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造就了中国当代最大一批异议分子，也使许多人流亡海外。近年来，大陆的文字狱受害者名单也愈来愈长。本文想介绍一位东欧的异议分子、流亡作家——乔治·格鲁沙（Jiri Grusa）。这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即将出版的一本格鲁沙诗文集《快乐的异乡人》中，笔者作为译者所写的序的主要部分。从格鲁沙的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出中国和欧洲异议分子在思想、学养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也可管窥东西方文化及人文精神的异同。
格鲁沙是同哈维尔齐名的捷克作家，两人曾经并肩与强权争抗、最后成功，并且走上“写”而优则仕的人生历程。中文世界的读者对哈维尔的生平和他的作品了解较多，但是格鲁沙对大多数人而言，是较为陌生的名字，他曾是极权政府的阶下囚，并被除籍，流亡异国。东欧解体之后，格鲁沙成为捷克新政府的官员，先后被派驻欧洲邻国担任大使，并曾入阁当过教育部长。格鲁沙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令人感觉他不仅从政治、也从文化和思想的义意来说，都是一位欧洲的异议分子。
一个波希米亚的异乡人
格鲁沙出生于捷克的波希米亚地区，青年时代到布拉格研读哲学与文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68年夏季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引发了捷克人民的勇敢抗议浪潮，格鲁沙自然也直接参与了。其实早在六十年代初期，他已经成为令专制体制头痛的人物，认为这二十来岁青年所写的文章“离经叛道”。他所创办的文学刊物《脸孔》（Tvar）《笔记》（Sesity）不断遭受骚扰，最后还是难逃被取缔禁止的命运。格鲁沙所承传的是欧洲的人文传统，一个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一脉相承的以哲学家和文学家治国的理想，即政治和诗歌的最佳结合形式。他认为捷克的共产党人辱没了政治也更亵渎了诗歌。其实两千多年前，柏拉图眼见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作为思想良心犯，被雅典政府公开地以饮毒的方式处死，并为之辩论时，就已经知道一个忠于自己信念的文人的下场了，他在《共和国》中写道：
“有那么一些‘神祗’，在夜里，奇形怪状地以陌生的形象出现，他们不仅咒骂抱怨，还让孩子们变得怯懦……他们是说谎者、诬蔑者、危害国家安全者，把他们都交给卫士带走吧。”
格鲁沙被带进监狱，审讯他的一名国家干部问了半天，最后冒出一句：“您是犹太人吧。”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凡是跟社会主义政权讨说法的文字工作者，都非我族类，不仅是异议分子，还是异类分子。
格鲁沙不在写作中展示自己的“英雄事迹”，我们只知道他虽然因言获罪，于1970年被官方正式禁止从事写作，并且跟许多捷克知识分子一样被派去当工人，但是他依然“违法”继续写作。并签署了“七七宪章”。直到1975年他出版小说《问卷调查》（Questionaire）才被投入狱中。他从不描写在狱中的苦难和折磨，从不展览自己肉体上的伤痕。然而他的“祖国”于1981年初，趁他在国外时，将国门对他关闭，拒绝他返国入境。这种手法当时已经普遍被苏联和东德等国家使用，来摆脱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笔杆子。
当他还在自己国家当异乡人时，为了维护自己的写作尊严和不让思绪中断，他不间歇地进行创作。如何躲开从周一到周五（周六和周日是公休日，人民警察公安应得的休息时间！）国安人员随时可能到来的突袭抄家呢？格鲁沙当时家住巴比伦森林，他就把手稿藏在一个铁罐子中，埋在院子的沙坑里。然而罐子不密，部分稿子被水渗透，模糊一片，好似他的受损的视力。流亡德国时，有一天他突然双目模糊，医生诊断，他的眼睛因为受过外力撞击而内出血，为此他几乎失明，住院疗养多时。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判断格鲁沙在狱中受到了体罚虐待，虽然他在这方面没有写过只字片语。
流亡期间获得了故乡——第二种写作语言
