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15日，林牧（本名骆荃桂）先生在中国西安的家中遽然辞世。这位甚至有些刚烈的彪形大汉，在恬然的睡梦中，像传说中的很多高僧大德一样，圆寂般静静地赴了彼岸。连他同床午休的太太宋湘林女士，都没有受到丝毫惊扰。他的家人没有想到，世界各地关爱他的人士在噩耗传来的第一刻，没有一个不感到突然，没有一个有过承载丧痛的心理预跑。
并不脆弱的人们懵住了，一个个丰富的头脑刹那间被格式化为空白；一颗颗拥有最美好、最健全情感的心灵，一下子木然了。过后，悲怆在五湖四海散开，唁电从四面八方传向西安，中国以外的中文网络涌起阵阵悼念热浪。老友故旧、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知识分子，甚至一些林老生前从未交往过的城乡良心人士，一改平日吝啬于颂词的积习，尽情于不无奢侈的赞美。“伟大的民主运动领袖”、“反对一党专政的英雄”、“钟情于草根的党国叛逆”……许多高傲的良心人士称他为“精神导师”，严肃的学者称他为“老小孩”……“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进步青年慈爱的父亲”……特别多的来自民间的甚至措辞有点凌乱、稚拙的炽热怀念，让我感到冰冷的电脑都有些温暖了。
作为林牧先生的学生、忘年交，有一刻我甚至忘却了悲痛，有些妒羡起先生来了。一个人能够在身后拥有如此完全自发的挚爱，真的很值了。难道需要因为多活少活些年份而或喜或悲么！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宋教仁、李大钊、闻一多、王实味、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王申酉……顾准、王若望、王若水、李慎之、吴祖光、刘宾雁、林牧、何家栋……这些名字注定是要流芳百世的了！而西太后、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则注定要遗臭万年！
人权受难者觉醒的楷模
中国除了暂时做着奴隶主的权力恶棍及其手中的专政机器，别的人都是不同程度的人权受害者。林牧先生曾是共产党内职位较高的官员，但他除了例如土改中多给一两人戴过地主帽子交差，余则几乎没有干过任何整人的事情。这在共产党内可算是凤毛麟角。我曾揣摩中间的原因，觉得有缺一不可的几点：林牧先生受过国民党时代的高等教育，青年时代虽数进步青年，但是在民盟西北负责人、有着深厚国学修养的杨明轩先生（1980年我在南京大学听过杨先生讲解《文心雕龙》）身边做过事，青年林牧是国学修养、革命理想、民主风格、文人浪漫（甚至散漫）兼而有之的人，这（特别是知识结构上的杂家特色、旧体诗人的逍遥气质）使他很早出现了羞于不择手段趋炎附势官俸当头的社会性格。
应当是1949年之后的一波波“改造运动”、“反智运动”，使林牧的文人一面大大磨蚀，而他的工科素养，和在共产党人中较为领先的马、列文本修养，使他将文人气质、社会理想、妥协务实融合出了新的模糊人格。这样的林牧总算生活得风平浪静。但是，身不由己，他与陕西人一起偏偏过早遇到了共产党内的少壮派大好人，来到陕西省第一书记任上的胡耀邦。胡书记发起了让“文革”后的“改革”显得乏善可陈的“超前试验”，林牧先生将之概括为“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的林牧成了热心其事的干将之一。迄今为止，共产党都是坏事干得快又实，好事干得慢而浮，胡耀邦1965年发动的好事快而实，但是好人不长寿、好事难久长，陕西人民的各项工作满打满算祇好了一年，就又中断于不干好事专整好人的极左。胡耀邦被弄到京城写检讨去了，助手林牧们可就惨了。经受过种种丑陋、出卖、中伤之后，林牧入狱了。38岁的林牧拜别年轻的妻子、还在少幼期的子女，开始了十二余年的政治受难。期间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党籍、近九年时间接受繁重的体力劳动改造。
从风华正茂、仪俵堂堂的青年学子，到参加革命成为共产党的青年高官，再到因为人民工作优秀、稍微多了些真诚与真实多了些创造精神，而成为“人民共和国”的青年政治犯，不过短短10余年！真可谓风诡云谲、朝不虑夕、世事难料、人有旦夕祸福。
青年林牧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非常喜欢孩子的人，政治迫害首先使一家人的生活陷入黑暗，孩子们失去了父爱，失去了正常的家庭抚育。从小没受什么苦更没受过任何虐待的林牧，遭遇其同党的专政铁拳，颇有些桀骜不驯、自以为是，但面对高墻、电网、呵斥、体罚，他能够做的祇是没完没了的精神自刈和身体自残。看林牧的相关回忆，最令我震惊的除了他的几次自杀，就是长期的饥饿折磨。这些天，不止一个晚辈的怀念文章，提到曾跟林老一起吃家常便饭时林老的饭量之大，让人更加慨叹林老的走得突然。如果没有一位饭堂师傅的暗中照顾，我们的林牧先生很可能早已瘐死狱中，那岂不是对中国人权事业的更大损失！
