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美以美会教士何德兰,于一八八八年来华,担任北京汇文书院文科和神学教习。他长期在中国生活,亲眼目睹了清王朝的最后岁月。何德兰与李提摩太的传教策略相似,比较注重与帝国上层社会的来往,对晚清贵族阶层生活有诸多细致的观察。何德兰的许多重要信息均来自于他的妻子,因为“二十多年以来何德兰太太一直是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太后的妹妹以及北京的许多格格福晋何贵妇的家庭医生”。正因为有这样一层特殊关系,何德兰才得以了解深宫之中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真相。在《慈禧与光绪》一书中,他记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那就是光绪皇帝与《圣经》的一次相遇。尽管此次相遇未能改变光绪的生命,也未能改变帝国的命运,却堪称近代中国历史上富于戏剧性的一幕。

近代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秦汉以来未有之世变。天下由“华夷隔绝之天下”,突然转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统治者及士大夫阶层皆未曾料到。十九世纪中期,中国的处境已今非昔比,中国不仅不再是独一无二的“神州”,而且面对西方挑衅屡战屡败,生死存亡亦危在旦夕。近代中国所接触之西洋诸国,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之政治组织、经济力量、文化形态,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国的樊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为之震撼。于是,张皇失措,自处处人,两无是处,遂陷入厄运,如最早出使西方、倡导学习西方政教的郭嵩焘所云:“西洋人之入中国,为天地之一变。”面临此艰难的处境,即便是昔日的强势君主康熙、乾隆重生,恐怕也难以措手更张,更何况当时的皇帝是处于慈禧太后牢牢控制下的弱主光绪呢?

光绪在近代史上乃一悲剧人物,也是一位被后人误解甚深的人物。何德兰却对光绪皇帝的评介颇佳,他写道:“光绪是第一个身坐龙椅而脸向着未来的人,他主要的目标是拥有和掌握使西方人得以凌辱他的人民的每一种方法。”历史很难假设:如果慈禧太后在戊戌变法之前即去世,光绪帝拥有全权,且将上层和民间的维新力量达成全面的整合,中国是否能够实现类似沙俄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式的创举呢?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戊戌变法的失败,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如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势力过于强大,如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过于激进,当然也有光绪帝自身的性格的弱点和策略的失误,正如何德兰所评论的那样,光绪的主要缺点在于“缺乏实施他的设想的权力和挑选杰出的政治家来辅佐自己的能力”。历史学家姜鸣也认为,光绪身边的大臣,都是太后安排的,他并没有一个自己的班底,即“帝党”。即便是帝师翁同龢,也只是书生,而非权臣。在这样的情形下,光绪急病乱投医,看上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康有为,也在情理之中。当时,年仅二十多岁的光绪,从未摆脱过慈禧太后的阴影,其政治手腕和眼光毕竟有限。因此,事后评价光绪在戊戌变法中的所作所为,理应对其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我发现,即便在那些苛刻的西方观察家眼中,光绪帝也是一名颇有主见的、希望改变帝国颓势的、且愿意学习西方文明的青年君主,他纵然比不上康熙、乾隆那么雄才大略,但至少也不比道光、咸丰、同治诸帝差。

针对那些对光绪帝的过分的批评和讽刺,何德兰指出:“有人认为他是天才,有人认为他是低能儿,有人认为他是笨蛋。我们不妨假定他并不聪明,我们不妨将他视为低能儿,那我们就要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让人把每一种巧妙的玩具以及每一种过去二、三十年内除X光和液态空气外的神奇而有用的发明和发现都带进宫里去;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买有关外国知识的每一本中文书,直至他被废黜?我们不妨说说看,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在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八年的三年时间里把所有这些外国书买了来在一无帮助、二无助手、三无导师的情况下悉心研究,然后开始颁发一系列东方君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能颁发的最引人注目的诏书?我们不妨解释一下一个低能儿怎么能在他两三个月的诏书中把过去十年进行重大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原则全都包括了进去?”这一系列反问是有力的。公允地说,光绪帝已经作出了他所能够作出的最大努力来拯救他的国家,他不应当为他的失败而遭受到“成王败寇”式的严厉指责。

