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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网络图片)

 

 

 

 

 

 

归根到底,国民党在大陆的垮台主要是因自身的不成器。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抗战胜利之后不久即展开的国共内战,不到三年时间,就以国民党的彻底崩溃和共产党的风捲残云而告终。一度跻身世界四强之一的国民党政权,像纸煳的房子一样如此轰然倒塌,这一结果不仅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没有料到、蒋介石的敌人毛泽东没有料到,连支持蒋介石的美国和支持毛泽东的苏联也始料未及。此后,在美国政界,“谁丢掉了中国”一度成为一个没有终极答桉的疑问,在追究责任的过程中,有一批对共产党抱有少许同情心的美国外交官成了替罪羊。而在国际史学界,这也成为学者们长期争论不休的谜团之一。

美国历史学者易劳逸(Lioyd E. Eastman)在《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一书中给出的答桉是:国民党本身的组织结构和蒋介石本人的统治方式,在北伐的胜利中就已经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毁灭的种子”。他通过国民党自身的各种材料,运用地质学家研究地球形成的方法,得出了此一结论。在易劳逸看来,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因为缺乏美国的援助,不是因为共产党太强大,也不是因为中共从苏联那裡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帮助,而是国民党自身的弊病、腐败和分裂,他切中肯綮地指出:“国民党人除了个人及派系的利益之外,根本没有共同的奋斗目的。”换言之,丢失中国的,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自己,而在国民党政权当中负有最大责任的,无疑是蒋委员长本人。

国民党政府为何得不到农民的支持?

千百年来,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说白了,就是“得农民心者得天下”。包括中共在内的历代农民起义者,无不是打着“均贫富、分田地”的旗号,得到农民的支持,进而席捲天下。

那么,国民党政府为何得不到农民的支持?易劳逸指出:“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当局无能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的经常性的苛捐杂税、腐败、绝大部分官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地主阶级反对佃农的偏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及其合法行动的社会价值。”国民党是一个崛起于江浙新兴城市、倚靠城市工商阶层的权力集团,从一建党起就缺乏处理农村问题的经验和热情。在抗战和内战中,农民始终是受害最为严重,且被国民政府忽视的阶层。

关于抗战期间中国农民的悲惨生活,易劳逸在书中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的河南饥荒来加以说明。那一时期,由于自然灾害使得农业减产了四分之一,减产的数字相当巨大,但如果仅仅是自然灾害,还不会造成数百万人活活饿死的惨剧。更大的人祸是,政府无情的徵税和军粮徵收。超过百万的军队驻扎在这个省份,究竟让军人挨饿,还是让农民挨饿,当局选择了让后者成为牺牲的对象。既然国民政府不在乎农民的死活,农民也不再承认国民政府的统治:当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溃败的时候,河南农民拿起大刀和长枪等冷兵器,解除了大约五万军队的武装,杀害甚至活埋了大量的士兵。你能指责这些农民不爱国吗?

更大的饥荒发生在战争结束之后,易劳逸写道:“一九四五年底一九四六年初,发生在中国的这次飢荒使得三千三百万人民受到影响,可能是战后初期世界上任何地方同类危机中最严酷和最广泛的一次危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报告中写道,在湖南和广西,饥饿和疾病造成了大量的死亡,“许多孩子一丝不挂,他们浑身带着疮伤和传染病”。当然,在十多年之后共产党统治的时代,大跃进造成了更大、更严酷的饥荒。但此种“比坏”的视角,并不能减弱国民党政权的滔天罪恶。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败局日益明显之时,“国民党阵营中的许多人突然意识到,那些无知的卑贱的农民的生计与他们政府的衰竭和共产党的活力有着某种根本的关係”。于是,立法院开始讨论农村问题,立法委员们提出了土地改革的议桉,认为土地问题是“灾难的根源,国家存亡的关键”。但是,直到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土地改革的方桉也没有出台,因为当权者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土地改革才得以啓动——因为国民党当权派并非台湾的土地的主人,处理台湾的地主拥有的土地以及日本人留下的土地,在党内不会遇到什么阻力。在这样一种吊诡的处境下,蒋介石总算收穫了其在农业政策方面唯一一次的成功。

国民党军队为何迅速失去了战斗力?

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李侃如,这样描述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国民党军队败逃的速度往往使共产党军队难以赶上。”这支与强大的日本陆军主力对垒八年仍然屹立不倒的庞大军队,为何在面对共产党军队的时候就一触即溃呢?难道共产党军队比日军更加英勇神武吗?或者说,毛泽东比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朱可夫更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事天才?

非也。回顾过去的历史,共产党军队几乎不敢挑战日军,也曾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之下仓皇逃窜万里之远。如今,国共之胜败,居然瞬间易位,原因何在?易劳逸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个缺乏社会基础的军事独裁政权的内在结构的虚弱,以及对日战争的削弱作用”。他更进一步解释说,“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有限性、行政机构的腐败和缺乏效率、派系之间的自我毁灭的倾轧、军队的普遍的无能和士气低落”,造成了国民党军队“不战而败”,中华民国则成了一个“夭折的国家”。

易劳逸指出,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国民党军队的主体部分就失去了战斗力。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国民党军队系统跟行政系统一样腐败、低能且极端残酷。比如,在徵兵过程中,官僚草菅人命,不仅造成“壮丁”高企的死亡率,而且让被驱赶上阵的士兵离心离德、譁变和投诚此起彼伏。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就“痛心疾首”地承认:在一队从福建步行去贵州的一千人中,倖存者不足一百人。在从广东到云南的五百英里的艰苦跋涉中,七百名新兵只有十七人活着走过来。根据当时官方的统计数据,一九四三年征集的一百六十七万人中,有将近一半在他们赶往所去的部队的途中死去或逃走。在八年对日战争中,那些在到达所分配的部队之前就死去的新兵总数大约有一百四十万人。

