纯粹是大自然的随意作为。
随着温度继续降低，使各种化合物的形成具备了适宜的条件。但温度又保持住了，使这各式各样，新奇多态的化合物得以保留，不致被这个继续冷却的星球冻馁。使这个星球保持住这个适宜温度的，就是这个星球上一切生命的太阳。从此，生命的伟大进军开始了，有机大分子开始了它们的自我复制过程，同时通过一定的组合方式构成生命的基体——细胞开始诞生。
这整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就是生命得以形成的艰难的积累过程，生命的形成之始就是依赖已成的自然条件。这个积累过程，更以适宜的自然条件分不开。同时，新的合成又以其母体为模板，合成需要的能量又必须使合成自身而后有所剩余，以便进行新的合成。否则，生命就无法形成。
这一切表明剩余的存在对推进演化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表明，剩余的产生所依赖的各种条件的预先存在。这个预先存在来源于不断的积累，积累又来源于剩余的产生。剩余的量越大，积累的规模就越扩大，积累规模的扩大又不断为新的剩余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这种生物演进的过程与人类社会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发展过程是多么地相似，简直就是它的模板。
生命依赖的预先存在，是生物在一定阶段赖以生存的条件，我把这个条件叫做生物生存资本或叫生物资本，而把生物依靠一定的生存条件即这个生物资本维持自身生命过程的能量剩余称为基础剩余或基本剩余，生命体缺乏这个剩余就必然灭亡。
如果一个生命体依靠它特定的生物资本取得的能量，大于其维持生命消耗掉的能量，那么积累开始，它的发展也就开始。如果取得的能量仅够补充消耗掉的能量，那么积累停止，它的发展也就停止。如果取得的能量小于消耗掉的能量，那么该生命体就会很快消亡。
自从地球上有了细胞，多种形式的生命体开始了各自的长征。各种各样复杂的生物体，都同样以细胞作为自己的起跑线。在这场大竞赛中，人类有幸处于领先地位。人类之所以能领先，完全是人和分化为人的祖代的这种生物形式比其他生物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还仅在细胞时代和生命体还未表现出自身活力的时代，任何生物的演进都只能得爱于自然的选择和先天的决定；一但当生命体能表现出自身活力的时候，各自的奋斗就与自然选择紧密结合起来。
也许是某一种生命体在演进过程中更具活力，在自然选择中抢先一步，也许是自然界对偶然形成的某种生命体的差异性表现出偏爱，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使这一种生命体构成了高智能的大脑细胞基础，成为人类的祖先继续在生物界与其他生物一起再接受大自然的考验。
在这个过程中，生物之间的差异最初是各自演进过程中自然条件和环境的差异形成的，继之这种差异性既有自然条件下的差异，更有生物自身在各种复杂条件下各自努力生存采取的方式不同的差异。而这后一种差异，又在扩大前一种差异。
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任何得以存活和有机会发展进化的生物，它们在大自然提供的现存条件下所能获得的维持自身生命需要的能量必然大于或远远大于为获得这些能量而消耗掉的能量。从这一点来看，凡是能生存下来的生物，都是大自然所偏爱的。大自然提供给了它们生存的资本，其他的却没有给。
但各类生物为获得能量而消耗掉的能量之差是不一样的。这样，生物自身的适应能力也就成为生存的另一关键。
显然，如果一个生命体或某种生物为采撷食物耗掉的能量不能从所采撷的食物中得到完全补充并有余，那这个生命体或这种生物就会逐步在地球上消亡；如果某一种生物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对自然界提供的现成物产能充分利用，其采撷能力很强，使它消耗少量的能量获得的食物，能使它的能量得到完全补充并剩余量较大，那这种生物就有足够的时间用于恢复体力，在食物逐步减少时能有充足的时间继续寻觅新的食物来源，并且它能努力的不畏辛劳的去这样做，那努力的结果就会使它不断得到改进，不断增强它自身的生命力。
生物生存首先要取决于大自然的供给。随着生命的形成和发展，大自然也在不断完善其环境，如果要说天堂，这就是最好的天堂。但大自然的供给总是有限的，不能供给生物无限发展。生物的竞争就在于各种类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和对自然提供的物产的采撷能力。种类之间的竞争和种类内部的竞争共同使能适应者和强者保留下来。如果要说残酷，这就是最残酷的现实。达尔文对此有过精辟的描述，马尔萨斯的笔调虽然悲观，但却是现实的。这两位大师从两个角度取得了近似和相通的结论。
自从类人猿在生物界分化为一个独立种类，其生存跟其他生物一样，仍然依靠的是那种生物资本和基本剩余。但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类人猿与其他动物一样，其生物资本与基本剩余的情形这时与生命形成之初已有所不同。
作为生存资本，这时的生物资本是指无意识运用下的由自然提供的要素。如空气、阳光、雨露、食物来源的为难为易，以及自身具备的一定的先天条件。如身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对自然物产的采撷能力，四肢的发达和灵巧性，视、听、嗅等等一切官能的完备性。类人猿正是以这种种条件（既有自然提供的，也有祖辈遗传的），作为其生存的资本。
但这个生存资本的运用也并不是天堂的谐音；大自然风风雨雨，喜怒无常，此时的类人猿与其他动物的差异性并不一定都是它的优越性，虎豹的尖牙利爪就是它的敌害之一。
当然选择在树林高处筑巢定居并不一定就是为了躲避敌害，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树木高处的物产丰富、果实累累，对已具备了特定先天条件的类人猿来说，选择在这个区域内生活能使它用最少量的体力消耗采撷到更多的食物，从而产生更多的基本剩余。
正是由于从采撷到的食物中能完全补充采撷过程中和肌体正常运转中消耗掉的能量而有剩余，类人猿才能和其他生物一样得以生存下来，并从这个基本剩余中求得发展，提高自身对变化无常的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而任何生物如果这种基本剩余量极少，或其不善于利用这个剩余进行积累，以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就必然会发展迟缓，从而被其他发展较快的生物挤出生物圈。
