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声秋色，格外惹人感怀，“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以赛亚书），谁也不能例外。但是，有的树到了秋季并不是枯干，而是叶色更绿，就像春天发芽时一般鲜嫩。当然，这不是一般的树，而是有超强生命力的树，我们众人也能这样，因为只有起死回生的生命，才能超越死亡。
1926年4月26日凌晨，年仅40岁的著名报人、《京报》创办人、浙江金华籍的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杀害于北京天桥。从80年前的这一天起，邵飘萍先生已经向死而生了，生的从容，死的勇敢。
前几天，一本研究邵飘萍生平历史的专著《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由杭州的学人散木先生（邵飘萍外孙，其女婿之子，浙江大学法学院老师）着毕，并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此前，我和余杰等人也策划过一本有关新闻自由历史的集子《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民族出版社），提到邵飘萍先生的不畏强暴、扞卫新闻自由的壮举。不过，别说80年前，邵飘萍的行为是壮举，在8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壮举。
2006年10月24日，辽宁阜新原市委书记王亚忱案在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法院开庭，因最早报道此案多次受到威胁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也来到法院，但却被近70人围攻。2005年5月18日，刘万永发表调查报道《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一文，揭露王亚忱如何空手套白狼攫取了民营企业家高文华的上亿元资产，并将资产所有人送入牢狱11个月。据报道，采访王亚忱的记者无一不受威胁，刘万永还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受围攻的当时他报警110，尽管“警察承诺我三分钟赶到现场”，但他担心黑恶势力“一刀子下去只要三秒就能完成。人就挂在那里了”。后来，王家又到主管《中国青年报》的共青团中央指他“紧密配合辽宁省检察院，妄图用舆论杀人”（见2006年11月2日《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记者徐英/文），由此可见，在中国当揭黑幕的调查记者，是那么地艰难。
所幸的是刘万永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加坚定地做还没有完成的报道。2006年7月，我在北京一个调查记者活动中与他认识，发现他很是乐观，由于他的行为和诚实，相信贪官腐败分子只能被他的正气和手中的笔所吓倒，因为这“光在黑暗中照射，黑暗却不能领会光”。
邵飘萍被秘密枪决前后
我曾在北京当了几年记者，经常骑车路过当时位于张自忠路的段琪瑞执政府旧址（现平安大街），即“三一八”惨案发生地，又联想起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当年无一不是记者们在记录历史，把真相传播出去。
民国十五年，著名的新闻记者、报人邵飘萍临死前四天在报上刊登了一则《飘萍启事》（1926年4月22日）：“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以后无论如何攻击，不欲再有所言。”当时他虽不知道必死，但已相信遇到了危险。
1926年，北京发生“3.18惨案”，请愿学生、民众在天安门集会后游行遭段祺瑞政府枪杀，死49余人。第二天，邵飘萍在《京报》上刊登《首都大流血报道写真》，并在《申报》、《京报》发表《国务院门前之屠杀》、《日英露骨之主张》《可为强有力之政府矣》等时评，给运动以舆论上的支持，北京政府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
邵飘萍先生揭露政治腐败黑幕，向来勇气有加，再者是民国有民间办报的传统，所以邵飘萍所向无敌。但是，残暴军阀的权力一旦膨胀，飘萍难免遇到不幸。1926年4月15日，张宗昌率军入京，段祺瑞政府垮台，奉张集团窃取了北京政权。他们占领北京后，钳制舆论，封闭报馆，捕杀报人。邵飘萍被迫避居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奉军决定实行诱捕。为此，他们收买了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4月24日，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两万元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张翰举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邵飘萍，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其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邵飘萍出使馆乘车回报馆的途中，被预伏军警截捕。同时，《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1926年4月25日，舆论传出《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各界代表时，竟毫无隐讳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因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无效。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遂从容就义，年仅40岁。
邵飘萍被害后，他的遗孀汤修慧于1928年恢复出版了《京报》。之后，因时局动荡，《京报》时停时出。后来因不堪累累负债，汤修慧不得已将报馆抵押出去，《京报》至此终刊。创刊于1918年10月5日，终刊于1937年7月，历经近20年的《京报》从此结束。邵飘萍从事新闻工作的14年中，他4次被捕。由他创办的《京报》是当时北京地区发行蛳最大的报纸。因发行量大，利润丰厚，创刊两年就自建了两层楼的馆舍，这是当时北京新闻界唯一的一家。现在，北京又有一家《新京报》，由南方都市报的程益中等参与创办，一向以坚守报道底线着称，为当今报业中难得的一个角色。但是，不幸的是程益中因为曝光广东的公安渎职腐败而身陷囹圄，虽几经营救而恢复自由身，但《新京报》已落入他人之手，恐怕难以坚守当初的底线。
邵飘萍先生扞卫新闻自由的壮举为后人之典范
飘萍先生主张“独立办报”，主张新闻工作者应“艰苦卓绝”；应该“虽幽囚受辱而安之若素”；应“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为使报纸坚持“独立、民主”的立场，他强调新闻记者要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成为《京报》工作人员的座右铭。
1921年元旦，《京报》刊出军阀头目的照片特刊，每张照片附以简短说明，如“奉民公敌张作霖”、“直民公敌李景林”、“鲁民公敌张宗昌”等。读者为《京报》大胆直言所吸引，踊跃抢购特刊。
