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敬龙被枪决前最后一次与家属见面（网络图片）
一、贾敬龙虽去，国人渐已醒
今生素未与我谋面，然而一直刺袭我心的，仿佛在我眼前生活欢笑、以其稚拙倔强的笔迹写诗作词的贾敬龙，终于带着他的温和敦厚、诗人一般的神情和气质，在党国核心加冕的自慰之声、暴政自娱自乐的“自信”喧嚣和草民忙于生计的奔走足音中，走了。固然，这是差不多早就料定之事，且原本自以为深为“审丑疲劳”和“审恶疲劳”所折磨的我，很难为此万千之一的人间悲惨或者悲壮所打击，然而当此噩耗传来之际，我的心腑仍如被遽然掏空一般空落和痛楚。我用微微战抖、掌心不断沁出热汗的手，在异议网站和独立网媒上频频点击鼠标，专寻有关贾敬龙的评论，聊以暂且麻痹我的苦痛之心。
然而试图淡疏这人间惨剧和噬心之痛的努力，经数日实践证明，大抵是无效的。对同仁们的似同之痛的反复品嚼，非但无助于自疗，反而愈发激起了我的满腔愤懑和无边叹息，心中块垒非但未有消融，却愈见壮大和尖锐了，一次次使我的心腑感受到难言之痛，一种苟活于世的耻辱之感在心底缓缓升起，将我的诉诸异议文字而成的信念坚壳挤压至无以复加的孱薄。我的耳畔仿佛回荡着红朝上下的文臣武将、鹰犬爪牙、帮凶帮闲听闻贾敬龙死讯之际的齐声狂笑。面对斯世斯时的怪象惨景，一种由衷的无力感几度深深攫住我的全身，让我生出艰于呼吸视听之感。
然而，于必欲见证暴政溃亡的生者而言，终是要从伤怀逝者的灰暗心境之中走出的。贾敬龙被害之事，不啻这黑暗时代的洪钟大吕，振懦启愚，振聋发聩，已使、正使、将使愈来愈多的人们将对万恶中共暴政、宽衣帝的独裁朝廷的最后一丝幻想弃诸脑后，像贾敬龙一样，以自己的方式，毅然、决然地踏上彻底抗争之路。也许，我们的抗争方式暂且有限，也许，我们的抗争暂且乏力，但纵是以卵击石，也必须坚持，必使这愈发狰狞、罪恶弥天的红朝权势团伙无法绝对快意地开动与在北京街市上尽情轧压学生、市民的坦克本质无异的，为所谓的“城市化”的“盛世欢歌”轰轰伴奏的推土机，无法绝对快意地享受专制人肉宴和血痕斑斑的注水GDP.
当年，孤身单挑警局、举刀连刺数警的杨佳被中共杀死之后，刘晓波先生愤书：“一场没有事实真相和程序正义的审判，徒有司法审判之表，实则滥权杀人。”“继续追问杨佳案的真相，继续抗议滥用警力，继续关注中国的司法正义和社会公正，已经变成中国民间的自觉诉求。”“杨佳死了，觉醒的民心不死。”【注1】若谓杨佳刺警之举因目标不确、反击过剧等故尚有三分滥杀之嫌，贾敬龙杀人之举则是绝地反抗，是谨慎的，具有针对性的，甚至带有几分书生气，虽以中共法律衡量，贾敬龙亦不应被杀，然而，在愈趋强硬暴虐的极权专制统治团伙治下，贾敬龙竟与万千关心、关注的他的人们阴阳永隔！贾敬龙之死所引发的网络舆情反弹，与杨佳之死所引发的网络舆情反弹相似，但似更激烈。贾敬龙虽去，国人渐已醒！
二、村官接踵毙，民愤已示警
在有些人看来，漠视人权、逼死人命的暴虐拆迁之所以被纵容，似源于发展经济、加快城市化的迫不得已。其实不然。此乃中共暴政的本质和被所谓的“经济发展”“城市化”蒙蔽双眼、淡化了正义观念的民众们的支持、变相支持所致。于中共犯罪团伙而言，“经济发展”“城市化”的根本目的绝非为了什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是企图借“经济发展”“城市化”来掩盖、弥补其政权的非法本质和无尽罪恶，并利用权贵市场化机制从其他国家和大陆民众身上敛财聚力，为暴政输血打气。于大部分民众而言，所谓的“经济发展”“城市化”只是意味着低人权、低工资、高污染、高能耗的社会生态，物欲横流、见利忘义、道德淡漠、雾霾漫天、毒食满街、假药处处的生存环境，赶欧超美、居高不下的房价，日甚一日的贫富分化，暴虐甚于日寇的非法强拆……
就在贾敬龙含恨西去、其遗体的某些部位或正被某个或某些脑满肠肥、“富贵病”满身的权贵的肉体享用之际，博讯网上接连报道了几起因强拆、拆迁补偿不公等原因而酿成的村民刺杀村官、拆迁负责人的事件【注2】。目前已在大陆传扬甚广、引发无尽民愤的贾敬龙事件，也许正是这些事件的重要催化剂，或可谓对屠戮贾敬龙的中共的报应。既然一个非法的政权始终以维护和实现一党私利、一帮之权、一撮之欲为重，既然要铁了心肠将悖逆天理、无视民权、无法无德的极权专制进行到底，那么就势必按照自然法则和民众、正义力量进行终极博弈。贾案之后，杀村官、反强拆大有蜂起之势，完全可解读为未来的民众大规模抗争的预演。
三、愚懦愤然起，猛士必前行
在中共暴政蹂躏神州大地的近一个世纪以来，因这个奸恶邪毒史上无二的天然犯罪团伙将暴力和欺诈两种手段耍至极致，且因其邪恶本质使然而对人性之恶尤其对政客们的人性之恶有着深刻了解并能有效利用，极其善于在各种矛盾冲突的夹缝之中钻营求存，竟而至于为非作歹百年不倒，在全球宪政民主浪潮愈发猛烈的冲击之下仍不垮台，狂横无比。正因其具有世所可匹、史无可敌的暴力、欺诈、钻营手段和邪顽至极的生命力，对其怀有恐惧和不切实际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幻想的人不在少数，尤以大陆为甚。