“文革”中止不久，在胡耀邦主持的平反战役打响之前，林牧先生即在老领导老同事的帮助下，先期获得恢复名誉、恢复工作，然后则帮助许多老同事、老部下昭雪反正。在劳动人事部科技局供职期间，林牧主要协同各方开明力量，为恢复、重建全国的科研队伍，建立国家的相关政策而工作。其后，回到西安履任西北大学党委书记，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项官职，也是知识丰富、品格端正、勤于思考、心胸开阔、敢作敢为的他，独当一面地干得最爽快、最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位。这期间，最重要的人生经历无疑是老领导胡耀邦的政治蒙难。这一牵动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大事件，使林牧先生的内心悄悄地发生了一次彻底的裂变，一次革命性的跃迁，那就是：一个深刻认同“自由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水乳交融的思想者，义无反顾地成型了！这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成员素质（主要是人格品质）大多糟糕的政治群体中，并不容易、也决不多见。
中国民运学者、理论家胡平认为：共产党中国能够有自由人士、人权人士的蜕变新生，主要不是靠了学术、学理资源的滋养，而是主要靠了没完没了的民族民众各界各层发生的深重苦难、靠了少数先行者的多少带有偶然性的生命觉醒（例如流传较广的遇罗克，影响甚大的“四五运动”、“民主墻启蒙”、文化知识界的“自由化”人士们）。我的理解：就是靠了一种近乎本能的刺激反应。当然，这期间多少也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内外思想遗产、开放后从欧美来的观感等等的碰撞激发。胡平先生的这一总结到了1990年代便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例如顾准、林昭等伟大先驱，1989后李慎之为代表的一代离退休文化知识官员们的觉醒（全国应当数以千计），主要地还是因了血与火的苦难、苦难面前的良知，其次才是例如来自港台的书刊，来自互联网的民运之声、人权之声。如果说这种觉醒还有些许缺憾的话，那应当说主要还是因了人性升华上的不够，因了良知的力度与硬度不够，而不是因为例如对哈耶克等人的译着读得太少。当着胡耀邦最后一次经受大挫折，林牧先生一定在脑海中将种种人生阅历一一筛过，内心一定倾向了他一定已经不生疏的魏京生们、方励之们。
这些天我看到山东李昌玉先生的悼念文章，其中说到：“我忽然想到在林牧工作的西北大学我还有一位朋友……毕竟林牧是一位敏感人物，我的这位朋友又是老党员，所以我祇能小心翼翼地提林牧。没有想到这位朋友爽爽快快地说开了。……我说，不是开除党籍了吗？他说，那是省委的意思，可是林牧所在的支部不同意，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他说，林牧这个人，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群众威信很高，大家对他的印象很好。”
林牧先生所在的党支部确实用各种办法与开除林牧党籍的指令周旋过。这当然与支部成员平时对林牧思想的认同有关——而这不可能仅仅开始于“六四”。
我的意思是林牧先生1987年思想上发生巨变了，于是才有了1989年中国高校不多的几位大学领导人，公开支持学生运动的壮举——1989年5月18日林牧先生“于北京天安门前”公开以“原西北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发表了立场鲜明的《公开声明——献给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绝食请愿的人民英雄们》。声明称：“可敬可爱的青年同学们、朋友们：你们以为民请命、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慨，为推动改革、争取民主、反对腐败、振兴中华而进行绝食请愿。你们的爱国行动得到首都百余万群众和各省市、各行业数以千万计的群众的坚决支持和声援。……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发动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在每个大城市不过有几千人参加。‘四五’运动也祇是在北京、南京、西安、武汉等几个大城市充分展开。这一次和平的人民运动，规模之大、扩展之广、水平之高、秩序之好，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而且不是由某一个政党、某一些救世主扶着站起来的，是自己站起来的。