很显然，类人猿在诸生物中是最善于积累他们的基本剩余的一个种。他们在这个积累中发展了他们的智力，强健了他们的肢体，从而又为产生更多的基本剩余创造了条件。这个条件我已在前面把它叫做“生物资本”。之所以把它叫做生物资本，是因为它与后期出现真正的劳动以后运用的“劳动资本”有所不同。劳动资本是人有意识积累和运用的，生物资本则是生物以本能形式积累和运用的，是先天存在的那种生物生存条件，所以以为区别。
生物资本是生物生存的前提，是生命的前提，它既是大自然的赋予，上天对一切生命的恩赐，同时也是生物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艰难困苦，积累又积累取得的结果。而在地球上的千万种生物中，也惟有类人猿通过这种积累，通过生存方式的适时选择突破了生物资本的量的界限，实现了质的飞跃——当生物资本转化为劳动资本以后，同时也是从依靠基本剩余积累转化为依靠劳动剩余积累以后，类人猿也就完成了向原始人的进化过程。
但并不是说人类从此就不再需要生物资本和那种生物性质的基本剩余，直到今天，人类也是在依赖这两种剩余发展，依赖这两种资本创造，既创造物质文明，也创造精神文明，创造新人类自身。
当大自然迫使类人猿从树上下到地面生活以后，类人猿并没有在灾难面前退缩，而是在新的环境下调整自己。最后终于抬起前肢，在不断的跌倒中勇敢地直立起来行走，从而跨出了我们人类的第一步。这伟大的第一步积累了无数代的艰辛与困苦，大自然为磨练它的儿女从来就没有手软过，支撑不住的就得淘汰，这正是严酷的现实。
当原始人在足够的基本剩余下摸索着能制作出工具，工具的产生标明劳动剩余的出现，它也正是最好的劳动剩余的积累。这个积累又标明人类生存发展的依赖已由生物资本向劳动资本转化。人类从无意识运用基本剩余进行积累与其他生物竞争的时代，跨越到了有意识运用劳动剩余进行积累竞争的时代。这是其他生物无与伦比的，人类从此将其他生物远远抛在后面而成为地球的霸主。
劳动剩余出现以后，在工具的帮助下，原始人的劳动收效倍增，它产生的剩余使积累加快。
人类一定有过这种美好的时代，那时劳动剩余（即亚当。斯密说的劳动的剩余产品）就象在只有生物基本剩余的时代一样，一切都归创造者所有。因为私有制下的奴役不可能在私有财产一出现的时候就立即建立起来。如果是这样，那第一把石斧或别的工具的产生就能制服奴隶，胁迫他们服从拥有石斧者的奴役。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卢梭对此有过令人信服的论述。人对人的奴役在这个时候还不可能产生，因为奴役关系必须是在人们的相互依赖关系中，一部分人逐步掌握了使他人脱离这种依赖就无法生存的物产权或法权的状态下才能形成。
在这个时期，原始人仍然能在群居的生活方式下取得远甚独居所能取得的一切，这正是后期形成人类社会的原始起因。
在群居的生活方式下，人们的彼此依赖即协作是相互的，均等的，即使存在某种天然差别，也不足以使优势者就此奴役他人。在这个时期，一切都是平等的，没有奴役，没有盘剥，也没有欺诈，更没有人在种种借口下去强夺他人的财产。人人都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寻求生存，人人也都努力劳动产生尽量多的剩余产品，以便利用剩余进行积累来改良他们的劳动和改善他们的生活。
由于人人都能真切地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相应的物质报偿，人们的劳动热情必然极高；由于积累的财富不会受到任何威胁，人们运用积累来改良他们的劳动都能如愿以偿地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因此人们积累的热情也很高。
在这个时期，就象重核在裂变时的链式反应一样，财富在资本原子的裂变下迅速增长。原始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棚舍，并有较充足的食物和储备，风雨雷电已不能再威胁他们，虎豹豺狼也不敢侵扰他们，他们成为生物界最幸福最自由自在的种类。
在这个时期，劳动资本（尽管微不足道）是由所有权者独立享有并自主运用的时期。
正是在这个时期，原始人建立了人类最美好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人类绝对地优于任何其他生物，他们既是自由的，又是富有的，强健的，威力无比的，更是信心十足的。
人类那时还没有诗人和艺术家，如果有，那个时代的诗篇和乐章必定是最震撼和最激励人心的。
随着财富的增长，私有财产的增加使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开始出现。随着私有财产的进一步扩大，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矛盾加剧，这导致出现了为维护财产所有权的人群的组织化的联盟——国家——这一现代事物的轮廓开始形成。这个时候，个人离开群体已难以生存；又随着联盟首领的权威日益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进而人奴役人的现象开始出现。
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商业的兴起产生的更多的劳动剩余，使财富的积累加快，也使得用掠夺方式取得财产比劳动生产更为便当，原始野蛮在物质财富的高速增长下失去了自身的平衡。人在其同类之间的生存竞争发展为战争的形式，并在掠夺和反掠夺中不断扩大。
战争使得胜者拥有失败者的一切，包括失败者的人身在内。得胜者的首领更是高高在上，成为统管一切的随意霸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少部分人逐步脱离了生产劳动而成为专事强夺他人劳动剩余的寄生虫。
奴隶制开始形成。它是在财富的增长中，在人完全消除另类天敌的时候，人自己造下的更恐怖的天敌——奴役与专制。
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在强迫下不得不从事高强度的劳动。但奴隶们清楚自己的劳动所得将全部归奴隶主所有，任何劳动方法的改进都不会对他们有丝毫好处。所以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奴隶身份的人对生产劳动有过任何改良或改进的记载，如果把这个归因于奴隶的愚昧和素质底下，那结论者本身更愚昧和不具有人的素质。奴隶不但不情愿寻找更好的劳动方法，并且，他们心里只希望他们所憎恨的人不能从他们的劳动中得到好处。
劳动热情在这个制度中被扼杀。
在奴隶制社会中，劳动剩余完全被奴隶主占有。是否用于积累转化为资本也完全由奴隶主的喜怒决定。劳动资本已被奴隶主强夺独占，连同奴隶即人本身也成为奴隶主的财产。这个时期，是一切劳动剩余以及被迫为奴的人都被奴隶主强行占有并挥霍浪费性使用，生产资本被奴隶主毫无章法地运用的时期，也是人类劳动剩余的占有方式和资本运用的最黑暗时期。从这个时候起，人类不再是生物界最优越的种类。
