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陵/北京专访

包含日前被判处叁年徒刑、缓刑五年的维权律师高智晟在内,每隔一段时间,中共对大陆持不同政见者的判刑、释放新闻,总能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关于海外媒体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大陆持不同政见者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见图,取自人民网)受访时表示,他希望能强调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说理的部分,避免把大陆一些人塑造成“义士”或“斗士”,因为这只能造成历史循环。以下为专访摘要:

问:大陆“依法治国”的前景如何?

答:依法治国既是一个口号,又是某种真实意图的表达。首先,中国社会现在已经不是仅凭领导人语录就可以治国的时代,他们也没那样的威望,所以不得不依赖某种规则。但另方面,“依法治国”的确是个口号。看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国家,不要看它说什么,要看它做什么。但我现在愿意说,没关系,做为口号,也许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尽如人意、言行不一的情况,但时间久了,“依法治国”这个口号也许说着说着就越来越像了。

全面民主化,需逐渐实践

问:最近的情况,似乎有些越走越回去?

答:今年以来,越来越倾向某些方面的压制,对言论的压制越来越频繁,境外媒体在大陆发布新闻受到限制,最高法院对法官接受记者采访封口,《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事件,再往前,《一塌糊涂》、《世纪中国》网站被封,今年可以说噩耗不断。这种压制,对最高层政治家来说,或者是一种自然心态的表达,就是这么想、就要这么做,又或者是把它当成一种权宜之计。

问:有“权宜之计”的想法?

答:对,他们可能也有一点手足无措,不知道是放还是收,不知道是压制还是倡导。有些事他们觉得不坏,一些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如果因为有律师的代理而变得有秩序了,变成到法庭,而不是上街,但有时候可能真的超出他们的忍受范围。估计这种状况还要持续一小段时间,也许十七大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

其实,在大陆,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如我在西山会议所说(注:全面民主化),这样的转变,有时扪心自问,对中国来讲,真是太大的转变,这样一种大改变,是要非常复杂的准备工作,不然可能一下翻船。现在的关键,是怎么逐渐实践这样的目标,过渡需要怎样的过渡,不怕慢,就怕站,更怕倒退。

在共产党内部,他们不是傻瓜组成的一个群体,他们也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没有前途了,我们现在不过就是旗号不能丢。宪法中的私有财产保护条款逐渐扩张,配合物权法的制订,真正使私有制正面形象得以树立,然后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人民代表大会的议会化,这些东西相应的都要不断往前推动,我觉得未来不见得一开始就是两党,一开始可能是党内分派,当年胡适在台湾也提出这样的概念。

问:海外媒体或知识分子应如何掌握自己对待或看待中国大陆的尺度?

答:这确实是一个模糊、不容易界定的东西,有些人抱怨海外媒体添麻烦,好心做坏事,报导一个东西后,恶化某些人在此的处境,或沦为阶下囚,而海外媒体这时也没办法,救不得,这种情况是有。

争取应温和,说服领导人

我认为,首先从报导风格,要坚持一个原则,要坚持观念的底限,不能沦落到赞赏一党专政,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包括我,虽然是大陆学者,都要坚守这个底线,绝不会为专制制度唱赞歌,我可以保持沉默,但我不会说一党专政的好话。

另外,要有说理、分析,避免过多报导大陆不说理的、斗士性的人,我和他们有过接触,他们太过于急切要推翻某种东西,比如“这个党不推翻掉,中国没有前途”,这种思维可能导致历史的循环,推翻一个,新上来的恐怕还是专制的。

要增大说理的成分,这种说理既在说服海外的公众,也在说服我们的领导人,让他们看到这样的报纸,听到这样的电台,知道国内这样一个人不是蛮不讲理的,不是太大的危险,他们即使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也论证一些问题,这样他的形象就不是一个义士、斗士,而是温和坚定争取某种目标实现的某种健康的力量。

中国时报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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