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加拿大的陈沅森先生写的《佛怀煽仇录》，也许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从反面揭露中共“土改”真相的长篇小说。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土改’过去半个多世纪，地主尸骨早已灰飞烟灭。如果作者这一辈六十多岁的老人再不写出来，时间无情地推移，土改的罪恶将随着人世沧桑而湮灭。幸存者有责任把当时的真相告诉后人。笔者怀着对两百多万枉死的地主深深的同情和敬意，为完成这一历史重托贡献了一己微薄之力。”
说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尽人皆知，在共产专制下的中国，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地主富农毫无疑问是受害最深的一个群体：他们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受迫害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烈，但让人难以原谅的是，他们的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出版的文章书籍，凡是提到地主富农的，无不充满了对地主富农的极度丑化和诬蔑，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像这种纯粹丑化诬蔑的文章书籍是少多了，但是真实地描写地主富农，还地富以本来面目的作品仍然相当少见。不要说在言论不自由的的国内，甚至在言论自由的海外，这样的作品也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陈沅森先生的这部长篇小说就显得格外珍贵，格外值得我们大家关注。
不久前我曾撰文《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在那篇文章中，我主要是从陈桂棣、春桃夫妇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谈起，讲到我们还需要《中国地富调查》。我们需要对地富的状况有完整的和详细的了解。要有统计数字，也要有个案分析。我在那篇文章里强调的是各种非虚构的调查、统计、描述和研究。我没有提到像小说这种虚构类的文字表达方式。我并不是不重视虚构类文字的作用。其实，虚构类文字也有其特殊的功能。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虚构类的文字常常要比非虚构的文字更有力量。
正像陈沅森先生所说：“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这四个大地主的丑恶形象。”这就是形象的作用和力量。
人不只是理性的动物，人也是感性的动物。事实上，对大多数人而言，感性大于理性。塑造形象，编构故事，能够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情感和想像力。就这点而言，文学的作用大于哲学，小说的作用大于论文。应该承认，不少人在想问题、作判断时，常常不是靠理性的分析与论证，而是靠形象、靠想象；不是靠理论，而是靠故事。相比于理论和概念，故事和形象的一个显着优势是，它们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更容易被人们所记住。它们无须乎经过人们的思考便可直接地印入人心。一旦印入人心后，它们又可以反过来促进人们的理性思考而影响人们的感情、判断和行为。在帮助人们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同情他人时，虚构类的文学艺术往往能最好地发挥这种功能。
《佛怀煽仇录》这部小说描写的是江南某省一个名叫“佛怀”的偏僻乡村土改的故事。主人公王殿臣是个大地主，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人公道，乐善好施，深受乡民爱戴。面对土改的红色风暴，王殿臣逆来顺受，决心交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归顺新朝。但是按照共产党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王殿臣就是地方“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因此必须剪除。尽管乡民们都在为王殿臣求情，就连最先派去的土改工作组里也有人认为王殿臣应算开明地主，予以保护。但是在那些手握大权的上级领导人眼里，那愈加证明了王殿臣“阴险狡猾”，是新生红色政权最危险的敌人，更是非杀掉不可。佛怀乡本来民风淳朴，生活宁静，然而，一场土改彻底摧毁了原有的生活秩序，造成了相互仇恨，相互杀戮的血腥场面。令人惨不忍睹。
《佛怀煽仇录》这部小说当然是虚构的，但是却有着极为坚实的事实基础。土改时，作者11岁，随小学生队伍坐在斗争台下，目睹斗争地主的惨烈场景，书中许多人物、故事都是亲见亲闻，有些则是长辈、亲友暗中相告。通读此书，我感到作者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尤其是大地主王殿臣这一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尽管在理论上我早就知道，地主绝非都是黄世仁、周扒皮一类人物，但是在我的脑海里也缺少正面的地主形象。不说别的，单单是作者为我们塑造了王殿臣这样一个真实可信的正面的地主形象，《佛怀煽仇录》就为当代中国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佛怀煽仇录》这部小说，长达二十二万言，早在2003年3月就发表在“万维读者网络www.creaders.net网墨专辑陈沅森专栏”。作者希望这部书能够用纸质载体出版，并希望将来还能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有一家出版社出版此书，实令人愤愤不平。在这里，我呼吁有眼光的出版家尽快出版这部小说，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这部小说能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除非到了这一天，人们一提起地主富农，脑子里不再是或至少首先不再是浮现出黄世仁周扒皮一类形象，而是浮现出王殿臣一类形象，否则，两百万枉死的地主亡灵将永远死不瞑目。
2005年4月8日
《人与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