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声秋色,格外惹人感怀,“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以赛亚书),谁也不能例外。但是,有的树到了秋季并不是枯干,而是叶色更绿,就像春天发芽时一般鲜嫩。当然,这不是一般的树,而是有超强生命力的树,我们众人也能这样,因为只有起死回生的生命,才能超越死亡。

1926年4月26日凌晨,年仅40岁的著名报人、《京报》创办人、浙江金华籍的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杀害于北京天桥。从80年前的这一天起,邵飘萍先生已经向死而生了,生的从容,死的勇敢。

前几天,一本研究邵飘萍生平历史的专著《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由杭州的学人散木先生(邵飘萍外孙,其女婿之子,浙江大学法学院老师)着毕,并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此前,我和余杰等人也策划过一本有关新闻自由历史的集子《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民族出版社),提到邵飘萍先生的不畏强暴、扞卫新闻自由的壮举。不过,别说80年前,邵飘萍的行为是壮举,在8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壮举。

2006年10月24日,辽宁阜新原市委书记王亚忱案在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法院开庭,因最早报道此案多次受到威胁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也来到法院,但却被近70人围攻。2005年5月18日,刘万永发表调查报道《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一文,揭露王亚忱如何空手套白狼攫取了民营企业家高文华的上亿元资产,并将资产所有人送入牢狱11个月。据报道,采访王亚忱的记者无一不受威胁,刘万永还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受围攻的当时他报警110,尽管“警察承诺我三分钟赶到现场”,但他担心黑恶势力“一刀子下去只要三秒就能完成。人就挂在那里了”。后来,王家又到主管《中国青年报》的共青团中央指他“紧密配合辽宁省检察院,妄图用舆论杀人”(见2006年11月2日《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记者徐英/文),由此可见,在中国当揭黑幕的调查记者,是那么地艰难。

所幸的是刘万永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加坚定地做还没有完成的报道。2006年7月,我在北京一个调查记者活动中与他认识,发现他很是乐观,由于他的行为和诚实,相信贪官腐败分子只能被他的正气和手中的笔所吓倒,因为这“光在黑暗中照射,黑暗却不能领会光”。

邵飘萍被秘密枪决前后

我曾在北京当了几年记者,经常骑车路过当时位于张自忠路的段琪瑞执政府旧址(现平安大街),即“三一八”惨案发生地,又联想起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当年无一不是记者们在记录历史,把真相传播出去。

民国十五年,著名的新闻记者、报人邵飘萍临死前四天在报上刊登了一则《飘萍启事》(1926年4月22日):“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以后无论如何攻击,不欲再有所言。”当时他虽不知道必死,但已相信遇到了危险。

1926年,北京发生“3.18惨案”,请愿学生、民众在天安门集会后游行遭段祺瑞政府枪杀,死49余人。第二天,邵飘萍在《京报》上刊登《首都大流血报道写真》,并在《申报》、《京报》发表《国务院门前之屠杀》、《日英露骨之主张》《可为强有力之政府矣》等时评,给运动以舆论上的支持,北京政府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

邵飘萍先生揭露政治腐败黑幕,向来勇气有加,再者是民国有民间办报的传统,所以邵飘萍所向无敌。但是,残暴军阀的权力一旦膨胀,飘萍难免遇到不幸。1926年4月15日,张宗昌率军入京,段祺瑞政府垮台,奉张集团窃取了北京政权。他们占领北京后,钳制舆论,封闭报馆,捕杀报人。邵飘萍被迫避居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奉军决定实行诱捕。为此,他们收买了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4月24日,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两万元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张翰举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邵飘萍,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其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邵飘萍出使馆乘车回报馆的途中,被预伏军警截捕。同时,《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1926年4月25日,舆论传出《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各界代表时,竟毫无隐讳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因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无效。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遂从容就义,年仅40岁。

邵飘萍被害后,他的遗孀汤修慧于1928年恢复出版了《京报》。之后,因时局动荡,《京报》时停时出。后来因不堪累累负债,汤修慧不得已将报馆抵押出去,《京报》至此终刊。创刊于1918年10月5日,终刊于1937年7月,历经近20年的《京报》从此结束。邵飘萍从事新闻工作的14年中,他4次被捕。由他创办的《京报》是当时北京地区发行蛳最大的报纸。因发行量大,利润丰厚,创刊两年就自建了两层楼的馆舍,这是当时北京新闻界唯一的一家。现在,北京又有一家《新京报》,由南方都市报的程益中等参与创办,一向以坚守报道底线着称,为当今报业中难得的一个角色。但是,不幸的是程益中因为曝光广东的公安渎职腐败而身陷囹圄,虽几经营救而恢复自由身,但《新京报》已落入他人之手,恐怕难以坚守当初的底线。

邵飘萍先生扞卫新闻自由的壮举为后人之典范

飘萍先生主张“独立办报”,主张新闻工作者应“艰苦卓绝”;应该“虽幽囚受辱而安之若素”;应“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为使报纸坚持“独立、民主”的立场,他强调新闻记者要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成为《京报》工作人员的座右铭。

1921年元旦,《京报》刊出军阀头目的照片特刊,每张照片附以简短说明,如“奉民公敌张作霖”、“直民公敌李景林”、“鲁民公敌张宗昌”等。读者为《京报》大胆直言所吸引,踊跃抢购特刊。