人类在诸生物中的优越感受到了损伤，但人类还是生物界中最优秀的。奴隶制社会对劳动剩余的超强盘剥和对资本的黑暗运用致使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大为下降，但增长仍然存在。
随着人类良知的逐步觉醒，思想家们揭示出人相奴役的耻辱。封建制度解放了奴隶，使人不再成为生产资料被任意驱使，这是人类向文明迈进的一步。劳动者不再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他们分离了。无论这种分离于资本还是于劳动者谁更有利，奴役强度的缓释和奴隶锁链的打破带来的是社会进步，是文明和公义的升扬；但马克思却对此显得伤感和也要横加责难（见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一卷782—783页），他从资本主义的形成条件追究奴隶和农奴摆脱生产资料造成的“原始的”资本及以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奴隶的解放在华夏大地已远在武王高举义旗之时，可在欧洲，在美洲，却近在几百年前，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整个过程中都伴随着，因为那里一直是自由民与奴隶并存的社会。这场革命的历史文献中就偶也道出长久在奴隶主“关爱”下的奴隶离开主人后的无奈，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的本能。但正义和良知一直在“强迫”他们走向自由。不单为他们，也为人类，为“人”的复活；也同时为生产，为劳动，为了人类创造力的解放。从国家、民族的发展或直接说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它终使得：劳动生产和劳动剩余的占有方式及资本运用跨入了新的时代。
奴役方式的转变释放了一定生产力，盘剥也开始有了底限（赋税的形式代替完全占有），使劳动热情开始萌生。
但在这种封建的，仍然带有直接强制劳动和专制奴役的社会中，封建领主只是凭战争中的勇猛得到封赏；连同帝王和他们的侍从，这个阶级阵容庞大，人数众多，他们不从事任何劳动，并通过世袭世代维持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他们凭空向人民强行征收沉重的赋税。劳动剩余在严苛的赋税盘剥下所剩无几，资本积累受到极大的制约。劳动者始终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生存需要。
同时，在奴隶制度被推翻后，封建时代等级制度仍然存在。封建领主和帝王成为国家的象征，连人民的生存权也被他们傲慢地认为是他们的恩赐，自然赋予人类的一切更被看作是他们的世袭财产。他们限制人民不得有任何僭越，否则就要被治罪。
在这个制度中，人民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从事生产。加上统治者的重税盘剥，人民不可能有更多的余力去改良生产。同时人民也不会积极地去改良生产和扩大生产，因为任何努力都是难以奏效的，封建领主的胃口极大，会毫不犹豫地鲸吞一切。
在这个时期，是社会劳动剩余被封建主强行盘剥占有并任意挥霍浪费和生产资本在封建等级制制约下运用的时期。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封建奴役和等级制度，使继奴隶的人身解放之后，实现了劳动剩余和资本运用的解放，从而全面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恢复了劳动剩余的劳动者自行占有和生产资本的所有权者自主运用，为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在革命成功后，新的生产资本由所有权者自主运用与原始时期已有所不同。原始时期是所有权者自己劳动自主运用，民主革命建立起来的资本自主主义制度下，则一般是所有权者自主运用而不直接从事与受雇者相同的劳动。这并不是性质的变化，而是劳动分工与社会发展的必然。它是资本在较大规模上运用出现的分工使生产劳动与生产管理在不断细化下分化的结果，同时是资本相对充裕后使能容纳的劳动量增加的结果。
但我们幸勿认为资本自主实现了劳动剩余和资本运用的解放，就已经是最好的社会制度。我们看到，一方面，劳动剩余和资本运用的解放还不彻底，赋税的大量非生产性耗用和国家的存在就必然要制约它；另一方面，资本自主主义是在奴役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民主自由原则建立的，旧制度残存的劣迹不可能在革命成功后立即彻底消除。到今天，它虽然已经发展到民主管理的社会阶段，自由资本已受到一定制约。但这个阶段还不是我们的终点。随着社会民主管理更加普及，公义精神必将遍及全社会，民主管理主义社会将逐步实现并最终在经济国界、文化国界被消除的基础上，政治国界将显得淡薄。
显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随物质发展而渐进的。革命实现的只是平等和民主，人类的种种弱点并不能在革命成功后彻底消除。
民主革命重新开创了劳动剩余由创造者自行占有和生产资本由所有权者自主运用的时代，为人类物质财富的生产扫清了障碍。剩下的事情应该是共同来寻找社会财富增长的路径，研究那些可能阻碍财富增长的原因，并尝试消除它们的方法。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但我们也别以为政治经济学只是近代人的科学，实际上远在纸墨论争之前，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竞争就已写下了最好的政治经济学；纸墨登场后，其中大量的也只是现实生活这部政治经济学的翻版。因此政治经济学首先就是立足生存现实，它讨论的正是眼前或当代对国民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相关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只是为实现这样一个目的，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富强和繁荣，它的人民生活的幸福和愉快。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这个问题上说道：“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所教导的，并不是交换价值怎样由个人来生产，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怎样被个人所消费。……作为一个政治家，此外还首先应当并且必须懂得，怎样才能激发、增长并保护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他还须懂得这种生产力在怎样的情况下就会趋于衰退，处于睡眠状态或被完全摧毁；怎样依靠了国家的生产力，就可在完美的方式下来利用国家资源，从而争取国家的生存、独立、繁荣、权力、文化与远大前途。”（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8页。）