1925年12月7日，《京报》又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的特刊，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冯玉祥将军”、“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等。邵飘萍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又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还反对段祺瑞，拒绝接受“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并强烈谴责军阀段祺瑞“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由于反动军阀惧怕邵飘萍的名声，又想利用《京报》为自己作宣传，施展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张作霖曾汇款30万元企图收买邵飘萍，遭到拒绝。他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于是张作霖下令：打到北京后，立即处决邵飘萍。
1999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第四种权力》提到这一段：北京政府在4月26日凌晨5时将其枪决，“枪决后，面对前来营救的上万人士竟没有一个正式的理由”。后来，飘萍先生的亲属散木先生专门在湖南《书屋》杂志2005年12期上着文《张学良残忍枪杀记者邵飘萍只为杀一儆百》提到由这本《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中称：邵飘萍被“枪决后，北洋政府面对前来营救的上万人士竟没有一个正式的理由”，“这也不是事实”。他写道：据当年《申报》所载，此次北京报界同人营救邵飘萍的十三位代表是上海《新闻报》、《时报》、《商报》和汉口《正议日报》的驻京记者以及《北京晚报》、《五点钟晚报》、《中报》、《公报》、万国电信社、神州通讯社、益智通讯社、民生通讯社、报知新闻社的记者所组成。当时上海《民国日报》也对此事做了报道：“报界同人自得邵氏被捕消息后，即于前日（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在某处开全体大会，讨论营救方法，当推定代表十三人，于五时同乘四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访张学良。当经张少帅接见，各代表将来意说明后，张答谓逮捕邵氏一事，老帅与吴子玉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邵某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惟此次要办邵某，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云云。张学良的一席话，说明逮捕且欲杀害邵飘萍是直奉联军既定的方针，虽然少帅与邵飘萍此前也有私交，但他绝不可能擅自违背已由直奉军阀各将领铁定的计划。此谓杀一儆百。直奉联军进入北京，为了借”反赤“获得出师之名，并以此控制局面，势必要拿几个人头来开刀问祭。十三位代表听了张学良的回答，面面相觑，他们不愿意失去最后的希望，又再三解释和恳请，但张学良始终没有动容。最后，张学良终于讲出这样的话来：”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他还对代表们表示：他是宁肯”一一负荆请罪“，但”此事实无挽回余地“。这时，会见已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张学良已经渐渐失去耐心，他借口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起身送客，这样一来，代表们只好含泪而归。
飘萍之死，引起全国愤慨，各界纷纷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及悼念活动，报界在显要位置刊登飘萍被杀真相，如《民国日报》的“飘萍竟被枪毙”，《申报》的“哭飘萍并告国人”，《大公报》的“飘萍君横遭惨死之真因”等。
邵飘萍先生，是早期投身报人行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一。早在1912年，邵飘萍就已经在杭州与杭辛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不久，杭辛斋加入政界，报纸由邵飘萍独立负责，他站在进步一面，揭斥袁政府的种种阴谋。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失败后，《汉民日报》被封，他东渡日本，习政法，并于课余创办通信社，投寄国内报纸，内容大都为揭露日阀侵略野心特别是“二十一条”唤起国民注意。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惭恨而死，飘萍应《申报》之聘，回国担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时年32岁。他是个风趣机敏，擅长言语交际，时刻都生活在角色中的记者。上达政府首脑，下至仆役百姓，无不乐于与之为友。他的目光时常探入视为禁区的政府内阁。1917年初，府院矛盾激化，在是否对德断交并宣战问题上，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争执不下。3月4日，段不辞而别出走天津，黎元洪被近妥协，段于3月7日23时回到北京。邵飘萍闻讯于23时30分赶到车站，人已散尽。他立即换乘汽车，直奔段的官邸，见大门紧闭，连连鸣车。警卫开门不愿放行，他坚持让警卫禀报，称有要事相告，段竟欣然接见，与他谈到凌晨3时。飘萍出官邸直奔印刷厂，将与段的谈话内容插入要闻版当天见报。在《申报》任特派记者的两年时间里，写了250多篇、22万余字的“北京特别通信”，请看一篇关于国会议员开会的报道：“缺席既多，逃席又众……竟以罚金限制之。反观之，则诸君之不得已而不缺席、逃席者，为金而已。间日来坐数小时，而年受六千之岁费，试问诸君将何以对国家，何以对国民也？”
当年轰动全国的《申报》“北京特别通信”，在民众中引起反响，应读者要求，由原一二百字专电，加长至两千余字。1918年飘萍创办编译社，向《申报》和北京各报提供编译的新闻消息，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垄断中国新闻网的格局。同年创立《京报》和新闻学研究会。其时，五四运动爆发，他连续在《京报》上发了三次特刊，一个月时间内，撰写了二十几篇评论，支持运动的开展。
前后古人，后有来者，提起民国，除了连绵不绝、哀鸿遍野的战乱，除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闹剧，最让我们不能忘情的，是还曾经有那样一批扞卫新闻自由的新闻记者，他们以殊死的抗争，为那个黑暗的社会增加了一点亮色。许多人倒在血泊之中。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活得很舒适、很风光，然而，他们却没有选择这样的生活。
今天，我们看到，邵飘萍扞卫新闻自由的壮举在今天依然是壮举。为了正义，为了良知，他们带血的呐喊，穿过世纪的风风雨雨，一直响到今天，萦绕于我们的耳畔。
《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散木先生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首发议报第275期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