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是个晴朗的天,我在杭州市中心的博库书城三楼埋头找书,意外看到同样埋头找书的傅国涌老兄,只是他在抬头的同时,我也在抬头,于是打招呼闲聊了一阵。

国涌老兄曾经当过中学老师,想起前不久他编的《过去的中学》一书,摆在博库、枫林晚、晓风几家书店的招眼处,很为他的勤奋耕耘,当园丁一丝不苟,而感到自豪,也备受鼓舞。前几天,我熟悉的杭州高中语文老师郭初阳添了件喜事,成稿已久的《言说抵抗沉默》终于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我们十多位朋友在枫林晚书店二楼的咖啡空间畅所欲言,不仅仅是为指点这本新书,同样也是为了一种实现“演说抵抗沉默”的自由,傅老师从郭老师的书中看到了“语文的价值”,又看到了中学语文教育的希望,而我觉得语文课堂上要更多体现“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精神。

语文课堂教育的空间,其实就在老师启发式教育而由学生自由表达的空间,郭老师在书中谈的是“个性差异、直觉在先、文本细读”这三点,正是语文课堂解读的基本原则,也是老师和学生展示多元思维、表达自由的准则。傅老师很热情地称赞了这本应该在当今中学语文教育界具有创新意义的《言说抵抗沉默》,值得在全国中学推广,甚至语文教师人手一本。

在书店里闲谈,漫无目的,别有情趣,一会扯到最近一份文化局的文件谈到某本禁书,一会又谈到无处不在的警察。突然我想起来了,此前一天我约请一位《圣经》研究学者前往本地一所中学谈一个小时的话题,内容即“《圣经》是怎样一本书,基督教又有哪些精神”。没想到当天我来自上海的朋友魏梅小姐也在杭州,很凑巧。我们在西湖边的湖畔居喝茶吃饭,与她谈了不短时间的基督教话题,旁边还有一些朋友似乎也在倾听这样有趣的话题,一边喝茶,一边看西湖,看起来非常和谐。

西湖之上,轻舟漂移,阳光灿烂,这在上海简直不可想象,只有杭州才难得有那么好的有山有水的景致。眼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匆匆把她送到西湖边附近的凯悦宾馆,赶紧到不太远的那所中学去。再次没想到,原本元旦前就已约好的为高中同学讲《圣经》的课程突然取消了,约请我们的老师也已经及时把最新情况通过手机短信告诉了我,只是我当天手机短信堵塞,没有看到新信息,等赶到学校的时候方才明白,原来是有警察来过了,他们要求校长取消了这次讲课。本来,那学校老师并不仅仅想约请《圣经》专家来讲基督教,还打算约请有关专家讲佛教,讲道教什么的,只是选择在第一堂课讲《圣经》是怎么一本书,却没有意料到校长怕警察,不问什么原因,就匆忙关上了这扇本应传播文明之光的大门。

今天的校长怕警察,使我想起昨天北大的著名校长蔡元培来,蔡校长却不怕警察,而是怕学生,学生有爱国热情,要游行示威,他虽然阻挡不住,但他会保护,他最怕学生被警察打,因为他是校长,有保护学生的责任和义务——尽管学生不理解,尽管他还挨过学生的打。可今天的校长,为什么要怕警察呢?警察又不会冒着摘掉警徽的风险而去打人,真想不通?

校长怕警察,我是已经经历一次了,不奇怪了。记得去年8月份,杭州的中小学临开学前,我去帮助两个户口在外地的孩子报名上学,按照杭州市长孙忠焕在本市“两会”期间的承诺,外地孩子都可以在本地接受义务教育,可这两个孩子由于其父母都在这里打工,为了接送孩子方便,就到附近的江干区南肖埠小学报名。刚开始,那学校的老师很是喜欢其中一个聪明可爱的男孩,就让他的父母填表,可另外一个是女孩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老师怀疑她父母的暂住证有问题,态度不好,有刁难之嫌。当时我知道其中有个老师就是校长本人,就提示说“老师您别难为人家”,没想到那老师不依不饶,我在场也觉得很生气,为什么本市市长承诺的事情到了下面就那么艰难呢?于是我打一个电话就把杭州的“110”警察叫来了,这里我表扬一句“110”,确实在很短时间内就赶来了,当天还是礼拜六。警察一来,学校老师似乎有点殷勤了,不过不是对我殷勤,而是对那两位警察,一男教师拍马屁似地连忙拿出瓶装饮料热情地递上去,我心里很生气,人民警察是来处理事情的,既然你们怀疑这孩子家长的暂住证有问题,让警察来评判是真是假,为什么玩花样呢?明明我们是报名者,又是人民教育的支持者,可公办教育的老师态度如此世态炎凉,大热点怎么不感到气愤呢?可这位校长似乎不管这些,我把警察叫来了,警察也处理了这个问题,暂住证没有问题,并批评了这个学校如此怀疑暂住证,他们说的另外一句话我就不转述了,因为总有人“拎不清”,亵渎了师道尊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校长名字叫鲁聪,女(电话13605819936,0571- 86980195)。就是她因为这次我把警察叫到学校来而恼羞成怒,原本我所帮助的那两个孩子至少就一个可以就近在南肖埠小学读书,可后来一个也读不成了,他们的家长很是辛酸,好事没办好,还在心里堵了一肚子气。幸好,有家报纸看不过去,去采访鲁聪本人,并在报纸上批评了这个学校甚至整个杭州市的做法。同时,新华社记者也就杭州有大约八千外来人员子女不能在杭读书而进行了报道,网络上也大量进行了转载。