当时,光绪帝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已经进入到了宗教信仰层面,其见识远比一般官僚高明。明末中国的皇室已经比较亲近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人士,甚至末代皇太后和皇后均接受了洗礼。在满清夺取天下之后,出于稳定蒙古和西藏的需要,皇家宗教选择了藏传佛教。但是,清初的皇家也颇为礼遇那些来华西方传教士,康熙帝便阅读了部分汉译的《圣经》及相关的宗教书籍,还亲自写过格律形式的赞美诗。此后,雍正朝的“礼仪之争”终于导致朝廷下令驱逐西方传教士、禁止其在中土传教。此后长达一百多年里,帝国境内基督教几乎绝迹。一八零七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为新教进入中国之开端。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被迫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遂再次大批进入中国。

送《圣经》入宫廷、让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成为基督徒,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一条垂直的道路,这始终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信徒们的一大愿望。一八九四年,中国的基督教女教徒决定在来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送她一部《新约》。何德兰亲眼看到了这本制作极其精美的《圣经》,他描写道:“新的字模准备好了,最精致的洋纸搞到了,这本书的制作以最好的印本为目标刻意求精,金框金边,银质书皮上压印出竹子的图案,装在一个银盒子里。然后把这银盒子装进一个红毛绒——红色象征幸福——的盒子,而这红毛绒的盒子又放入一个雕刻得漂漂亮亮的柚木盒子,柚木盒子外面再套上一个普通的盒子,由英美公使带着送到外务部去,让他们转呈太后。”尽管这是一件赏心悦目的礼物,但对《圣经》的过度装潢,确实产生了“买椟还珠”之负面作用。

果然,清宫档案中并没有任何关于慈禧太后阅读过此本《圣经》的记载。几经离乱之后,此本精美绝伦《圣经》亦不知下落。以慈禧的教育水准和文化修养,在缺乏传教士带领和教导的情况下,她自己确实很难独自阅读和理解《圣经》。但是,此事却触动了光绪皇帝对《圣经》产生浓厚兴趣。清末教案频繁,每次教案都让朝廷头疼不已。基督教的迅速传播也激发了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及道德上的反感。但是,朝廷在处理教案的时候不得不屈服于西方的武力和条约的限制,最终大都偏向于传教士一方。光绪帝本人对基督教并没有普通的士大夫那种天然的反感,此种宽容大度的心态大约来自于他的祖先康熙皇帝。早在一八九一年,光绪就颁布过一道具有感染力的谕旨,其中说道:“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即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但是,究竟基督教的教义是什么,究竟《圣经》的内容是什么,光绪所知甚少,他仅仅从新派士大夫的著作如汤震之《危言》、陈炽之《庸书》中“道听途说”而来了一些二手材料。

在此背景下,光绪对阅读全本的《圣经》原文颇有兴趣。是什么力量让如此众多的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陌生中国、甚至在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仍然要传播福音呢?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很少有这样的勇气和毅力。这大概就是光绪最希望知道的答案吧,而此答案惟有从《圣经》中才能寻求到。何德兰写道:“第二年,皇上派人到美国圣经学会去要几本《新约》和《旧约》,就是卖给他的百姓的那种。”光绪皇帝派人购买普通版本的《圣经》,显然是出于自己本人阅读的需要,而非叶公好龙般地装点门面。下面发生的这些事情足以证实光绪确实仔细阅读过《圣经》:

几天之后,一位中国朋友——一位每天带着花和蔬菜去宫里的园艺师兼花匠——像是知道了什么重大秘密似的偷偷来找我,说道:“宫里发生了一件非同一般的大事。”

“是吗?”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想?”

“以前我去过宫里,”他说道,“太监们都对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昨天他们忽然坐下来跟我极为亲切友好地谈起来,问我有关基督教的一切问题。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了他们,他们仍然跟我谈着,直至过了午饭时间很久。最后我饿得肚子咕咕叫,站起来想回家。他们一再挽留我,送进来一桌饭菜,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吃,就这样一直把我留到晚上。他们中有一个人告诉我皇上正在学习《路德福音》。”

“他怎么知道的?”我问。

“我正是这么问他的。”他答道,“他告诉我他是皇上的贴身侍从,皇上每天都要叫人把一部分路德福音用大字抄在一张纸上,而他就坐在桌子前,把抄好了的摊在面前学习。这名太监就站在他椅子后面,看得清纸上的字。”