……不论运动在发展中还会遇到多么大的挫折，受到多么大的压制和打击，历史终将证明：这次运动是在中国深化改革、加速实现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我们要问：是谁破坏了并在继续破坏中国社会的安定团结？是谁损害了改革开放和民主化的大局？不正是那些打击人民爱戴的胡耀邦同志，打击学术文化界一批知名人士，镇压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学生运动的人吗？不正是那些一面以权谋私，一面专制独裁，以感想代替政策，以致朝令夕改，使国民经济大起大落的人吗？不正是那些宁可让学生饿得生命垂危，让许多大城市生产工作和教育陷于停顿，却拒绝承认学生和人民的和平请愿活动是爱国行动，反而把坚待正义的人民运动诬衊为‘动乱’的人吗？”
林牧先生的这个书面声明在广场上广播后又经外电转播，被学生印发，在西北数省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
人们看到，从“六四”的血泊中挺出来一个名叫林牧的共产党叛逆。
与1989联结在一起的不屈战士
“六四”后林牧先生去外省和故乡浙江义乌避难，次年三月回到西安后即遭到共产党组织的围攻、批判。面对汹汹局面，林木先生于1990年5月10日写了《给中共西北大学党委和陕西省委的声明》，顽强表露了自己的“五点说明”：“（一）1985年5月18日，我在天安门当场写出并被学生印发的书面声明，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由衷之语，是清醒而自觉的政治行动。我对这个声明的起草和印发负完全的政治责任。（二）我不作违心的检讨，让历史去作出公正的结论。（三）1989年6月以后，我所以长期在外，不过组织生活，是由于我的思想一直不通，不愿意回来作违心的检讨。如果这违犯了党的纪律，我愿意承担责任。（四）我支持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不作违心的检讨，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对待群众运动的正确立场，是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五）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我同目前执政的一些同志有所不同。但是，我相信，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年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尤其在共产党的暴富集团内甚嚣尘上。对此，正如著名学者秦辉先生深刻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出现的权力如此捉弄民众财富的严重不公，即便是互相对立的哈耶克与马克思，都是一样要坚决反对的。任何人，即便他反对马克思的其它所有思想，祇要他反对马克思的基本道义立场，他就是可疑的、值得警觉应当受到反对的。当然林牧先生在相当程度上确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在至少同样大的程度上，林牧先生又已经是一位坚强的人权战士、一位反专制的自由英雄了。
猴子变成了人就不能再变回去了——许良英、王来棣、丁子霖、蒋培坤、江棋生致林牧家人的唁电说到：“林牧先生的离去，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刚正不阿、直言不讳的有胆有识之士，失去了一位不事伪饰、性情率真的难能可贵的公民，失去了一位崇尚自由民主，服膺普世价值，以自己的思想剑锋直指一党专政制度的无畏老人。
“我们不能忘记，正是在林牧先生的提议下，中国知识分子发出了1995年的《宽容呼吁书》。我们不能忘记，正是出于对中国大陆和平演进与推展公民自由运动的思考，林牧先生签署了1998年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
江棋生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女士采访时说到：“1995年春在林老的提议下，由许先生和林老共同努力完成了《宽容呼吁书》，而我除了是一名签署者之外，还受许先生委托，骑自行车满京城转悠，上门征集了不少老先生的签名。在1995年邓小平还在世的情况下，出面组织和发出那样的呼吁书，没有足够的勇气是绝对不行的。而那份呼吁书，也完全称得上是中国民间发出的一份具有经典意义的历史性文件。
“1998年9月初，我受丁子霖老师的委托，怀揣《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征求意见稿，专程去林老家，请他过目和提出修改意见。林老仔细阅读了文本，在明确表示赞成的同，认真写下了他的补正意见。
