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著作犹如一面镜子,当一头蠢驴去照时,不可能在镜子里看见天使。
――叔本华

一 黑牌

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今天,好象对赐封的“现刑反革命”黑牌还讳莫如深,但在三十年前的毛时代,那是家喻户晓,人人必知必会的游戏规则巅峰。谁把这牌号用得最广泛最灵活,谁就很容易当官,而后越做越大,直到最后可以想给谁,谁就陷于求生难,求死更难的绝境。所以,那年头的“现刑反革命”牌多得来街头巷尾比比皆是。时时用“反革命分子”给人安套,比现在谈情说爱接吻发作发抖还快。那时候随便扯开纸箱踩平,杵上笔墨写上条目连名,再用铁丝穿过,往某某脖子一挂(包括张艺谋叫唱的“九千九百九十九哇”的少奇同志),就能荣升为万劫不复,千刀慢剐的黑五类。现在三十而立的孩子们听来好象是外星球机器人干的UFF 事。其实不然,在上世纪从中叶到晚期,是中国(大陆)人人谈虎色变,避而远之的头等大事。谁家有人“中奖”,比中世纪患黑死病还要恐怖。

那天,我脖子上的这块黑牌不轻不重,不痒不痛,照命定的习惯戴上就得低头,目光盯在胸前,不越足尖。只拘一格降姿态,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国粹世人皆知。我偷偷瞧了旁边的唐玉凡师傅,他也获得同等待遇戴上镣铐抵着头,想到曾经同工的工友,闹起矛盾过节纠纷,我深感内疚。那阵子,我还以为他是受到连累。想不到在举国风声鹤唳的抓捕皇后后党一伙时,他对我反戈一击,引起一群工友大怒,纷纷揭发他的“乱党乱军”煽动言行,万炮齐发之下,后来同归于尽。也不知他当初是见义勇为首起反书记,或是别有用心利用时局鱼跃龙门。文革中人鱼龙混杂,谁也说不清,乱世嘛。当然,这还不是主要原因。后来才知道抓捕在我厂由公司分配名额,按照百分比,需要两人倒霉,至于有罪无罪,大罪小罪,“伟光正”同志从来懒得多想。现在那些上京告状致死不休的,永远不明白这才是硬得比小平同志的老雀雀还硬的硬道理。那时候的唐师傅已经五十来岁,中等个子,头发硬朗,面额方形,微微突出的下颚,黑黝黝的肤色,给人以饱经风霜的感觉。当年,他是机修车间里的少数老工人之一,才由别的单位转来我厂年余,应该受到尊重,结果事与愿违。我们都着低头在工厂临时被征用的解放碑敞蓬货车上,双手合拢在腹前,腕上那不锈钢手铐分外耀眼,初偿专政滋味,觉得和电影里的镜头不怎么相同。

 

——《纵览中国》October 2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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