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为什么中共官场腐败无可救药?
据国家审计署报告,所有中央部委,“全都有问题”,足见官场腐败的大规模、大面积、和高规格。所谓“反腐”,愈反愈腐。有一个比方说:让中共大小官员排队,如果朝他们每人开一枪,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开一枪,肯定有漏网的。
有人说,即便民主国家,也还存在腐败,但数量极少,比例极低,通常在5%以下;而中国官场腐败率却高达95%以上。量变带来质变。如果说,某种腐败,来自人性的贪欲,即便再过一万年,还可能存在。在民主国家,人性的贪欲受到制度的强力约束。但在中国,人性的贪欲却得到制度性的张扬,变成制度性的腐败。这便是两者质的差别。“透明国际”近年发布报告,中国清廉指数仅为3.4分,与叙利亚并列世界第71名,属于重度腐败国家。遍地贪官。中共多名落马高官不约而同道:“共产党迟早玩完,得准备一条后路。”这类“大实话”,准确解释了中共贪官飞蛾扑火般“将腐败进行到底”的行为心理。
排斥透明与公开、拒绝监督与制衡的一党专制制度,为官场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有限的资源朝权力倾斜,不断为“强者”洗劫、瓜分。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或者,越靠近权力越富,越远离权力越穷。可以断言:只要制度不改,人治不废,中共官场的腐败就无可救药。
12.为什么中国富豪大都锒铛入狱?
每当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中国富豪榜,人们不久就发现,这些树大招风的人物,纷纷从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先富起来,等于先捕起来。在这个长长的囚犯榜上,挤满了名列前茅的富豪:牟其中,杨斌,袁宝璟,周正毅,禹作敏,刘晓庆,李经纬,胡志标,陈凯等等,还没有算上那些亡命天涯的,如仰融、赖昌星等。中国富豪榜,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囚犯榜。
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其间,一个鼎鼎大名的富豪责备学生“太过份”,“耽误”了他“做生意”,因而“支持政府镇压”。此人就是当时的“中国首富”牟其中。1999年,牟其中以“诈骗罪”入狱,被判无期徒刑。正是他当年举双手支持的那个政府,10年后把他送进了监狱。
人治的要害就在这里:政策变来变去,今天你是合法的,明天你就是非法的。自以为精明的牟其中,竟不明白一个极其简单而又浅显的道理: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就没有经济上的权利。没有健全的民主与法治,就没有发财致富的长远保障。
近30年的“改革开放”,将一干贪官与奸商培植成“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尤其“三个代表”理论出笼后,官商合谋,沆瀣一气,携手致富,更形登峰造极。然而,政策一变,权争一起,他们顿时沦为牺牲品。
今日座上宾,明日阶下囚。中国富豪们的下场证明,在极权与人治的环境里,所有发家致富,都不过是黄梁一梦。所有荣华富贵,都不过是过眼云烟。搭载于一艘即将沉没的巨轮,覆灭的结局可想而知。
13.中国民众负担有多重?
教育昂贵,医疗昂贵,住房昂贵,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而在这“三座大山”之上,还有更大的“大山”,其重量超过“三座大山”的总和。那便是中国人民被迫养活的中共庞大官僚集团。
“党领导一切”,“党指挥枪”,在这类口号下,中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党国”。上到中央,下到基层,所有机构,都重叠设置党政两套班子,连军队、公检法、企业、以至于大中小学都不例外。
仅为养活中共这党政“两套班子”,中国民众就要承受相当于他国民众两倍的负担!更何况,中共自己承认不止“两套班子”,而是“五套班子”!西汉时,每8千个老百姓才养活1个官;如今的“人民共和国”,每26个老百姓就要养活1个官。何者为名副其实的“封建剥削社会”?一目了然。
在“解决组织问题”的利益驱使下,中共党员人数继续膨胀,仅从1997到2002年5年间,中共党员人数就暴涨了近600万,达到6635.5万人,相当于或超过世界上一些大国的人口。为了养肥这些多如牛毛的寄生虫和吸血鬼,中国人民被迫用自己的血与汗,承受堪称世界上和历史上最最沉重的负担。
每年,中共各级官员车马费就达到3000亿(仅此一项,就超过中国教育和医疗经费总和);招待费就达到2000亿;出国“培训考察”费就达到2500亿。官多如蚁,丑闻满天。跑官、买官、卖官,明码实价,司空见惯,使中共官场腐败成为“绝症”。
14.为什么有些中国人满足现状?
最近30年,中国经济取得一定发展,民众生活得到一些改善,有人为此产生“自豪感”,陶醉于“强国梦”。这本无可厚非。然而,有些民众因为自己满足于现状,而反感和抵制所有对中共政权的批评,则不免迷失。
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一波波人间浩劫,导致经济崩溃,国力衰落,饿殍遍野。中共对中国进行了有计划、有系统、有组织的长达30年的破坏,把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推落到历史的最低点。
拿现状与这种历史的最低点比较,有人就产生了满足感。这是一种心理反差,来自于中共当局的蓄意制造。一方面为了防范人民清算,中共封杀历史,制造遗忘,要求人民“向前看”;另一方面却拿现在的经济成就,处处与“文革”或“大跃进”时期相对照,无意间让人民“朝后比”,营造“进步”的假像。
中国历史上有的是鼎盛时代。周朝文王之治、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清朝康干盛世等等,均国强民富。那些年代,中国经济产值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往往占世界总产值一半以上。而今日中国号称“高速增长”,经济产值也不过世界总产值的4%,人均产值更是敬陪末席。
没有历史长河中的纵向比较,也没有世界空间里的横向比较,比较的范围仅仅局限于过去的半个世纪,对中共来说,是它自己跟自己做比较;对一些民众而言,是拿他们短短人生中的前后经历作比较。由此得到的“心理反差”,就是部分中国人满足现状的由来。
15.中国人富起来了吗?
常常听说“中国人富了”。诸如:几个沿海城市的人均收入,已经“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到境外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尤其在东南亚,中国人出手阔绰,“把日本人都比了下去”;在世界各地赌场,中国人成了主要客源……
然而,农村人口依然高达7.5亿,构成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收入极低、负担极重。进城打工的民工,工资微薄,且惨遭拖欠,无数民工为讨薪而走上绝路。大量农家子弟失学,并不时传出悲剧:考上大学前后,因交不起学费,或孩子卧轨,或母亲上吊,或父亲服毒。
中国号称“世界最大市场”,却一直面临“内需不足”的尴尬。原来,中国人消费水平极低,竟低于世界平均消费水平的20%!等同于非洲穷国。中国人不敢花钱,而执着于存钱。况且,官方的贫困标准,二十多年不变,掩盖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贫困真相。
邓小平有言在先: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富起来的“少数人”便是:贪官、奸商以及投靠权贵的“社会精英”。出国消费的中国人,大多是中共党员干部,他们在境外一掷千金,挥霍的,要么是公款,要么是直接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的不义之财。竟至于国内稍稍限制官员到境外赌博,在中国周边国家就有数十家大型赌场应声而垮。正是这些中共“贪官”给世界制造了“中国人富起来了”的假像。
首发北京之春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