“在决定正式发布两份《宣言》的前夕，我们每个签署者都意识到所面临的风险。我记得林老几次托人带信给丁老师，他愿意签在第一个，愿意承担主要风险。而丁老师则认为应由她来承担。由于《宣言》的发布由我们来完成，因此最后公布时丁老师签在首位，林老第二。
“我重读了两份《宣言》。尽管我是《宣言》酝酿、讨论、起草和发布过程的参与者，但我仍然不得不要说，它们和《宽容呼吁书》一样，称得上是中国民间发出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历史性文件。晓波说：”两宣言的宗旨，不仅在于敦促政府关注社会公正和尊重公民权利，更重要的是推动公民运动，呼唤公民社会。特别是后一个宣言，用今天的话说，实际上就是公民维权宣言。‘我认为晓波的话是中肯的。“
作为中国的大觉悟者，林牧先生的突出心理特征是怀有强烈的“六四情结”。1995年倡议宽容书以后，林牧先生每年都呼吁人们关注六四血案。2002年，林牧先生在《六四是什么》一文中写道：“‘六四’是什么？是试金石和阴阳界；真在这边，假在那边；善在这边，恶在那边；功在这边，罪在那边；人在这边，鬼在那边。‘六四’是什么？是惊天雷和警世钟；它惊醒了半个世界、一个世纪的狂想……”此外，林牧先生还发表了《人民万岁！——纪念六四国难十五周年》、《我在六四前后》、《六四感言》、《五四、六四和未来》、《如何评价六四事件──纪念八九民运十二周年》、《纪念六四理性前进》、《八九民运决非激进主义》等大量文字。
林牧先生始终将重新评价六四、共产党必须给予六四死难者、受害者以烈士般的抚恤、赔偿、不长，与政治改革的启动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共产党若能真正实行民主改革，必以宽容异见为先行步骤；祇有宽容才能求得人们的拥护，而现实中很多仁人志士都是六四的幸存者，他们当然不能忘记死去的人们，不能疏淡了烈士的遗属，这就必然要求共产党通过相关作为来谋求政治和解。没有这一和解别的和解能够办到吗？办不到的话又何谈和谐社会？1997年、2002年，中共召开十五大、十六大前夕，一向在特殊时刻要受到中共高度控制的林牧先生，都向中共发出严正呼吁。在《致中共十五大公开信》中，林牧先生指出：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可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即关联着以宽容求和解。“第二步，以一九八二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准绳，修改或废除与宪法相抵触的一切法律、法令和政策，保障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特别是要保障人身、通信、言论出版四大自由，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大众传媒，废除书、报、刊物检查制度。”“第三步，修改宪法。重点是修改一九八二年宪法中那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属于人民’的主权在民的国体相矛盾的规定。例如：一党独大和把执政党一党奉行的原则，用法律的形式变成国家意志和全民意志的那些规定。”
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是中国政治和解的枢纽型群体。林牧先生是“天安门母亲”最忠实坚定的战友。在一些问题上存有不同观点的林牧先生与丁子霖老师的友谊，堪称中国仁者之交的典范。仁人志士将永远与“天安门母亲”同心同德，与林牧先生的英灵共存。
与仁人志士合作最广的人权领袖
这些年陆续有不受共产党欢迎的进步老人去世。噩耗传来，总会有许许多多各界仁人志士，如丧考妣地哭喊着祭上一份哀思。我看到，已有的悼念、怀念林牧先生的人士，很可能是分布最广泛、草根阶层最多的了。这至少说明林牧先生交往、合作的不拘一格——这当然是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等级传统的中国，最难得、最需要的了。
这些天来，众多悼念文章都说到林牧先生敢于、乐于花去最多的精力、时间、收入，与普通的民运、维权人士交朋友，并给予他们多方面的真实关怀与帮助。我自己就是深受其惠的一个。我还亲眼看到林牧先生为几位普通作者的文章所作的修改，那是常常需要爱心、耐心、细心的事情。阳光不择亲疏，雨露不择荒沃，启蒙也好，播种也好，教导也好，交流也好，合作也好，都或多或少需要林牧先生这样的大平等精神。