然而，人类历史、科学理论和政治规律已经反复证明，只有基于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政权能够不断克服种种内外危机并始终保持着令多数人们赞服的生命力，没有任何专制政权可以千载万世永役一邦。且，至刚易折，愈是趋于刚性的专制政权，其倒台往往愈具有突发性、不可预知性，如前苏联、东欧诸国、满清便是如此。中共暴政体制本属刚性，且在刚愎自用、痞气十足、不学无术、专横骄桀、撒币无尽、卖国无止、权欲膨胀、好大喜功、目无人民、不可一世、昏招迭出、愚举连连、狂言滔滔、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独夫民贼、昏君暴君的不断强化之下愈发顽硬，是以其在狂飙突至的剧变之中遽然倒台绝非不可能之事——大约这也便是中共亡于X年X月之类的预言虽破灭无尽但依旧不断传出且信者如云的缘故之一了。
固然，稍有理性者皆知中共暴政必有倒台之日，然而不愿坐等者的比例依旧有限，很多人持着苟活赖活的心态，一边和恐惧、奴役作有限的斗争，一边滋生着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中共会逐渐改弦易辙，自我更新。此类人大约可分两种，一种是期望中共向胡赵之类的开明专制转易，一种是期望中共良心发现，痛改前非，自觉建立宪政民主。对比而察，我以为前一种人的幻想虽稍近于实际，然而对中国民主转型的阻障之大、拖腿之久远甚后一种；而后一种人，一般笼统称之为改良——于我而言虽谓其道不合，但毕竟志向相同，且在很多事情上的作为和意义为体制外抗争者、民主革命派所不及或难企，因此对其作用和局限须有清醒认知。
纵然无法进行精确的统计和调查，我亦绝不怀疑，改良派中不乏身在曹营心在汉者。其中，有志存高远、欲在内部攻破、损毁专制堡垒者，比例大概有限，虽因中共逆淘汰传统不断发扬而距“戈尔巴乔夫第二”的目标愈发遥远，但仍能在中共体制中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如今这些人似多集于学术界尤其是高知层、文学界；还有主为满足物欲而进入体制者，但因天良未泯、较具理性，在经历、亲睹了制度性黑暗之后，良知复苏，理性升华，感觉到自由民主于己于人、于家于国的可贵，虽然此类人因正义感相对较强而很难在逆淘汰大环境中占据多少体制内高位，但在体制内有一定比例，在体制内的各行业、各单位、各部门皆有分布。
在我看来，即便一百个贾敬龙殒身暴政屠刀之下，改良派们也会依旧存在。这是社会、政治规律。改良行为的主要意义在于，虽然在体制愈趋刚性的情势之下无法挽救贾敬龙们，却可以柔性方式与体制内的顽固派、保守派和既得利益团伙贴身近战，在舆论、政治等层面产生重大影响，一次次揭穿中共暴政的丑恶本质，使体制内外的觉醒群体不断增加——尤其可以不断增加改良群体的力量，使专制营垒的坚固性不断受损。其实改良群体的增加亦意味着体制外抗争群体、民主革命派的潜在力量不断增加，因为改良群体是体制外抗争群体、民主革命派的重要力量来源。当体制外抗争群体、民主革命派的声势不断增强之际，前来投营的改良派会愈来愈多；当体制外抗争群体、民主革命派的声势有限之际，改良派们存在的意义更是十分重要了。
然而对于民主转型而言，改良派们也起着消极和负面的作用。改良派们的能量会不同程度地被中共暴政吞并、化解、利用，改良派跪求、谏言、跟队之风所至，会使不少旁观者以为中共专制体制还很有革新希望，对一些体制外抗争者、民主革命者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如，改良派们时常与体制外抗争者、民主革命者进行各种论争，这些论争既有积极意义，亦有负面作用——积极意义在于，使体制外抗争派、民主革命派的主张、理念不断进行切合实际的修正和不断扩散，受众愈益增加，而负面作用则在于，会对体制外抗争派、民主革命派的某些资源和空间形成不同程度的侵占，在体制外抗争派、民主革命派声势较弱之际尤其如此。
当专制体制的刚性、欺骗性不断加强之际，当愈来愈多的贾敬龙们被暴政屠戮之后，无论是改良派还是体制外抗争派、民主革命派，其可作为的潜在空间都会不断扩大。邪不胜正、天道不陨是亘古真理，正义之士的血绝不会白流，他们挟燕赵遗风而去，将抗争精神传世，以其生命、热血和决绝抗争再次敲响了时代警钟，使体制外抗争派、民主革命派的意志和数量不断增加，同时也扩大着改良派的数量，使改良派不断反思实现目标的方式，使愈来愈多的改良派倾向、倒向体制外抗争派和民主革命派。改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那便是，愚懦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为实现宪政民主奋然前行！
注释：
【注1】参见刘晓波先生之文《杨佳死了，觉醒的民心不死》，网址https://yvonnefy0722.wordpress.com/2008/11/page/4/
【注2】参见博讯网《大陆掀起“杀村官运动”？一周三村官死在刀下》，网址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6/11/201611201913.shtml#.WDG15_l97IU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3/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