对一个作家而言，流亡最大的痛苦不仅是失去故乡家国，也是失去他（她）信念和技能所系的母语。格鲁沙克服了这重障碍。他在德语的写作世界里如鱼得水。这不能不归功于欧洲文化和语言的多元性。多半人从青少年时期就接触第二种和第三种外语。然而格鲁沙在眼睛受损的半失明的那段时期，曾经尝试用自己发明的“图形文字”来继续从事写作，画出斗大的介于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孩童涂鸦的图画，以此代替他肉眼无法看见的拉丁字母，这种顽强地忠于写作的态度，真是令人动容。这样发展下去，格鲁沙甚至觉得最好的诗，应当是用中文写出来的，因为中文的汉字是一种图形文字。
这本中文译本中的诗歌都是他八十年代流亡期间所写就的。用他获得的第二故乡的语言书写他对被排斥在外的第一故乡捷克的怀念。情思所系尽皆是布拉格的声光色味，简单的文字成了读者的一双双眼睛，莫尔岛河畔的古老城市的景观韵味，尽呈眼底。
格鲁沙经历了二十世纪两次极权主义的大灾难——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二者所犯的反人类罪都是假借“祖国”“人民”的名义。为破解这种虚伪的民族主义，他提出了“没有故乡真快乐”（Gluecklich heimatlos），这也是他2002年出版的散文集的书名。他认为只有摆脱那种烂情并被误导的国家民族感情，才能成为自由人。他自己就是在流亡中获得新生，感到了没有任何界限、境边的自由。
灯火阑珊处的痛定思痛
1989年不仅对中国人是心中永远的痛，也是改变二十世纪历史的一年。对格鲁沙来说更是悲喜交集，国事家事都狂风暴雨般对他袭来。“在北京出动坦克屠杀学生的那个星期，我的儿子马丁被人发现死在布拉格。整个事情情况不明。”
接着，他的国家发生了所谓的天鹅绒革命，他匆匆赶回国门大开的捷克，漫步在布拉格街头，他为儿子又写下一首诗《马丁》，用的竟是令他自己也感到惊奇的第二母语德文。诗的结尾有这样一段附注：“马丁死时二十三岁，跟我用捷克文写作的年份相同。”这是作者宣告他的捷克文写作也如诗中所言：“坐骑下的火花”再也抓不住了吗？未必。不过格鲁沙的德语写作功力炉火纯青，从个人创作的角度来说，流亡对他来说是塞翁失马的事。
捷克真是个令人羡慕又心折的国家。极权政府垮台，诗人文学家登台，哈维尔成了民选的总统，他没有进行血腥的大清洗，却让一些文人学士专家入阁执政，捷克和斯洛伐克1993年和平地分家，成为两个主权国，没有人拚死捍卫“祖国伟大的统一事业”。没有人讥笑他们不爱国，大家都知道斯拉夫人情感丰富，文化血缘的纽带极为牢固。没有国粹派的人谩骂格鲁沙入籍德国，是卖国贼。他成为捷克派驻德国的大使，后来又成为驻奥地利的大使，也曾一度担任过教育部长。2004年以来他成为国际笔会的会长。去年开始，他主持位于维也纳的外交学院，担任院长。这一切好似波希米亚的童话故事，又好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梦想成真。
近年来格鲁沙一直继续他的写作，有一个主题是他一再重复的：反思历史，抗拒遗忘。西方基督教文化里的原罪观念重复地反映在格鲁沙的写作中。他带着宽容的态度去重新检验以往沉重的历史。他指出一个惊人的事实，革命之后，原来异议分子头上的光环消逝得异常快速。欧洲文化里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要求和对民主的要求是深入人心的，“我站在这儿，别无选择”，就像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天性和本能，不需要教就会。共产文化数十年的洗脑也不能将这种从启蒙运动以来就深植人心的观念从人的脑中抹去。这种价值的承传在宗教、文化和文学里比比皆是，格鲁沙左右逢源地上至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下至中欧、斯拉夫地区的民间艺术和传说，可谓信手拈来。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极权政治的黑暗统治只能是短暂的。但是当初在“魔鬼契约”上签字的人不在少数，大家蒙住眼睛，去相信共产党所承诺的天堂，结果只有体制上层少数人享受到了特权，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个幻象早就破灭了。
格鲁沙将自己看作世界公民，他认为在世界村里，一元化和二元化的所谓“绝对真理”是危险和暴力猜忌的温床。政治文化和宗教的界线应当被取消，而教育则是不同文化之间最佳的桥梁。这本小小的文集，里面字字珠玑，充满智慧和宽容，它为中文读者打开一面窗户，新鲜的空气和思想涌了进来，但愿我们从中能汲取经验，激荡脑力，滋生希望。
──《观察》首发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