如此鲁聪,鲁是粗鲁的鲁,不是卤莽的卤,却是因为她怕警察让我觉得她确实不够聪明,而有点鲁智深的“鲁”。《圣经。罗马书》这样说,“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因为“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你若作恶,却当惧怕”(罗十三3-4)。按照北大博士李柏光的话说,警察这样的官,本是我们民众的仆人,岂有让民众怕的道理?

一个本质善良的人,守法公民,心中无愧,何必怕警察呢?人民教师鲁聪却利用手中所有承担义务教育的公立小学资源的分配特权,歧视外地孩子,哪有人民教师的样子?为此我将我的投诉信提交给杭州市的中共党委书记王国平,杭州市教育局长徐一超,杭州江干区时任区委书记暨军民(现由原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副书记、区长徐立毅接任,暨军民改任中共宁波市江东区委书记,无论他到哪里工作也都逃不脱网络的追查和谴责)和区长蔡仲光(原为杭州上城区副区长,该领导有一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言:“统筹发展,教育为先;人才强区,教育为本”“学校的建设,可拖不得),尤其是通过浙江省教育部门的朋友关系联系到杭州市江干区教育局这样的”老爷衙门“(局长为陈秋芳),找到副局长施德明,去告状,去试图解决问题,结果找市、区主要领导却都是杳无音信,副局长施德明倒是直接说不行,简直是”旧社会衙门的老爷作风“,霸道而不作为。此后,我觉得每次走在人民政府大门前都有点看不起这个所谓人民政府的滋味。先前,我曾经感谢过王国平书记和孙忠焕市长曾经因我的自行车被别的电动车撞坏而被杭州的某交通警察”随意乱判“作过批示,使我避免了损失,又批评了那交警察,可现在这两位”大人“异口同声地装聋作哑了,不过我不感到奇怪。曾经我和一个特别的朋友交流过,希望就杭州市江干区教育局和南肖埠歧视外来居民的孩子就近接受教育权之事,设想进行和平而非暴力的公开抗议,比如能否到杭州市公安局申请游行要求教育公平等,没想到那位朋友连连摇头说”不“。我说这可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啊,可他还是摇头,看来我理解他的意思,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宪法权利可以被这样轻易落空?

校长怕警察,难道校长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担心被查?我知道教育产业化以后,基础教育就一块最大的“肥肉”就是“借读费”。我们知道,一个城市,有师资强的学校,也是师资弱的学校,人人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好的学校读书,但是好的学校总是人满为患,怎么办?于是就衍生出来了“借读费”、“赞助费”等名目繁多的理由,凡是孩子户口不在这个学区而是到学区之外的学区读书的,统统收借读费,几万元不等,这可苦了那些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孩子,只能去读师资弱的学校,而有钱人可以“赢家通吃”。这就是基础教育的现实无奈。可今天,我看到的那些校长怕警察的例子倒不是因为学校有什么问题,而是警察权力大,学校要给警察面子,却不给提出正当理由的普通人面子。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公民,一名纳税人,在法律地位上我和警察是平等的,在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更是这样,可是现在却出现了校长怕警察的事情,我倒怀疑我所经历的这个社会是否正常?是否和谐了?

一个国家能否复兴,教育是基础,谁轻视教育,那被轻视的结果就会报复谁。我想,教育问题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一个国家有没有未来,要通过教育的结果可以看出来。没有公平的教育,就没有国家的未来、民族的未来。所以,我一直为杭州的八千甚至更多的外来人员子女不能在父母所在的杭州读书担忧,更为那在杭州读书却不能得到公平对待的外来人员子女担忧——比如他们只能上条件很差的民工小学,希望上帝眷顾他们,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努力而成材,成为未来我们这个社会的栋梁,成为人们中间不可缺少的重要一员。

不过,通过网络这样的和平非暴力方式谴责一番就够了,共产党内不是一向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嘛,他们不自我批评,我就去响应他党的号召去批评一下他党的干部。《圣经。罗马书》上还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是的,我们作为个人,要忍耐这个政府,自己“不要志气高大”,要处处做到虚怀若谷,心胸宽广,要时刻追求和睦,“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这正是不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的意思。能够做到的人,就能够得到来自天上的祝福。这祝福,就是最好的。

作者文集2007.1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