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大书特书的政治犯

刘贤斌入狱已经7年了,有关他的文字并不多见。高墻关得住人的身体,却不应关住一个人的名字,但在物欲横流的犬儒时代,一个名气不大的政治犯,会引起多少人的兴趣?大家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也许正如一位朋友所说:本该大书特书的刘贤斌,这位被捕在中国互连网普及时代之前的勇士,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也许,时光那拖沓的脚步,还要在贤斌的身上,重重地踩过6年的每一个日子。这种漫长的蹂躏,使人感到透不过气来。令人欣慰的,世界并没有把他忘记,在他获得魏京生人权奖的那个夜晚,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自他入狱,几乎时时感受到他被囚禁的那种痛苦,孤独时的许多诗歌,也都为他所写。我和贤斌相识于1994年,那年,我24岁,尽管已经初历坎坷,却仍是处在并不深识愁滋味的年龄。找到一个机会,想也没想就去了北京,怀揣着投奔革命的热情,在王丹家中,结识了刚刚出狱的刘贤斌。

贤斌对北京要比我熟悉,他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因为参与纪念六四等活动被捕入狱,1993年刑满释放后,在四川稍事休整,便重返北京,进行他的“二次革命”。

开始,他没有住处,我便要他搬来和我同住,不久,他在清华大学附近租了间平房,安顿下来,但仍和我离得很近,我们的交往,便一直延续了下去。我不知道他的生活来源是什么,但这不是问题,我甚至都没问过他,那个时候,大家都没生活来源,活下来的诀窍是:尽量减少消费,寻找机会打工。

通过贤斌,我认识了原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马少华,马少华已是“二进宫”了,这次刚刚从西安看守所里放出来,他告诉我,出狱后他是打算安心去养猪的,可是一见到刘贤斌,他的“革命热情”便再次高涨。

贤斌经常到我的住处找我,我们在北大未名湖畔边走边聊,在求知欲旺盛的年龄,我们不再有求学的机会,这样的聊天是我们获取知识的一种途径。有时,我去清华园,在他的小屋子里,一起吸烟,我吸烟的习惯,还是贤斌带给我的。

不久,妻子因为我的缘故,失去工作,她也来到北京,和我一起开始了漂泊生活。我们搬家后,离贤斌住得远了,但联系依旧频繁,他几次来回北京和四川之间,除了寻找朋友,传递资料之外,回四川筹措生活费,大概也是目的之一。

其间,我们曾分别到各处联络,藉以寻找1989年的感觉,但时光不再,在各处遭受的冷遇和欢迎,其实都祇是一种友情的存续,并不具备现实的政治意义了。但这些活动,无疑给他的“犯罪”档案里,又增加了厚厚的记录。

有一次,我幸运地接到一单发放商业调查问卷的生意,如果顺利完成,我、刘贤斌、马少华三人一共可得200元人民币的报酬。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建国门一带的跨国公司办事处,三人赶到国际大厦,不久便灰溜溜地坐到路边的栏杆上。我们无法越过这些办事处的门禁系统,跨国公司工作人员冷漠的口气,使我们感到自卑,继而自嘲:“我们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连资产阶级的门厅都进不去。”

好在那时年轻,沮丧的心情很快就烟消云散,我们原封不动地将问卷退回,也许,穷困潦倒的我们,祇要编造一些调查数据,是可以将200元钱搞到手的。

在苦难与等待之中

1995年5月20日,我被北京警方从家中抓走,奇怪的是,刘贤斌竟安然无恙。我入狱的时候,妻子被迫再次搬家,新家位于刘贤斌租住的清华园附近。我被释放的当天,意外地见到刘贤斌。几个月的监禁生活,使我患了严重的疑虑症,另外,我向北京警方做过不再活动的保证,于是与刘贤斌的相邻而居,就成了一个问题。我知道,我是被密切监控的,如果我和刘贤斌在一起做事,就构成新的罪行,如果我知情不报,可能会马上被再抓进去,而刘贤斌也逃脱不掉。于是我劝他回四川暂避风险,事实上,在那一阵子的大抓捕中,贤斌得脱,实属侥幸,他的处境也确实很危险了。我想,对当时的紧张情势,贤斌还是有点担心的,同住的一个小伙子告诉我,刘贤斌去买车票的时候,因为发现身后有人跟踪,表情显得很紧张。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紧张的样子,不知道别人的描述是否属实。如果属实,那是我所知他唯一一次表现出的软弱。我知道,当时他正在和四川老家的陈明先女士恋爱。

对于监狱的生活,他比我熟悉,他当然我更懂得监禁的滋味,他曾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死囚犯被处决前几天的心理和生理变化,他告诉我,和他同号的死囚犯,行刑前几天,因为恐惧死亡,连面部发生了严重的物理变形。恋爱中的人,谁愿意过着与死囚犯关在一起的生活呢?