尽管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突出强调了国家意识，他甚至把政治经济学说成是国家经济学，是“以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科学”。（同上书106页）而把斯密、魁奈等人的理论说成是世界主义经济学，因为他们的理论“是从事研究如何使全人类获得发展的那种科学”。（同上书106页）但我们看到，在文化国界的现状下，任何国家或民族只要愿意，都可以极容易地取得他国的文化资产，包括李斯特在内的全部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都可以毫无限制地运用于一切国家；尽管斯密等人的理论是立足于全人类的发展，但在现代世界政治背景下，国家的存在使“人类”这一无限包括的名词在政治经济学中还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国家利益要实际得多，也现实得多。因此，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还是为一个国家的富足和力量，为该国国民的幸福、自信和美好前途服务的科学。生产资本和劳动剩余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讨论和加以运用的。
毋庸讳言，政治经济学正是在更多的方面都在寻求它的祖国的繁荣和富强，它的人民生活的幸福美满和舒适，从而使国民增强信心，树立坚定的信念，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其次才是人类整体的利益，这是当代世界政治决定的立场。
由国家利益所决定，政治经济学绝对抛弃那些意识形态偏见，它的目的是振作全体国民，激励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要做到这一点，依靠国家的行政规章一般都是有害的，有利的作法正如斯密总结的那样，“是合理的租税，公正的司法与政治民主”。
对社会财富的增长，斯密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李嘉图、魁奈、萨依、马尔萨斯、西尼尔、李斯特等人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们都共同从财富的增长着手，对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消费进行了分析。其中，劳动剩余的产生和积累，以及资本的合理运用对财富的增长具有的作用，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是以劳动剩余和积累和资本为主要内容，但马克思却机警地回避了财富，至少没有直接非难它。因为这样做将极为危险，容易被人们识破而引起反感。
可实际上资本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只不过是用于再创造财富的财富（“资本是一个国家为了未来生产而使用的那部分财富”。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7页）。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资本就常常跟财富联系或相随使用，原因就是“财富是指我们必需的，有用的或合意的那些物质对象”（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章第一节）。而资本就是这些物质对象当不用于消费而用于再创造财富时的称谓。因此，对国家的生存来说，资本实际比用于消费的财富更为重要。
资本形成依赖的是积累，积累又依赖于劳动剩余的存在。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模拟生物生存作了解释。因此，资本就是人们有意识将劳动剩余节俭积累形成的。从第一件劳动工具的诞生，就意味着人类有意识将劳动剩余运用起来进行积累创造的开始；而有意识的积累则是劳动者所期望实现的更大的收获。如果积累不能使他的愿望实现，或愿望没有保障，那劳动剩余就又会被用于消费，不会用于积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探明劳动剩余如何才能更多的用于积累，而不是被那些与财富的增长无关的因素所夺走。
并且，已经积累起来形成的生产资本如何运用才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生产。在这之中，由什么人来掌管生产资本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和运用它是个首要问题。由所谓天然的劳动者的代表，还是别的意识形态或形而上学者……无论如何，将生产资本交给一个与这笔财富的积累、创造和最终命运没有直接关系的人来掌管，就算他天生一颗善良的心，也无法使他做到与直接创造这笔财富的人，与这笔财富的利害攸关的人同样真诚地对待这笔财富。
对一个国家来说，单个资本无论所有权所属多么不同，都必然构成国家财富的一部分。但资本的归宿和所有权的法律判定是否合理，将决定一个国家的繁荣与衰亡。因为它将决定国民劳动的热情，社会劳动剩余的积累，以及资本能否有效地运用。国家要走向繁荣，只能依靠全体国民的勤劳、智慧和节俭。
斯密就强调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他说，有一种与贸易差额全然不同的差额，随着这种差额的为顺为逆，会促成任何一个国家的繁荣或衰退，这就是每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额。这说明剩余的积累和资本的合理使用对国家的繁荣是多么重要。马尔萨斯也说，“如果在一定期间，一国的生产超过了消费，就具备了增加资本的手段，……如果在这一期间，消费与生产完全相等，那就不再有增加资本的手段，社会将处于接近停滞的状态。如果消费超过生产，那么在每个相续期间会看到，社会获得的供应将越来越差，其人口，其繁荣，将每下愈况。
