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学人同敬的何家栋先生，不幸于2006年10月16日12时20分在北京同仁医院病逝，仅仅两天就被迫在北京匆匆火化！一些号称“和谐”者为何不让何家栋先生“和谐”从容地辞世——与众多朋友最后一别？这种远甚于对一般“两头真老头”特别压迫的根本原因，我以为可能在于：何家栋先生以他“中共出版家”60年的独特一生，证明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从无出版自由。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明写有“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何家栋先生以一系列亲历的经典风波一再铁证：中国近六十年来从无言论出版自由！何家栋的存在，让专制者深感难堪，所以，何家栋先生必须在死后两天便匆匆火化，尽快消失！
就像刘宾雁是“新中国”报告文学“干预生活”的“全陪”，何家栋是“新中国”出版界“闯红线”的“全陪”——没有谁比何家栋更典型地贯穿了“新中国”出版界的一次次专制风暴。
自幼受到父辈自由民主理想激励的何家栋，于1938年投奔扛“新民主主义”旗帜的中共，1945年开始直接追求出版自由——于北平（北京）参与创办中外出版社，在“白区”秘密再版延安发行的《白毛女》、《李有才板话》、《中国通史简编》等禁书。不料四年后“新中国”成立，何家栋创办工人出版社，中国出版界反而由民国时出版自由不多的“白色恐怖”，变为毫无出版自由的“红色恐怖”。何家栋最初善解为这是“社会转型初期”的“临时戒严”，一时还积极配合变通，“为党当枪手”，急“救星”所急，编创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红色文学”，甘当《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赵一曼》、《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等革命故事的执笔人。到1956年，何家栋觉得“临时戒严”该松一松了，便大胆地出版刘宾雁“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结果定罪“向党进攻”归入“右派”。1962年因参与小说《刘志丹》的写作出版，又被钦定“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的大罪人。
原以为文革过去，宪法可以兑现，毫无出版自由的“红色恐怖”可终结，谁料虽然“改革开放”了，1979年重新改写出版的《刘志丹》，却马上再次遭禁；1984年何家栋主编《开拓》杂志，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结果被令销毁全部刊物，受到“提前离休”的“优待”；1988年6月，在于光远等人支持下，何家栋接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仅仅生存一年，1989年6月11日又被迫停刊；2004年5月，与陈子明合作，何家栋出任《改造与建设》网站法人代表，不到一年，《改造与建设》奉旨关闭。
更可叹，何家栋先生临终编辑的自选集《何家栋文集》书稿，竟然被人在2006年10月17日凌晨5点钟从出版者丁东家强行搜走！可怜何家栋先生追随马列68年，以“职业革命家”的热情从事出版事业整整60年，却四十年入准宫，十四年流放，七遭获罪，到死也不能自由出版一本自己的文集！
难能可贵，何家栋先生始终毫不妥协——2005年6月25日，他在接受我采访时，说到因批评中宣部而被迫离开北大的焦国标，动情地大声疾呼：“保卫焦国标就是保卫言论自由！”如今我们可以说，哀悼何家栋就是我们自我维权！就是揭露大陆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真相！
面对何家栋，谁能说中国有出版自由？谁能说中国有宪法？连宪法都是空话，岂能有希望“和谐”？
2006年10月27日于深圳“早叫庐”
首发议报第2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