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一墙之隔的地方,比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诺加雷斯和墨西哥索诺拉省的诺加雷斯,亚洲的韩国与北朝鲜,历史上的东德与西德,贫富悬殊会如此之大?通过政治学、历史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组合分析,美国学者戴伦·艾塞默鲁、詹姆斯·罗宾森试图用同名著作来给出新的解释。

“有三种理由让你爱上此书”,《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称:“它的研究主题是现代各国的贫富差异,这也许是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它充满许多迷人的故事,可以让你在鸡尾酒会上滔滔不绝;它充满悬念,你可能会如我一样,拼着一次把它读完,然后回头一读再读。”

贾雷德·戴蒙德没有夸张。此书材料相当丰富,作者似乎是坐在一个挂满世界地图的房间里写作,一脚踏着历史,一脚踩住现实。不过,在其炫目的案例与自信的论证之外,也存在观点重复、主题先行、行文繁芜的毛病。当然,这不能掩盖那些遍布全书的洞见的光芒。

作者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专注于“做对的事情”,但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做错”。国家之所以做错,之所以失败,大部分不是因为地理、文化等因素,而是因为掌权者作出制造落后的选择。他们这样选择也并非出于犯错或无知,而是有意做错——国家可以甚至必须失败,如果这样能够帮助掌权者成功的话。作者进而提出全书的核心观点:历史及现实中的国家的失败,主要是制度的失败,也即采取榨取式制度而非广纳性制度。

制度包括政治与经济制度。广纳性经济制度强化财产权,打造公平规则,鼓励创新与投资,形成持续经济增长,并且人人可享增长带来的利好。榨取式经济制度与之对立,是少数人榨取多数人资源的体系,既无法保障财产权,也不为经济活动提供激励。

广纳性经济制度与广纳性政治制度互为支持。广纳性政治制度拥有多元政治体系,可自由竞争政治公职、选举权普及,新的政治领袖有机会和平崛起;国家有适当的政治集权,以此建立法治,为财产权及广纳性市场制度奠定基础。同样的,榨取式经济制度也与榨取式政治制度互为支持。在权力分配上,榨取式政治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人为私利而推动榨取式经济发展,并用所获资源巩固自身政治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榨取式制度并非一定与经济繁荣无关。在一段时期内,由于“集中资源办大事”,榨取式制度也可能获得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1950-1970年代的苏联即是典型。但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无法持久,关键有二:持久的经济增长需要创新,创新又与“创造性破坏”(约瑟夫·熊彼特语,指新技术与新产业的进步对旧技术与旧产业的冲击及破坏)密不可分,而创造性破坏不但在经济上以新代旧,在政治上也会颠覆既有的权力关系,因此,榨取式制度下的菁英总是会抗拒创新;在榨取式制度下,政治权力是团体与个人都垂涎的目标,无不争相夺取。但在法治未立,规则不透明,权利无保障的状况下,对政治权力的野蛮角逐,其结果总是将社会推向政治动荡,从而葬送经济发展的一切成果。

那么,广纳性或榨取式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作者认为,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而不是相反。政治制度的形成,取决于过去,尤其是过去的差异。有时只是非常小的差异,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制度。比如,在十五-十六世纪,英国、法国与西班牙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英国王室对海外贸易的掌控非常虚弱,这导致在此期经济发展中得利的群体,乃是王室的对抗者而非王室自己,也由此催生英国宪政制度。而在法国与西班牙,海外贸易主要由王室掌控,此期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利好,都由王室垄断,遂使它们在十七世纪走上与英国完全不同的道路。

政治制度的改变或转型,则取决于关键时期,即社会既有政治与经济制度崩解的时期。关键时期往往由一系列大事件限定:比如在十四世纪导致欧洲近半数人口死亡的黑死病,使西欧传统封建制度走向瓦解;又如十五世纪之后大西洋贸易路线的打开,为许多西欧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获利机会;再如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为全世界的经济结构带来快速又具破坏性的改变,奠定了延绵至今的世界各国之间的贫富不平等格局。

作者特别指出,在国家制度的形成与转型上,小差异与偶然性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而任何历史决定论的解释——建立在地理、文化、伟人英雄或其它历史命定因素之上的论述,都是不恰当的。正因如此,要预测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型,非常困难。

不过,本书最大的理论敌人,并非历史决定论,而是“威权式成长论”。

威权式成长论最强有力的论据如今不再是前苏联,而是中国。在冰封政治自由的基础上,中国打开经济门,迎来了三十多年的强劲增长。“中国模式”成为海内外热议命题,也为“威权式成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但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成长,乃是因为邓小平改革了原先的榨取式经济制度,初步释放市场经济的能量,盘活大量廉价劳动力,产生“追赶效应”(穷国缺乏资本与技术,生产率也低,少量资本与技术投入即会大大提高其生产率。与之相比,富国增加的资本与技术投入对生产率只有较小影响。因此,在控制住其他变量,例如用于投资的GDP百分比时,穷国往往增长得比富国快)。此外,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极大受益于外国的市场、资金与技术。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成长仍是榨取式政治制度的产品。尽管官方也倡导技术进步与企业创新,但真正推动经济的却是国家主导的快速投资,而非“创造性破坏”。与此同时,财产权在中国还不是完全可靠,甚至完全不可靠。

应该承认,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确实比前苏联更有广纳性,执政党不再强行将所有重要资源都分配到军工与重工业上,但它仍是全能主义的,掌握着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军队、媒体及绝大部分的经济。

基于上述,如果制度不能变革,那么中国经济的衰退是迟早的事,一个榨取式制度的成长终究是有极限的。在达到极限之前,中国若能转向广纳性制度,衰退也可能避免。但是,想要中国自动或毫无痛苦地转型为广纳性制度,实在有点缘木求鱼的浪漫。

来源: 凤凰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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