“既然这种差额这样重要，既然它决定一个社会处境的进步、停滞或衰退，，那就肯定有必要，把对顺差作出主要贡献的那些人，同主要使局势的另一面占优势的那些人区分开来。没有这样的区分，我们就无法探索为什么这一国繁荣而另一国衰退的原因，也无法明白解释，为什么工商业者众多的那些国家，要比以宫廷和贵族的侍从占优势的那些国家富裕得多。”（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章第二节）。
这一观点同样得到了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赞同，他们认为，国家财富的分配是倾向于生产还是倾向于消费，能否有效地刺激和鼓励起生产，是一国走向繁荣和导致衰退的根本原因。
但马克思与众不同，他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一立场和观点。因为他不是从财富的生产和增长着手，这些对于他是次要的，财富只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的命题，而他的事业正是要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在这个批判哲学中，财富自然就不能有象在政治经济学中那样的地位，作为财富母体的生产资本也自然就成了另一副面容。
并且，他的研究是以剥削和掠夺为前提的，而他又坚持认为剥削和掠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于是，在政治经济学中是通过勤劳和节俭积累起来作为财富产床的资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成了用战争、杀戮、掠夺而来的用于榨取剩余价值的元凶。
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在对商品的批判之后，他围绕资本将劳动的剩余产品改称为剩余价值，又为了建立剩余价值理论而将资本分割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
就资本而言，政治经济学是把它当作国民财富的增长之源来研究的。马克思却完全不同，他一方面否定了资本的劳动形成过程，称“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一卷第782页）。另一方面，他又称资本是资本家用剩余价值一次次积累形成的。这时，他却是为了说明资本家的资本实际是剥削劳动者的劳动得来的。并由此给资本定下了一个可怕的形象，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同上书829页。）
在政治经济学中被大加颂扬的资本，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却成了狰狞怪兽。因为马克思既不是从经济着手，也不是从政治经济问题着手，而是从意识形态着手去研究现实社会的。这种研究手法自然与政治经济学难入同辙了。
在他的《资本论》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中，马克思这样说道：“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一卷第344页）。而对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马克思也说道：“‘光荣革命’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同上书791页。）
这几段文字既是马克思对资本的评价，也是他对资本自主的结论；它使以往的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在这一结论中得到了自它们灭亡以来最高的升华，强调了资本自主主义才是人类最黑暗的社会；而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人类最悲惨时代到来的开端。可历史又是如何评价这一开端的，他却并不理会。
从奴隶制开始，武力直接强制劳动就代替了过去的间接“强制”关系。过去一直以来，人必须相互依靠，原始时期就结成了捕猎的，防御敌害的生产和生活依靠关系。这些关系如要称为“强制”关系也未必不可，因为人已相互不能离开，他们已不能独居而“不得不”跟随群体生活。
但这种“强制”方式比起奴隶的枷锁和死亡威胁下的直接强制方式以及随后稍有缓释但却仍然存在的封建直接强制方式应该如何评论？
今天，资本的“强制”形象由马克思勾画编排出来，它是原始的，人在自由时代的间接“强制”关系的继续，它再具有马克思赋予的丑恶形象，也只能如同那一时期的相互依存关系产生的“强制”一样；而马克思却把这种“强制”怒斥为：比奴隶的枷锁和封建的锁链更加残暴和更加贪婪的强制关系。他也由此开始导演了一场这种武力直接强制的历史大回放，用专政的直接强制方式取代资本的间接强制方式。
马克思也许并不知道他也在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象资本，象封建制，象奴隶制这样庞杂的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关系和系统，他的强制力在规模上，在效果上，在作用上，在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和以宗法的，宗教的间接强制和约束为基础的强制制度。伴随他的阶级专政理论，他在政治经济领域大肆宣扬武力直接强制远比资本的间接强制温和和亲切，世界和平因此被破坏，半个地球的劳动人民又陷入了武力直接强制的奴役之下。
讨论的内容与政治经济学多么的大相径庭，这种批判哲学使资本远远脱开了它那形而上学的外壳而被强制到政论的沙场上。在这个沙场上，政治经济学失去了它的功能；这门科学不再是为人类的发展，为国家的富足和威力，为国民的自信和幸福生活服务的科学，而成了一门道地的斗争哲学。