很大程度上我是一个见证人——林牧先生与普通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知识分子的合作最多、最经常。在领袖、名人中，他到外地见普通朋友，外地普通朋去西安见他，都是最多的。如果统计全面，我相信，林牧先生发起、组织、参与性指导的各种联署文献，可能有上百件。（这是今后需要搜集、整理的）其中大多数都是“草根文献”。人们可以说这些价值不大，影响也不大，但都无法否认，它们很多都至少对某一个人权受难者有着特殊意义。我最早看到林牧先生的文章和有林牧名字的文献，是在1997年。1998年我便经常能够看到林牧的大名了。身处西安的林牧先生，首先是西北的核心人权领袖，还是全国老一辈中最为活跃、最富于奉献精神的人权领袖。有悼念文章说到，老一辈中，共产党最恨、最难对付的是林牧。林牧先生固然有明显的想骂就骂、想怎么骂就怎么骂的战斗风格，但他当然也很有经验，很有思想理论行动上的智慧。这样说不必要硬比什么，也未必要立即得出什么权威定论，但可以引起对中国仁人志士研究方面的注意。
随意举些实例吧：……1999年5月9日，林牧先生领衔与西安朋友发表《西安民运人士对当前时局的四点声明》；2001年1月，林牧先生率众发表了《新世纪第一个春节就释放所有政治犯──119名中国公民致全体中国公民暨政府的公开信》；2001年3月16日，林先生发出《致贵州民运同仁的一封信》，对国内民运提出重要意见；2001年8月5日，林牧先生参与发起120位民运朋友发出《我们的呼吁》公开信；2002年2月18日，林牧先生领头发表了《呼吁民主法治、社会公正，释放政治犯——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的公开信》……
林牧先生曾数次外出遭到专政部门的围追堵截，即便在西安作为普通人上街、走亲访友，也会数次遭到专政部门的纠缠甚至绑架。在克林顿抵达西安的时刻，在赵紫阳先生去世的时刻，甚至在外国政要远在京城做国事访问的时刻，林木先生都会经受到严重的人权侵害，有时甚至要受到身体侵侮，甚至要被突然绑架、秘密关押十天半月。而当局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林牧这个人的恐惧，因于它们知道林牧先生有着极大的公众影响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弄出动摇其权力的事件来。
作为著名的“中国人权”的前理事、前名誉理事，林牧先生为了中国人民的人权作了大量具体而微的工作。近两年更是越战越勇。2006年2月22日，林牧先生和近前刚刚被捕的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等人，共同发出《关于取缔中国特务机关的严正呼吁》的公开信，并在多次接受外电相关访谈时，点名道姓地严辞痛斥中共政要，疯狂实行特务统治的恶行。中国听众闻之无不大快朵颐！2006年9月4日，林牧先生以《迟到的呼吁》营救被捕的高智晟律师，要求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高智晟先生。据林牧先生的爱女林红介绍，林牧先生在他自己也没有任何准备的人生最后一刻，所做的主要工作不是别的，恰恰是宣传晚辈高智晟律师——10月14日，也即林老去世前一天，林牧先生给海外几位友人写信，请他们通过世界人权理事会、大赦国际等，为高智晟律师申请欧洲萨哈罗夫人权奖和美国肯尼迪人权奖。另据家人接受采访说到，“林老的突然去世与中共抓捕高智晟律师有些相关。10月12日中共当局正式以‘颠覆罪’逮捕高律师，10月13日林老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愤怒，当时就大声痛斥中共当局，导致情绪久久不能平息。10月15日林老感到身体不适，中午吃了点中药就躺下休息，从此再也没有起来。”实际上，林牧先生去世当日上午一直在伏案写作，而内容还是与高律师等人权受害案有关。我们的林牧先生，真如有的悼念者所说：为了中国的人权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或许完全可以这样说：林牧先生是累死、气死在苦争人权的阵地上了。
林牧先生在今年10月号《争鸣》月刊发表文章阐释对“和谐社会”的国是立场。他说：政治和谐必然涉及民主、法治、人权的问题，如果没有政治和谐，就解决不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问题。这应当可以看作对胡耀邦的“团派”后人们的教诲了。
著名维权人士刘飞跃先生在其悼文中说到：“杜导斌先生请我转达对林老去世的哀悼，他写道：”林牧先生是中国良心，是中国人权与自由运动的先驱！他的一生堪为后世垂范！‘“
江苏省曾荣立国家二等乙级伤残警察称号的维权人士郭少坤先生，在闻知林老去世的那一刻：“眼前顿时一片漆黑，我的脑海里也是一片空白，我坐在床上，好像什么也不知道了，……爱人经常听到我说起林老，而且她还在我入狱时受到过林老先生和其他西安朋友的经济援助，因此她对林老素有好感，她听后也非常难过，不仅叹息道：”真是好人不长寿啊，他还应该多活几十年！‘“
林牧先生将永远活在视人权为生命的人们心中。永远！
首发北京之春2006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