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再谈六四与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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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01

富士康13跳的悲剧促使很多人意识到,所谓中国奇迹,正如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早就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是建立在低人权优势之上的。那么,低人权优势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把中国和其他前共产国家相比,这个问题就显得尤其突出。既然当初各个共产国家的处境都差不多,为什么别的共产国家没能走上中国的道路呢?

不久前,秦晖又讲了个昂纳克寓言。所谓昂纳克寓言是说,假定当年东德不曾发生民主转型,不曾拆毁柏林墻,但是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却心血来潮,决定放弃计划经济,改行市场经济,“说我不搞什么理想了,我赚钱。我对西方资本完全把门打开,当然前提是西方也让我把商品卖过去。我可以用专政手段提供最好的招商引资条件,土地你看中哪块,我就拿过来给你。工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老百姓的财产我想怎么集中就怎么集中。国家财产我想给谁就给谁,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当然也可以给一部分西方那些愿意来投资的人……等等”。假如东德共产党这么做了,那么不用多少年,东德就可能出现经济奇迹,而西德则可能陷入危机。到头来,可能就不是西德统一东德,而是东德统一西德了。

秦晖把这个寓言讲给东德末代共产党总理哈斯听,问哈斯这种情况可能不可能。哈斯回答道:不可能,决不可能。哈斯的回答不大清楚。他没有说明,所谓不可能,究竟是他们不愿意这么做呢,抑或是他们愿意这么做但是做不到。或许两者兼而有之。有的人是不愿意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太荒谬了:共产国家的公产原本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共产党怎么能据为己有?共产党不是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么?怎么能把劳工当奴工?有的人可能是担心做不到:这么做和抢劫有什么区别?老百姓会答应么?要是民众起来抗议,你怎么办?顶替哥哥卡斯特罗的现任古巴总理劳尔说,他之所以拒绝中国模式的改革,是因为他“不想为把坦克开上街头负责”。

劳尔这句话很重要。它提醒人们,所谓中国模式,并非只意味着引进市场机制,实行对外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诸如此类;中国模式还意味着六四屠杀。

道理很简单。共产党是靠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经济起家的,如今它又回过头来搞私有化搞市场经济,那无异于釜底抽薪,自己了否定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出要求结束共产党专政的民主化洪流。面对这股民主化洪流,稍有人性的共产党都不敢镇压,而不敢镇压的原因是不好意思镇压,是没脸镇压。因为他们自知理亏心虚,他们对自己的人民有强烈的负罪感。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重兵在握,但都能放下屠刀,接受民主,与人民达成和解。唯有中共,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坦克车开上街头,残酷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伴随着镇压的成功,必定是党内有良知者的出局,必定是民间反抗力量的消沉,必定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必定是道德沦丧,正义缺席。伴随着镇压的成功,原先还有一意套识形态外衣的权力就蜕变为赤裸裸的暴力,少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少了意识形态的约束,权力从此获得了空前未有的灵活性;只要对自己有利,它既不在乎人类的普适价值,也不在乎自家的党章国法,更不在乎食言而肥,自相矛盾。于是乎,共产党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大搞权贵私有化,就可以对劳工毫不留情的榨取;于是乎就有了低人权优势,于是乎就有了中国模式,有了中国奇迹。

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生成史。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如何是”。那些为中国模式大唱赞歌的人,你们是如何对待中国模式的生成史、中国模式的“如何是”呢?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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