可又在几乎同一个地方，马克思这样对资本描述道：“假设这个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并且满足于工人的生活，那么只要有再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比如说每天8小时，对他来说就够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够8个劳动小时用的生产资料。但是，资本家（即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的这个工人，这时马克思叫他做‘资本家’，是因为他不知满足）除这8小时外还要工人再进行比如说4小时剩余劳动，这样，他就需要一个追加的货币额，来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的必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为了使他的生活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8倍。”（同上书第341一342页）。
我们倒要问，怎样来增加呢？难道靠资本家念一个咒语？在这种意义下谈增加资本，总得靠预先积累，靠政治经济学中那种勤劳、节俭的积累，而不至于又是用劫掠和杀戮吧。资本家不可能一当资本不够时就去发动一场战争。当然他此时也不能用剥削的这种手法啦，因为此时还是他自己在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又是自己在劳动，如果他要剥削的话，就只能剥削他自己。这一下矛盾又一次显露出来，马克思自己显然一点没有察觉，否则他就不会写出后面那几卷来。
要置资本于死地，只是用“原始积累”的悲惨经历还不够，①资本一方面也是依靠劳动剩余积累形成的。而如果要说人的需求是有限的，劳动的收获总可能会大于人的需求，所以就会有所剩余，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人的需求永远都不会满足。那劳动剩余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它实际正好说明人的需求太大，为了谋求更大的需求而对劳动所得的暂时节欲。政治经济学，包括我们的文学都把这种暂时的节欲称之为节俭。但马克思对此嗤之以鼻。出于对资本的厌恶和对积累的憎恨，他要重新审查劳动剩余，因为只有否定劳动剩余的节俭积累，才能达到批判资本的目的。于是，马克思建立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说起，不过马克思的“劳动过程”要晚得多。尽管他首先已强调，“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他还是一开始就置“劳动”于资本主义形式下，从劳动已有大量机会利用非所有权的资本的较晚
①马克思把资本的预先积累称之为：“原始积累”，并用此专列—章。在其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充满仇恨的人类生存的罪恶史（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
时期，即资本在较大规模下运用，个别劳动者自己使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的现象只是这个时期的支流这样一种社会形式下来考察劳动过程。
在这个过程（即劳动过程）的叙述中，马克思开始只是泛泛而谈。例如：“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
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等等。不过他在之中说道：”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同上书第203、205页）。这种认识的流露，对他在后面把资本分割为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显然是一个败笔，但他又不得不承认事实。
这样叙述显然事倍功半，他于是抓了一个资本家，并从他“狡黠的眼光”开始，把从对物的叙述变成了对人的轻蔑。因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这一位主角先生不满足于价值形成过程而坚持要超出这个界限实现增殖，才带来了人间的种种不愉快，他说道：“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超过这一点，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同上书第221页），而这个过程“正是他（这个资本家）发笑的原因”。（同上书第220页）。
可我们只要细心地想一想，如果这个资本家不会笑，也就是说，不论他投人多少资本，他都只能形成这个资本，他投人一佰，收回的也是一佰；所有的一切努力，都是象孙悟空在如来佛手心中的筋斗一样，那他还会去自找镇压吗？他还用得着资本吗？这个时候，他就只会把已足够自己使用外的一切也都消耗掉。这样一来，人类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①
从这两个过程中吸取了灵感后，马克思开始了对资本的分解。
我们知道，利润是就资本的增益来讲的，资本就是用来再创造财富的财富。但这样就掩盖了剥削，必须要把资本中的一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否决掉，把增殖的作用全部加在活劳动上，才能实现“揭露”剥削的目的。
为此，马克思说道：“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和把旧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时间内达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同上书第255页）。并且，“就生产资料来说，被消耗掉的是它们的使用价值，由于这种使用价值的消费，劳动制成产品，生产资料的价值实际没有被消费”（同上书第234页）。
被否决的正是资本中这个生产资料的部分，马克思称它“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就把它称为“不变”资本。
①马克思特别强调单纯价值形成的必要劳动，他说道：“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一卷578页），而真的有一天实现了这一点，那人类的末日也就随之实现了。
好像这个不变资本是一种天然服务。当你建造房舍，修造机器的时候，我在一边欣赏，当你建好房舍，造好机器的时候，我就住进去，然后按时付给你的只是这座建筑和其中机器的消磨折旧费。一切都是合理的，因为我付足
了房屋和机器的消磨折旧费，它们的价值就还在；当房屋倒塌机器报废后，一切就又原封不动回到了你手里。只是时间过去了，你的苦心白费了。
如果真的筹备生产资料只是某些人的义务，那人人都乐得坐享其成，剩余就不可能会有，资本就不可能形成。