这个在何氏笔下绘声绘色的故事,大抵是真实的。宫廷权力的运作规则便是“上行下效”:楚王好细腰,于是后宫皆减肥;光绪读《圣经》,太监焉能一无所知呢?倘若当时掌握着相当实权的光绪本人对《圣经》没有任何亲近感,善于察言观色的太监们又岂会没事找事、热衷于了解与《圣经》相关的一切呢?太监们深知,如果能对《圣经》知晓一二,必然能在皇帝面前有得宠的机会。所以,他们才会不惜讨好这名与洋人有密切关系的、对《圣经》多少有些了解的花匠。

光绪能够读懂汉译《圣经》吗?显然,在第一次阅读《圣经》之前,光绪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西学基础。长期担任帝师的翁同龢,虽然对新学西政所知不多,却愿意充当让学生了解新学西政的管道。在光绪十九岁时,翁为讲说圣贤治绩,不必尽同,特进呈冯桂芬所著之《校邠庐抗议》,谓为最切时宜,劝光绪留心洋务。一八九一年,光绪开始学习英文,堪称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习他国语言文字的帝王。想想当初恭亲王主张建立同文馆的时候经过了多少周折,就可以推知光绪决定亲自学习英文克服了多大的阻拦!

光绪学习英文和西学绝对不是摆摆样子而已。其成果如何姑且不论,至少他是真心实意的。何德兰在书中详细记叙了光绪学习英文的经过:“他下令任命了两位教师,并一反所有的惯例,允许他们在教他时坐着,而不是跪着。他挑选教师的时候,我正和其中一名教师的孙子互教中英文,故对他学业上的进步很了解。”光绪对英文老师在礼仪上的尊重,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平等观念,对明代之后逐渐强化的、至高无上的皇权进行某种形式上的“自我约束”。同时,光绪迫切地学习英文,并不是满足于掌握一门新的语言,而是企图利用这门语言去探索一个广阔的新的知识系统,“他匆匆忙忙地急于学习,等不及向英国或美国订书了,所以官员们访问了各个学校和宗教团体,以寻找适合初学者使用的初级课本。……所以我就把当时我在书院教的天文学、地质学、动物学、生理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科学书籍叫他转交给光绪帝。”由此可见,光绪求知欲望之强,以及振兴国家愿望之迫切。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光绪积极索取和阅读大量西学著作,此种主动性即便在当时的见识一流的士大夫当中也是不多见的。换了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的帝王们,很难说他们会比光绪做得更好。

当然,作为一名职责明确的传教士,何德兰也坦然承认,光绪帝阅读《圣经》,还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而没有进入“生命”的层面。当时,由于皇家体制所囿,不可能有任何一名西方传教士或中国信徒能入宫面见光绪并直接向他传播福音。而没有传教士或信徒的指导,《圣经》真理便很难被光绪所领受。对此,何德兰充满遗憾地写道:“不过,不要据此推测皇上正在变成基督徒。完全不是这样。当然他对基督教教义的兴趣使不仅北京,而且许多外省的民众也开始学习它,这从当时基督教书籍的销量可以看出来。”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光绪被慈禧幽禁在咫尺之地的瀛台,也被剥夺了阅读包括《圣经》在内的各种西方书籍的权利,他最终与基督信仰失之交臂。

无疑,光绪帝的悲剧的根源在于他皇帝的身份。他难以扮演一个绝对专制的君王的角色,旧的世界已经失去,新的世界还未来临,他的所思所想,最后都成为昙花一现。光绪不可能谦卑地接受《圣经》的真理而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更不可能认识到基督教文明与西方崛起之间的深刻关联。但是,我想:假如光绪成了一名基督徒,至少在他生命中最后的那些悲惨岁月里,还能获得永生的盼望和温暖的安慰,不至于在心爱的珍妃被害之后,被孤独、羞辱、仇恨和疾病所彻底摧毁。澳大利亚学者沙培德在分析清末皇权的变迁时指出:“自秦代以降,所有的浩劫与不幸都演释了君主无法维护人民、创立正规体系、或甚至扩张其原始所赋有的权力的缘由。反而,介于君主与臣民、官吏与百姓、甚至于君主与其朝臣之间却产生了无以衡量的鸿沟,一种印证了中国的一蹶不振与人民的懵懂无知的鸿沟。”在此意义上,光绪皇帝接触和接受西方政教的努力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一种帝王专制的政治体制及其背后的文化道德秩序的失败。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日、四日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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