如果1995年的贤斌确曾因为便衣的跟踪而感到紧张,我想是他对陈明先女士的感情战胜了他的政治冲动。在清华园的小平房里,我见过陈明先的照片,对她有一种特别的感激。但时光若能倒流,我希望陈明先女士,以及我的妻子,不要嫁给贤斌和我这样的人。

贤斌这次离开北京后,我们就祇是偶尔通过电话进行联系,并且,我在尽量避免同他做不必要的联系,我知道,几乎所有的通话都被监控。有一次,我受人之托,给他寄了一张境外组织中国人权的200美元人道救济支票,对他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也同时给深圳的马少方寄了一张支票,感谢中国人权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与我们的帮助。不过,我给刘贤斌寄支票,以及另外的一些小动作,使北京警方严重不快,在很短的时间里,我的住处两次被抄,连日记都被拿去复印。

在中国,如果你选择做一个民运分子,会有人欢呼,也会有人辱骂,但是,当你身陷牢狱的时候,全世界终究会因为无可奈何而寂静下来,所有的苦难与等待,祇能由你和你的家人承担。我不想再次入狱,我想维持住一个家庭,于是,1996年,我离开了北京,和妻子一起回到济南。

此后的两年间,我一直在济南做小生意,和刘贤斌之间,也祇有很少的书信联系。突然有一天接到他的电话,而此时,他已到济南火车站。巧合的是,刚刚学会上网的我,此前一天偶然看到他在长沙被抓而又被放的消息。

老友重逢,喜从天降。一别3年有余,贤斌的热情依旧,而我,则没有他那样的乐观。我对他当时的政治活动所知不多,他给我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时的我,对政治表出的兴趣,已远不及与贤斌间的手足之情,我希望贤斌能在济南多住些日子,可是,他还要赶着去青岛,而且同行的还有一位袁亚娟女士,那天晚上,我们三人的谈话,在袁亚娟女士的《追踪中国民运二十天》中有所记载(见王建辉《有没有》)。安顿好袁女士之后,我和贤斌来到山东教育学院的操场,边散步边聊天,这是我们分别3年之后最透彻的一次谈话,他对我介绍了他主持“人权观察”和组建中国民主党的过程,我则跟他讲述1995年分别之后的复杂经历。我遗憾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他详谈,这使我后来陷入深深的自责,以我当时对社会的观察和理解,若有足够的时间和恰当的谈话氛围,或许我可以阻止他义无返顾地走向监狱。

对呼唤民主的良心人士不人道的判决

也许,即使有那样的机会,我并不能说服他,反倒是他将我说服。我知道,我们在性格上太接近,即便不是出于政治观点,我们也完全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他的热情、坦荡等性格,无一不在我身上存在,但是,我比他懦弱自私,另外,我给自己找了一个真实的藉口:家庭负担。不过,在他的鼓励下,我答应在济南适当开展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不久后开始的又一波全国性抓捕,使我对他的承诺也落了空。

多年前,我们印过一次名片,身份一栏祇有五个字:民主主义者。尽管穷困潦倒,但我们为自己能够坚持民运人士的身份而自豪。现在,我早已羞于如此自称,我的逃避,从朋友的角度看,是一种背叛,我不知道将来的刘贤斌是否还会认我这个朋友。我敬重他,因为他做了我不敢做的事,我又同情他,因为他的十三年默默无闻的刑期。据说,有关方面在逮捕他之前,做出这样的评价:“活动能力极强”、“极具反侦察能力”、“全力从事活动”、“极具危险性”,尽管我不认同这样的定性,但我知道如果我一直坚持下来,我也可能得到这样的定性,我也可能是13年的刑期。

当我走在拥挤的大街上,或在无人的深夜,想起贤斌,我会百感交集。今天,他不再从事他的政治活动,他也无法承担起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责任,他祇是一个拥有漫长刑期的囚犯。我无法忘记我们在1999年的谈话,当时他告诉我,他太疲惫了,而且感到知识老化,想找个机会上学,好好读几年书。现在回想起他说话的语气,不胜唏嘘。从学业上讲,我们的青春,在几乎无人认可的奉献中荒废了。而6年后出狱的贤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他还有机会上学吗?13年,会发生多少令人无法想像的沧桑世事,他和他的家庭又将以什么样的心情面对一个个被迫分离的日子?

我猜想,刘贤斌的重判,主要是因为他“死不改悔”的态度,从1989到1999的十年间,他从来没有停止干扰警方的清闲,但警方是否也应想到:从实际效果来讲,他并没有给社会稳定造成任何危害,他激情四溢,但从不缺少理性,对他而言,抗争行为主要表现为一种书生意气。我敢说,当今的中国,如果有人会威胁社会稳定的话,那绝不是贤斌这样的人。

贤斌从中学时期就患有肺结核,后来又曾复发,为此,他戒掉了吸烟的习惯,可是我在济南见他的时候,依旧感觉他比以前更瘦弱,以他的身体状况,怎么能承受13年的刑期折磨?这样的现实,使人感到焦急和无奈,但也使我们无法回避他的13年刑期加在我们良心上的压力。

中国历史有太多令人感到沉重的事件,需要大家进行认真的反思,但政府更应该意识到,每一次对异议人士的严厉打击,在给这个政权带来短暂稳定感的同时,也会给他们带来无法回避的新的政治压力,压缩了六四之后本来就很狭窄的政治空间,实际上是一种两败俱伤的选择。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这样一个和平抗争的知识分子,判处过于漫长的刑期,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十几年的政治打压和生存压力,已经使原有的民运力量被社会边缘化,但政府应该看到,即使年年打压,新的异议者仍然会顽强地站出来,重判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所谓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相反,这种不人道的判决使更多的人失去对政权的基本信任,实际上是政府对自己的一种政治否定,更何况,对呼唤民主的良心人士施以重判,会使人们丧失对社会公正的信心,客观上鼓励了普遍的腐败蔓延。而这种漫长到可怕的刑期,不象严肃的法律判决,更像是怀有深仇大恨的人所做的极端报复,但报复性的惩罚祇能带来仇恨和不信任,最终形成恶性循环,难道这是判决刘贤斌的本来目的吗?

我们应该意识到,刘贤斌、胡石根、黄金秋、许万平、杨天水等人以及他们背后每一个家庭的切肤之痛,一天比一天更重,谁也不应继续漠视。我们希望外界舆论能够对此给予更多关注,也希望中国政府表现出务实和灵活态度,早日使他们回归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

首发北京之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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