紧接着马克思对劳动力却说道：“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即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却不是这样。当劳动通过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并保存下来的时候，它的运动的每时每刻都会形成追加的价值，形成新价值。……劳动过程在只是再生产出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并把它加到劳动对象上以后，还越过这一点继续下去。要再生产出这一等价物，6小时就够了，但是劳动过程不是持续6小时，而是比如说持续12小时。这样，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同上书第234—235页）。
于是，“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可变资本。”（同上书第235—236页）。
这样，资本中就只有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才是资本，因为只有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才创造价值，既创造原资本的价值，恢复了旧价值，又创造了新价值（预付给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同上书第234页），更又创造了剩余价值。一切都是可变资本的变化作用，孙行者只有七十二变，可变资本却有无数变。
但马克思又不得不把不变资本叫做不变资本，因为他意识到，没有不变资本参加，可变资本也变化不了。于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产生了这样一对荒诞的对词。
在否定了不变资本的资本作用以后，马克思把资本增殖的这两个部分即新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划归了活劳动。新价值已作为工资付给了劳动者，剩余价值也应同样交出来，但不是交给劳动者，而是以各种社会扣除的形式交给劳动者的代表。
可怜的劳动者们，总是被强霸者压制和欺骗的群体，刚刚建立的民主制度下远处于弱势时常被欺凌的他们，又产生了新的强权者以为工农鸣不平为借口要强夺劳动成果。剩余价值总不能归在共同劳动的人们名下公平分配，它要么被强势者即所谓资本家借势过多占有，要么要被归在所谓劳动者的代表名下。
马克思的根据是，没有劳动者的现在劳动，机器就不会运转，产品就生产不出来。但没有机器和相关的厂房设施这些过去劳动呢，产品是否也能同样生产出来，他看不到；实际只是这个时候看不到，前面他就看到过，后面他还要看到。因此他激动地谴责资本家，要资本家把已经实现资本后的剩余价值全部交出来。
交给谁？为什么不能由共同创造它的人们公平合理地分配，为什么要交给那些根本不劳动，与财富创造根本不沾边的政客和意识形态者呢？这些人是以“社会扣出”的名誉要占有这一部分财富，而这个“社会扣出”是没有底限的；这不是又把劳动者推入没有底限的盘剥和压榨之下。这种状态下的生产力自然又会象过去一样处于几近窒息的状态下。
但在另一种场合，马克思又声称资本是资本家用剩余价值一次次积累形成的，而剩余价值又是工人创造的，因此资本也是工人的，他鼓动强夺资本，占有生产资料，把机器和厂房全部收归统治者所有。这时他又看到了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的重要了，没有它们，产品同样生产不出来，没有它们，劳动就只是一句空话。
马克思显然是别有用心地要把这种资本自主运用方式的劳动过程看成是原始采撷过程，就象资本是自然物产—样，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利用这个自然富源尽力采撷，而收获只按采撷来定。因为自然物产是不会向采撷者要求代价的，资本也就不能要求代价。这种劳动秩序如果永恒的话，劳动资本就不可能形成，人类将永远驻足于自生自灭的动物状态。
从剩余价值的资本占有，马克思即判定了资本的剥削（不管这是否过于草率，反而会掩盖现实存在的剥削）；这一立论即是以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来确定的，那么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率，就可确定为资本的剥削程度。即如果剩余价值被资本全占有时，剥削程度就为100％，如果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半时，剥削程度就为50％。但这对宣扬剥削，扇动阶级仇恨还不够有力，马克思为此在理论上把从宣传上说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改为对剩余价值的产生；他的剩余价值率就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①
于是，剥削程度就变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率。这种剥削程度的判定方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危害性的后果，我们请看下面的分析：
马克思先把总资本C（见《资本论》中马克思使用的符号和公式，下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变资本c，另一部分是可变资本v，即C=c十v.当生产过程结束后，得到的产品价值=c+v+m（剩余价值）。这时的总资本就变为——
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已经远不是斯密说的剩余产品，斯密的剩余产品是就总资本说的，它实际就是资本的利润。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是就他的可变资本说的，构成资本生产资料部分的不变资本是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部分。实际上，就人类社会整体来说，生产资料才真正构成人类的劳动资本，不管单个资本家如何变通使用他的资本，都改变不了人类整体对已有生产资料的物质利用状况，因此，马克思的所谓可变资本纯粹是一个意识形态产物，它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相去甚远。
C+m= C‘。
