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人悲痛的消息传来，二○○六年十月十六日中午十二时，著名民主宪政学者、编辑家何家栋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十月十七日，获悉这个不幸消息后，我连忙与老先生的女婿、《工人日报》杂文作家及历史研究者韩三洲先生联系，但他的电话没有人接，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忙着料理老人的后事去了。
北京一些熟悉的朋友还告之，何家栋先生自知不久将告别这个世界，委托家属亲友将自己最后的作品整理出来，印成小册子送给朋友，没想到受到一些部门的注意和紧张，查来查去，为此家人很不得安宁。
千古文字狱在劫难逃
何家栋先生是一位难得的优秀出版家，他曾参与创办一度大胆放言的《工人日报》，后担任工人出版社领导职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受上级安排担任女作家历史小说《刘志丹》的责任编辑。不幸的是，不久小说《刘志丹》内部小范围印刷（约千册，还未大范围发行）徵求意见时落入康生手中，康生说：“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歌颂刘志丹，不就是贬低毛泽东在江西建立根据地的作用了么？这不是抬高在陕北根据地的反党分子高岗，要为他翻案吗？”大阴谋家用可笑又可怕的逻辑给小说冠以吓人的政治罪名。康生因为刘志丹为陕北红军创始人，后来成为中共高官的习仲勋也是陕西人，于是康生就说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支持该书出版，视习为眼中钉，急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上康生给毛泽东递条子，写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当场宣读纸条，从此开始了对《刘志丹》一案的长期审查，据说千册书涉案上万人，实为千古文字狱。作为此书责编的何家栋在劫难逃，被开除党籍，全家赶到农村，六口人每人每月只发五元的生活费，他的母亲及儿子生病时求助无门，在病困中死去。习仲勋（现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之父）也被撤掉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罪名便是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十六年之久，其中关押八年，其子习近平为此也受到迫害，被流放到陕西农村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
当年受难的除了习仲勋、何家栋外，还有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受株连关押六年。当时的一机部副部长因为作者李建彤（已去世，女作家刘索拉的母亲）提供素材，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在文革中受尽侮辱，最后批斗致死。还有一个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在文革中不分昼夜地批斗，含冤而死。出版该书的工人出版社社长也被捕，用车轮战术折磨致死。工人出版社一普通干部因与此书有关系，被打成内伤，另外一位也受电刑术折磨。更不可思议的是，刘锦华等两位普通群众因作家采访时好心地给他们带过路，就惹下大祸，最后含冤而死。习仲勋吃过饭的一家饭店经理，也被定为习的“地下交通员”，由这个经理开始滚雪球，株连到烤鸭店经理、湖南饭店经理……，整个饮食行业被株连有五十九户，被捕了十九人，其中被折磨致死的有五人。也就是说，《刘志丹》案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到一九七九年长达十七年中，陕甘宁边区被诬为“彭德怀、习仲勋、高岗黑爪牙”而遭迫害的有万人之多（引自二○○○年第一期《文艺争鸣》，北大教授钱理群文）。
屡败屡战，毫不气馁
一九五七年何家栋先生在工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工作期间，出版了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一书，没想到一下子被打成右派。八十年代末工人出版社推出著名的《开拓》文学杂志，何家栋任主编。他在《开拓》创刊号首篇发表了时为《人民日报》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因为该文不符合中共专制独裁反人民的现行方针，遭到上级指令销毁全部刊物。《开拓》出到第四期时，何先生告退。至今我还收藏了一册后来被勒令停刊的《开拓》，上有卢跃刚等人的报告文学。当年这本杂志风行一时，很多人视为珍品。
一九八○年代是中国民间社会组织蓬勃兴起的年代。当时有一份由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办的学术性报纸《经济学周报》，虽然曾被认为是经济改革的理论重镇，但到八十年代末因负债经营，面临危机，在何家栋先生、陈子明先生、王军涛先生等人的努力策划下，于一九八八年三月，由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系统内的三个所出资组建经济学周报董事会，何出任总编辑，发表了很多在当时环境下很振奋人心的稿件。但是，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风风雨雨中，《经济学周报》被迫停刊。
尽管何家栋先生一生追求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屡造打击，但他毫不气馁，他自称是“屡败屡战”，一生未曾自由过。他在担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时这样总结经验：“我的运气不好，做什么事十有九次要失败，还有一次是站在失败者一边。”
权贵资本主义＝坏市场经济
八十年代，是精神相对开放的年代，又是多种声音短暂留存的时代，改革开放是民心所向，由于自上而下的改革得到自下而上的有力推动，使得国家绝处逢生。但经历各种政治运动后的何家栋先生，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当时的实际掌权者邓小平虽把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但正如毛泽东第一次革命走到原初的对立面，邓小平第二次革命也走到拥护他上台的四五运动的对立面。进入九十年代，民间组织备受摧残，向公民社会转化的途径几乎全部被堵死。这种倒行逆施不是巩固而是削弱了执政的社会基础，想对民众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都做不到。邓小平南巡后，所谓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实际上掀起的是“全民经商，抢钱圈地”的高潮。所取得的成果，则是这样一个人人都看到的结果：市场经济，精英联盟，权威政治。贪污腐败，祸国殃民，接踵而来。对此，何家栋先生认为：如果列出一个公式，就是：精英联盟+权威政治=权贵资本主义=坏的市场经济。第二次改革的成果是以牺牲第一次改革的成果为代价的。
这便是老人最清醒的认识，也是最深刻的认识，可惜这样的老人却不能看到中国走出这个最坏的市场经济，真是最大的遗憾，同时也说明中国人经历的不幸还远远没有结束。建立自由和民主宪政制度，还来日方长。
死后才获得自由一个出版家，生不逢时，经历“反右”、“文革”、“六四”，近乎九死一生，追求真理和民主自由，却一生未曾自由过，还被当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斥责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到了晚年也不曾正式出版自己的著作，甚至自己印刷也遭到干扰和查封。或许他的遭遇和赵紫阳一样，都是死后才获得“终于自由了”这样的安慰。
首发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