1925年12月7日,《京报》又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的特刊,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冯玉祥将军”、“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等。邵飘萍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又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还反对段祺瑞,拒绝接受“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并强烈谴责军阀段祺瑞“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由于反动军阀惧怕邵飘萍的名声,又想利用《京报》为自己作宣传,施展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张作霖曾汇款30万元企图收买邵飘萍,遭到拒绝。他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于是张作霖下令:打到北京后,立即处决邵飘萍。

1999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第四种权力》提到这一段:北京政府在4月26日凌晨5时将其枪决,“枪决后,面对前来营救的上万人士竟没有一个正式的理由”。后来,飘萍先生的亲属散木先生专门在湖南《书屋》杂志2005年12期上着文《张学良残忍枪杀记者邵飘萍只为杀一儆百》提到由这本《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中称:邵飘萍被“枪决后,北洋政府面对前来营救的上万人士竟没有一个正式的理由”,“这也不是事实”。他写道:据当年《申报》所载,此次北京报界同人营救邵飘萍的十三位代表是上海《新闻报》、《时报》、《商报》和汉口《正议日报》的驻京记者以及《北京晚报》、《五点钟晚报》、《中报》、《公报》、万国电信社、神州通讯社、益智通讯社、民生通讯社、报知新闻社的记者所组成。当时上海《民国日报》也对此事做了报道:“报界同人自得邵氏被捕消息后,即于前日(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在某处开全体大会,讨论营救方法,当推定代表十三人,于五时同乘四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访张学良。当经张少帅接见,各代表将来意说明后,张答谓逮捕邵氏一事,老帅与吴子玉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邵某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惟此次要办邵某,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云云。张学良的一席话,说明逮捕且欲杀害邵飘萍是直奉联军既定的方针,虽然少帅与邵飘萍此前也有私交,但他绝不可能擅自违背已由直奉军阀各将领铁定的计划。此谓杀一儆百。直奉联军进入北京,为了借”反赤“获得出师之名,并以此控制局面,势必要拿几个人头来开刀问祭。十三位代表听了张学良的回答,面面相觑,他们不愿意失去最后的希望,又再三解释和恳请,但张学良始终没有动容。最后,张学良终于讲出这样的话来:”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他还对代表们表示:他是宁肯”一一负荆请罪“,但”此事实无挽回余地“。这时,会见已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张学良已经渐渐失去耐心,他借口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起身送客,这样一来,代表们只好含泪而归。

飘萍之死,引起全国愤慨,各界纷纷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及悼念活动,报界在显要位置刊登飘萍被杀真相,如《民国日报》的“飘萍竟被枪毙”,《申报》的“哭飘萍并告国人”,《大公报》的“飘萍君横遭惨死之真因”等。

邵飘萍先生,是早期投身报人行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一。早在1912年,邵飘萍就已经在杭州与杭辛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不久,杭辛斋加入政界,报纸由邵飘萍独立负责,他站在进步一面,揭斥袁政府的种种阴谋。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失败后,《汉民日报》被封,他东渡日本,习政法,并于课余创办通信社,投寄国内报纸,内容大都为揭露日阀侵略野心特别是“二十一条”唤起国民注意。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惭恨而死,飘萍应《申报》之聘,回国担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时年32岁。他是个风趣机敏,擅长言语交际,时刻都生活在角色中的记者。上达政府首脑,下至仆役百姓,无不乐于与之为友。他的目光时常探入视为禁区的政府内阁。1917年初,府院矛盾激化,在是否对德断交并宣战问题上,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争执不下。3月4日,段不辞而别出走天津,黎元洪被近妥协,段于3月7日23时回到北京。邵飘萍闻讯于23时30分赶到车站,人已散尽。他立即换乘汽车,直奔段的官邸,见大门紧闭,连连鸣车。警卫开门不愿放行,他坚持让警卫禀报,称有要事相告,段竟欣然接见,与他谈到凌晨3时。飘萍出官邸直奔印刷厂,将与段的谈话内容插入要闻版当天见报。在《申报》任特派记者的两年时间里,写了250多篇、22万余字的“北京特别通信”,请看一篇关于国会议员开会的报道:“缺席既多,逃席又众……竟以罚金限制之。反观之,则诸君之不得已而不缺席、逃席者,为金而已。间日来坐数小时,而年受六千之岁费,试问诸君将何以对国家,何以对国民也?”

当年轰动全国的《申报》“北京特别通信”,在民众中引起反响,应读者要求,由原一二百字专电,加长至两千余字。1918年飘萍创办编译社,向《申报》和北京各报提供编译的新闻消息,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垄断中国新闻网的格局。同年创立《京报》和新闻学研究会。其时,五四运动爆发,他连续在《京报》上发了三次特刊,一个月时间内,撰写了二十几篇评论,支持运动的开展。

前后古人,后有来者,提起民国,除了连绵不绝、哀鸿遍野的战乱,除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闹剧,最让我们不能忘情的,是还曾经有那样一批扞卫新闻自由的新闻记者,他们以殊死的抗争,为那个黑暗的社会增加了一点亮色。许多人倒在血泊之中。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活得很舒适、很风光,然而,他们却没有选择这样的生活。

今天,我们看到,邵飘萍扞卫新闻自由的壮举在今天依然是壮举。为了正义,为了良知,他们带血的呐喊,穿过世纪的风风雨雨,一直响到今天,萦绕于我们的耳畔。

《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散木先生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首发议报第275期2006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