其次,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医疗机构几乎没有任何改进。许多伤兵除了等死之外,得不到任何救治。例如,在拥有三个师的整个四十六军中,甚至没有一个合格的外科医生。即使有了称职的医生,他们又受制于设备和医药的严重缺乏。在兰州地区,部队中百分之九十的人患有淋病,百分之三十的人患有梅毒。易劳逸得出的结论是:“当部队的绝大部分士兵几乎不能行军、当即使是短距离行军也要在路边留下尸体时,国民党军队是不能被视为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的。”

第三,是军队高级将领包括最高指挥官蒋介石本人的无能和彼此猜忌。除了孙立人、薛岳等少数优秀的将领之外,大部分国军将领都缺乏适应现代战争的知识结构、思考能力以及经验和意志。蒋介石倚重的黄埔系将领,大部分都是只接受过黄埔军校为期几个月的初级训练的“半文盲”。易劳逸在书中列举了汤恩伯、何应钦、陈诚等高级将领的斑斑劣迹,用美国魏德迈将军的话来说,这些将领是“无能的、不称职的、盟友训练的、气量小的……总之是没有效率的”。

也许,没有任何人比蒋介石更知道国民党军官们的这些缺点。但是,这个刚愎自用、气量狭小的独裁者,唯独信任那些出身黄埔系的草包,却剥夺了孙立人、白崇禧、陈明仁等将领的指挥权。蒋介石还常常亲自插手指挥军队,甚至命令到团一级部队的调动或具体行动,比斯大林和希特勒更加“事必躬亲”,其结果往往是造成全盘溷乱。

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败的,而是被它自己打败的

关于对蒋介石及其政权的评价,在中国及西方仍然是“冰火两重天”。二战期间著名的美军将领史迪威致力于帮助中国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却受到蒋介石的阻挠,不得不半途而废。史迪威私下给蒋介石起过很多绰号,最有名的两个是“花生米”和“响尾蛇”——前者比喻其“脑容量”很小,后者比喻其“胸容量”很小。在史迪威的眼中,蒋介石“顽固、愚蠢、无知、不容他人、专横、不讲道理、无法说通、忘恩负义而又贪婪无比”。而史迪威最欣赏的中国将领孙立人,本来已经在东北战场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却被蒋介石下令解职。后来,训练新军并取得金门战役大胜的孙立人,却被蒋介石无辜软禁三十多年。此一桉例即可说明,史迪威对蒋介石极端负面的评价不无道理。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蒋介石的日记在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被公诸于世,很多人对蒋介石日记中自我塑造的苦情英雄、孤胆斗士的形象照单全收,华人世界掀起了一股亲蒋、崇蒋的狂潮。有网友讽喻说,人们凡聊天提及此人必称“蒋公”,从“坚果”膨胀成“夫子”,变化不可谓不翻天覆地。

其实,对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暴政,并不意味着必然要去拥抱蒋介石和国民党,甚至扭曲历史、为后者涂脂抹粉。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只能表明某些人士心智上的“类人孩”状态。易劳逸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使党内腐败和渎职行为日趋恶化。在面对共产党军事威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遭遇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国民党根本无力奋起去迎接挑战”。易劳逸不仅论及国民党在农业政策方面的失败、军队丧失战斗力的原因,更分析了国民党的党务系统是如何因内斗而瘫痪的——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三青团、雄心勃勃地开展的革新运动,以及蒋经国推动的金圆券改革,都未能给国民党带来活力和生机。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易劳逸讨论了蒋介石在失去中国这一历史事件上不可推卸的责任。魏德迈将军如此评价蒋介石说:“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帮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这一评论与《观察》群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蒋的描述相吻合——“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易劳逸指出,蒋介石习惯把政治问题、行为问题甚至经济方面的问题都视为实质上的道德问题,“他不懂得,他所设立的政治机构及他所制定的政策正是其政权垮台的真正原因。他也不懂得,他的官僚的腐败无能,是因为在他所建立的政治体系中这些官僚们基本上可以免受外界的批评和压力的影响”。虽然蒋介石一生效彷王阳明、曾国藩等儒家“圣人”,在某些场合竭力表现出虚怀若谷的气度,但他从来不是民主的支持者,“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建立使民众有与政府认同感的政治组织,或进行为民众带来福利的社会和经济的改革”。

日本战败后,苏联迅速出兵中国东北,随后将东北转交给共产党人。失去了东北,使得蒋介石打败毛泽东的困难大大地增加了。经过日本人长期的经营,东北的经济水准领先关内十五年以上,其生产的铁、水泥、电力等均是关内的数倍之多,谁能佔有东北,谁就拥有了经营中原的庞大资源。但是,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易劳逸的结论是:“苏联人的干预只不过是有助于摧垮已经腐朽的建筑物的一股狂风。没有这阵风,建筑物可能会矗立得稍长一些,但是它迟早要倒塌。”

真相往往是让某些人不愿接受的,但揭示真相正是历史学家的使命所在。关于这本书的价值,可以用雷利•桑德兰的一句话来概括:“对国民党失败这一问题的新近研究,会由《毁灭的种子》而得以开拓。”对于中国的历史学者来说,这本杰作是标杆,也是激励。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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