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月,北大学生张国焘、康白情、许德珩及一位天津女学生到上海拜访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说:

“你们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许德珩等回答:

“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政府抗争,只因为没有拿起枪来,就不算革命吗?”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论上层的宫廷政变,还是下层的农民起义)都是暴力造成的,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反复地表明,暴力,只有暴力才是决定中国政治的最后声音。

辛亥革命正是因为袁世凯凭借了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北洋军,既迫使清帝退位,又迫使革命军妥协让步的。袁氏称帝则不但面临着西南的武力反抗,而且他嫡系的北洋大将段虎、冯狗等也纷纷投了反对票,因此他才不得不脱下皇袍,在一片叫骂声中死去的。

此后中国舞台上上演的一出出都是武戏,督军团也好,张勋复辟也好,马厂誓师也好……,所谓直系、皖系、奉系都只不过是暴力的代名词。

追求民主共和,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关注暴力问题。辛亥革命之前,他自述有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辛亥革命以后,从二次革命、肇和军舰起义到北伐,他所重视的也是暴力。所以他才会对“五四”学生说出这番话,暴力革命的传统已经渗入他的骨髓里,所以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只是赤手空拳地与北洋政府抗争而已。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权力的更迭是和平的,整个中国史就是一部弥漫着血腥味、火药味,充满了刀光剑影的历史。孙中山在黄埔建军以前并没有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所以在和袁世凯、和形形色色的军阀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屡屡受挫,发出了“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感叹!国民党也只有在掌握了一支强大可靠的军队以后,才能到南京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这是孙中山晚年留给他缔造的国民党、蒋介石的遗产。孙中山去世前并没有选择蒋介石为接班人,他当时的安排是由胡汉民负责民政,汪精卫负责党务,廖仲恺负责财政,蒋介石充其量只是掌握军事的人选。但在一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时代,注定了蒋介石这个黄埔军校校长将成为国民党的头号强人,这是中国式的必然逻辑。孙中山对此无可奈何。

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懂得其中的奥秘,黄埔建军起家的蒋介石也懂个中三味,连深受西方近代文明影响的孙中山也认为只有拿起枪杆子才算“真正革命”!

“五四”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给中国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暴力革命传统的先例。它并不诉诸武力,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思潮的力量,立足于文化启蒙,唤醒青年、号召民众。它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势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并不是从政治层面入手,以夺取权力为目标。这一些是一辈子从事暴力革命、政治革命的孙中山所难以理解的。虽然他在“五四”运动后也领悟到思想的重要性,1920年2月,他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起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唱。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新,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三卷,347—348)

可见在他这里思想仍然是服务于政治的,是第二位的,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他的“心理建设”——“知难行易”也仅仅是为了政治的需要提出来的。在近代社会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以孙中山锐利的现代眼光也没有发现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首先是建立在几百年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基础上的。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遗憾!

当然,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五四”开创的启蒙事业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夭折了。“五四”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是一个未完成的题目。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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