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为什么中共官场腐败无可救药？
据国家审计署报告，所有中央部委，“全都有问题”，足见官场腐败的大规模、大面积、和高规格。所谓“反腐”，愈反愈腐。有一个比方说：让中共大小官员排队，如果朝他们每人开一枪，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开一枪，肯定有漏网的。
有人说，即便民主国家，也还存在腐败，但数量极少，比例极低，通常在5%以下；而中国官场腐败率却高达95%以上。量变带来质变。如果说，某种腐败，来自人性的贪欲，即便再过一万年，还可能存在。在民主国家，人性的贪欲受到制度的强力约束。但在中国，人性的贪欲却得到制度性的张扬，变成制度性的腐败。这便是两者质的差别。“透明国际”近年发布报告，中国清廉指数仅为3.4分，与叙利亚并列世界第71名，属于重度腐败国家。遍地贪官。中共多名落马高官不约而同道：“共产党迟早玩完，得准备一条后路。”这类“大实话”，准确解释了中共贪官飞蛾扑火般“将腐败进行到底”的行为心理。
排斥透明与公开、拒绝监督与制衡的一党专制制度，为官场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有限的资源朝权力倾斜，不断为“强者”洗劫、瓜分。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或者，越靠近权力越富，越远离权力越穷。可以断言：只要制度不改，人治不废，中共官场的腐败就无可救药。
12.为什么中国富豪大都锒铛入狱？
每当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中国富豪榜，人们不久就发现，这些树大招风的人物，纷纷从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先富起来，等于先捕起来。在这个长长的囚犯榜上，挤满了名列前茅的富豪：牟其中，杨斌，袁宝璟，周正毅，禹作敏，刘晓庆，李经纬，胡志标，陈凯等等，还没有算上那些亡命天涯的，如仰融、赖昌星等。中国富豪榜，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囚犯榜。
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其间，一个鼎鼎大名的富豪责备学生“太过份”，“耽误”了他“做生意”，因而“支持政府镇压”。此人就是当时的“中国首富”牟其中。1999年，牟其中以“诈骗罪”入狱，被判无期徒刑。正是他当年举双手支持的那个政府，10年后把他送进了监狱。
人治的要害就在这里：政策变来变去，今天你是合法的，明天你就是非法的。自以为精明的牟其中，竟不明白一个极其简单而又浅显的道理：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就没有经济上的权利。没有健全的民主与法治，就没有发财致富的长远保障。
近30年的“改革开放”，将一干贪官与奸商培植成“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尤其“三个代表”理论出笼后，官商合谋，沆瀣一气，携手致富，更形登峰造极。然而，政策一变，权争一起，他们顿时沦为牺牲品。
今日座上宾，明日阶下囚。中国富豪们的下场证明，在极权与人治的环境里，所有发家致富，都不过是黄梁一梦。所有荣华富贵，都不过是过眼云烟。搭载于一艘即将沉没的巨轮，覆灭的结局可想而知。
13.中国民众负担有多重？
教育昂贵，医疗昂贵，住房昂贵，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而在这“三座大山”之上，还有更大的“大山”，其重量超过“三座大山”的总和。那便是中国人民被迫养活的中共庞大官僚集团。
“党领导一切”，“党指挥枪”，在这类口号下，中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党国”。上到中央，下到基层，所有机构，都重叠设置党政两套班子，连军队、公检法、企业、以至于大中小学都不例外。
仅为养活中共这党政“两套班子”，中国民众就要承受相当于他国民众两倍的负担！更何况，中共自己承认不止“两套班子”，而是“五套班子”！西汉时，每8千个老百姓才养活1个官；如今的“人民共和国”，每26个老百姓就要养活1个官。何者为名副其实的“封建剥削社会”？一目了然。
在“解决组织问题”的利益驱使下，中共党员人数继续膨胀，仅从1997到2002年5年间，中共党员人数就暴涨了近600万，达到6635.5万人，相当于或超过世界上一些大国的人口。为了养肥这些多如牛毛的寄生虫和吸血鬼，中国人民被迫用自己的血与汗，承受堪称世界上和历史上最最沉重的负担。
每年，中共各级官员车马费就达到3000亿（仅此一项，就超过中国教育和医疗经费总和）；招待费就达到2000亿；出国“培训考察”费就达到2500亿。官多如蚁，丑闻满天。跑官、买官、卖官，明码实价，司空见惯，使中共官场腐败成为“绝症”。
14.为什么有些中国人满足现状？
最近30年，中国经济取得一定发展，民众生活得到一些改善，有人为此产生“自豪感”，陶醉于“强国梦”。这本无可厚非。然而，有些民众因为自己满足于现状，而反感和抵制所有对中共政权的批评，则不免迷失。
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一波波人间浩劫，导致经济崩溃，国力衰落，饿殍遍野。中共对中国进行了有计划、有系统、有组织的长达30年的破坏，把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推落到历史的最低点。
拿现状与这种历史的最低点比较，有人就产生了满足感。这是一种心理反差，来自于中共当局的蓄意制造。一方面为了防范人民清算，中共封杀历史，制造遗忘，要求人民“向前看”；另一方面却拿现在的经济成就，处处与“文革”或“大跃进”时期相对照，无意间让人民“朝后比”，营造“进步”的假像。
中国历史上有的是鼎盛时代。周朝文王之治、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清朝康干盛世等等，均国强民富。那些年代，中国经济产值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往往占世界总产值一半以上。而今日中国号称“高速增长”，经济产值也不过世界总产值的4%，人均产值更是敬陪末席。
没有历史长河中的纵向比较，也没有世界空间里的横向比较，比较的范围仅仅局限于过去的半个世纪，对中共来说，是它自己跟自己做比较；对一些民众而言，是拿他们短短人生中的前后经历作比较。由此得到的“心理反差”，就是部分中国人满足现状的由来。
15.中国人富起来了吗？
常常听说“中国人富了”。诸如：几个沿海城市的人均收入，已经“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到境外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尤其在东南亚，中国人出手阔绰，“把日本人都比了下去”；在世界各地赌场，中国人成了主要客源……
然而，农村人口依然高达7.5亿，构成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收入极低、负担极重。进城打工的民工，工资微薄，且惨遭拖欠，无数民工为讨薪而走上绝路。大量农家子弟失学，并不时传出悲剧：考上大学前后，因交不起学费，或孩子卧轨，或母亲上吊，或父亲服毒。
中国号称“世界最大市场”，却一直面临“内需不足”的尴尬。原来，中国人消费水平极低，竟低于世界平均消费水平的20%！等同于非洲穷国。中国人不敢花钱，而执着于存钱。况且，官方的贫困标准，二十多年不变，掩盖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贫困真相。
邓小平有言在先：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富起来的“少数人”便是：贪官、奸商以及投靠权贵的“社会精英”。出国消费的中国人，大多是中共党员干部，他们在境外一掷千金，挥霍的，要么是公款，要么是直接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的不义之财。竟至于国内稍稍限制官员到境外赌博，在中国周边国家就有数十家大型赌场应声而垮。正是这些中共“贪官”给世界制造了“中国人富起来了”的假像。
首发北京之春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