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忙于文学写作,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一般不接受采访,不参加会议,感觉老之将至,有压力感。但这次纪念“全红总”五十周年的会议,我还是中断写作,远渡重洋。一则方圆兄盛情难却,二则对“全红总”举旗造反半世纪理当表达由衷的敬意。

我与“全红总”工人运动无关。那时我还是清华附中头号“反动学生”,刚从一场毒打中活过来。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张取缔“全红总”的大布告,位置在天安门广场西侧,长安街南侧的一面灰色砖墙上。时间大约是1966年底67年初。当时极为震惊,因为从《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之后,民间造反组织风起云涌,当局怎么会突然对一个工人组织大下杀手?这跟当时的政治形势是背道而驰的。正因为这种震惊不解,我牢牢记住了“全红总”这个名字,并在内心深处有同情之感:我与这些工人是难兄难弟,都是受迫害、随时可能被镇压的异类。我今天来,就是想为“全红总”做一个历史的见证。我的见证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八九民运被镇压之后,我挑着木匠工具,背着破被子卷在民间逃亡。后来,最疯狂的全国大搜捕浪潮稍落,掩护我的朋友说:你毕竟是一个作家,不能老在农村流浪,还是要恢复写作。于是回城,隐藏于斗室,在89年底,完成一部自传《历史的一部分》,回顾了自己从马列毛红色教育中觉醒的精神历程,同时以大量篇幅追述了刚刚成为历史的八九民运。这是关于八九民运的第一部可靠的回忆录。在写文革部分,我记录了“全红总”被镇压的这张布告,至少可以作一个旁证。逃离中国大陆后,我才比较全面地了解到“全红总”的伟大壮举,也才明白中共当年何以独对“全红总”大下杀手:因为这个工人组织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毛泽东利用民众运动打倒政敌的文革设计,而表现出争取自身权益的独立倾向。

我与方圆兄年龄相近,当时尚不满二十岁。文革期间除北京外,我还亲历了四川、广西、贵州运动,愿意在这里向各位提供一些直接的观察。

成都工人造反兵团:

“全红总”被镇压之后,1967年1、2月间成都的文革运动如火如荼,矛头直指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成都军区的军头们派一个连强行进驻战旗歌舞团,要逮捕军内造反派,但这些军人随即被工人和学生围困在文工团大院里。一天夜里,我和几位清华井冈山赴蓉战斗队的同学到战旗歌舞团商量对策,忽然战旗的造反派头头得到报告,在他们的宣传车上发现了一台军用报话机,估计是群众从军人手上抢的,扔到了他们宣传车上。为了防止军区栽赃,他们决定立即上缴军区,吹哨全团集合。被围困在大院里的军队以为是解决他们的信号,拼死向外突围,造反派工人学生则拼命堵。当时场面很混乱,搞不清谁要抓谁。为了保护我们这几个北京学生,战旗的造反派帮我们翻墙而出。到了街上,我发现到处都是“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的人。从文工团大院冲出来的士兵们被工人和市民几人抓一个,又扭送到院子里。已经是午夜时分,工人们一卡车接一卡车地火速赶来,每个路口下一车人,分兵把守,迅速控制了整个地区。这件事令人难忘,第一次看到工人造反派的组织能力和力量。事后,军队发动声势浩大的“二月镇反”运动,全川大肆逮捕造反派工人、学生,仅成都一地被逮捕人数高达3万余人。

宜宾红旗抬工大队:

几个月后,四川形势逆转,再次翻身的造反派又举起自己的旗帜。1967年盛夏,四川“内战”进入鼎盛时期。宜宾是焦点,被称为“突破口”。保守派在军队支持下围攻造反派,宜宾城陷入重重包围。我们几个清华井冈山的同学随一个北京医疗队进入围城,声援红旗派。我被分配到“抬工大队”,这是一个用长矛大刀武装起来的造反派自卫组织,战斗力最强,舍生忘死。所谓抬工,就是码头上的搬运工,是最低层的工人。我亲眼所见,他们劳动时浑身赤裸,仅在胯下拴了块比巴掌大一点的遮羞布,可谓最贫困、最低贱者。他们起来造反,反对黑暗的“十七年”,针对的正是中共的剥削压迫。我们的任务是宣讲“两条路线斗争史”,试图扭转他们的“工团主义”倾向,要把他们的反抗纳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就是为毛的权力斗争火中取栗。但他们执拗地只为自身解放而奋斗。多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我们这些学生错了,工人们直觉式的反抗是对的。谁说文革中群众组织是“跪着造反”?宜宾工人就是“趁机造反”。

我回忆这些文革经历,是想说明一个事实:文革中确实存在人民反抗暴政的因素,不管它的自觉程度高不高。“全红总”、“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宜宾红旗”正是其杰出代表。十年前,文革四十周年时,方圆写了篇全面回顾“全红总”的大文章:《从全红总谈人民文革》。直到今天,我认为仍然是一篇对“全红总”工人运动分析得最全面、深刻,并富于理论深度的好文章。又十年过去,我们在这里纪念“全红总”成立于被镇压50周年。50年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大家能聚集在澳洲来开这个纪念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年20岁上下的年轻人,50年之后已经70来岁,再过10年就是80岁,还能不能来开六十周年纪念会就难说了。

我这么说,不表示我悲观。一点也不悲观。仅仅是承认这个自然现象,而不是怀疑自由工会运动是否后继无人。也许用不着再等10年,中国独立工会运动就会以另一种我们今天难以预测的形式再度兴起,就像压抑已久的岩浆猛烈喷发。因此,我们今天纪念“全红总”不是纪念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而是纪念先行者们当年英雄式的反抗,纪念他们所付出的代价,纪念一个正义事业通常会遭到的挫折与蒙难。我想,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怀疑,未来中国一定会兴起强大的独立工会运动,而今天在海内外公开或秘密存在的各类工人组织和工党,必然发展壮大,成为左右中国走向,稳定乱局的强大政治党派。

一个有意思的巧合:1980年,“全红总”被镇压13年后,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几起几落,终于发展壮大,推动并实现了波兰的半自由选举,从而一举结束了波兰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个选举日,恰好是中国民主运动遭到镇压的日子:1989年6月4日。

失败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从失败走向更大的失败,彻底失败,最后死定。一种是经由失败的中途站,走向最后的胜利。因此之故,最后胜利之前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光荣的失败,不仅值得纪念,还值得庆贺。因此之故,在中国独立工会运动的先驱——“全红总”举旗和失败的第五十个周年,我从太平洋另一边赶来,表达我最诚挚的敬意。——向“全红总”表达敬意,向当年二十啷噹岁的无畏的先驱们表达敬意。我坚信,历史终将承认你们建树的丰功伟绩!

2016年11月8日于堪培拉

——《纵览中国》November 2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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