马克思说：“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它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因为这个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价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决定，所以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m／v=剩余劳动／必要劳动。……
“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44—245页）
马克思对此举例说道：“假设产品的价值=410镑（c）+90镑（v）+90镑（m），预付资本=500镑，因为剩余价
值=90，预付资本=500，所以……剩余价值率不是=m／C或m／c+v，而是=m／v，也就是说，不是90／500而是90／90=100％，比表面的剥削程度的5倍还要多。……因此，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44—245页）。
马克思之所以要采用这种剥削程度的判定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说后面这句话，他要从物化劳动的形式和流动劳动的形式上表现的工人为自己的劳动和为资本劳动的比率来判定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
可这种比率却正好说明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或社会不同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因为技术进步就意味着生产中所耗用的劳动量越来越少，社会发展也表现出人类生产劳动中生产资料即所谓不变资本占的比例越来越大。①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判定方式就只能使他的理论走人绝境，进而引导它的追随者们拥入死亡狭谷。
我们来看，如果一个资本的构成是50c+50v+20m，那么剩余价值率m‘=20／50=40％；另一个资本的构成是80c+20v+20m，那么剩余价值率m’=20／20=100％。如果我们因此得出结论说，前一个资本因为剩余价值率低，它的剥削就少，它就要善良一些，后一个资本因为剩余价值率高，它的剥削就多，它也就要残酷得多，那我们就真的要误进八阵图了（诸葛亮摆的迷阵）。从前一个资本的构成来看，它的生产资料所占的比例较小，必然代表一个相对陈旧落后的生产设备，其生产条件和生产环境必然较差，它尽管使用了较多的劳动力，但在落后的生产设备和在恶劣的生产环境下，人均创造的价值当然就低；而后一——
①在马克思的m／v这个分式中，v所代表的只是总资本中所需的劳动量，或者说仅只是总资本中劳动量所占的份额，m在通常认识中就是资本的利润（当然它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远比利润更大），它是由c+v来共同推动的，而不是马克思理解的那样仅仅只是由v来推动。当—个资本中c的比重加大时，在v不变甚至减小的情况下，m必然会增大，这种情形反映的真实情况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用马克思的m‘=m/v公式却反映出工人遭受剥削的程度在加大。因此，照马克思的这个公式，社会生产力越是发展，工人们的处境就越悲惨。这就是马克思的理论对社会生产力的反动性，他的m/v公式正是诱导人们进人死亡狭谷的魔鬼公式。个资本，它的生产资料所占的比例较大，必然代表一个相对先进优良的生产设备，其生产环境必然也较好，它虽然使用了较少的劳动力，工人的劳动强度也较小，但在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在良好的生产条件下，人均创造的价值当然就高。
尽管我们仔细考察了不同行业之间，同一行业的不同资本之间，以及社会不同时期的资本构成不同的各种情况，无论怎样比较，也无法得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能够说明资本剥削程度大小的情况。相反，这种所谓剩余价值率较高的资本，不但不是剥削程度较大，它说明的正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情况，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的是工人劳动强度的降低，工作时间的减少和工作环境、条件的改善，娱乐和精神生活的增加和充实，物质生活的丰裕，而不是马克思说的那样：工人们的处境“相对”更加悲惨。
难道我们能说，在人均创造价值大的资本中，剥削就严重，而在人均创造价值低的资本中，剥削就轻微，或甚至规定生产资料即所谓不变资本所占比例大的资本，必须在剩余价值率上与落后的资本看齐。那这样一来，人类社会就只好走向倒退。
这种剥削理论并不能够揭示——马克思其实也并非真正想要揭示现实社会中由不公正和各种不平等导致的实际存在的剥削，他的意图是挑起阶级仇恨，鼓动阶级斗争；这种意识不可能得出任何科学的结论，它对消除不平等，铲除不公正毫无益处。
劳动剩余就它的存在来说，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前提，就它的产生来说，只能是勤劳、节俭的结果，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结论。不管它是国家的还是世界主义的经济学，都是这样。资本积累预示着人类社会劳动生产方式的不断改进，资本的运用方式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由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形成并决定的。迄今为止，人们还不可能寻找到比资本由所有权者自主运用更科学的运用方式。因此，马克思的思路不管从历史来说，还是从现实来说，都不但与政治经济学截然相反，更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和文明进步背道而驰。人类要谋求发展，特别是一个国家在当代世界政治背景下要谋求生存、独立、强盛、权力和繁荣，它的人民要寻求幸福、美满和舒适、愉快的生活，就必须立足现实，依靠我们的劳动、勤奋、智慧和节俭，而不是暴力和那些不求实的空话。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