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香港特首“普选”框架出炉，将过去的选举委员会直接挪作提名委员会，1200位提名委员先过“爱国”筛子，提名门槛提高至半数以上，候选人总数2—3人。此框架基本排除了反对派人士入围的可能，民主派想当特首，一点希望也没有，就死了这条心吧。说是普选框架，其实已无余地，细节都差不多定死了，还不如说这是中央送给香港的一副普选紧箍咒。
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比温和人士所预想的还要糟糕，不消说，香港泛民主派大失所望。不光泛民派，不光香港人，所有关心香港政改和中国政改的海内外人士，全都感到很失望。由此可见中共对民主政体恐惧之深，已至闻普选而色变的不可理喻程度，即便对“一国两制”隔离墙之外的弹丸之地香港，它也防选举如防盗贼。态度如此狭隘，对于大陆的政改，我等“草民”唯有绝望而已。我几乎要相信“政改已死”这句不祥之语了。
这说明北京已失去耐心，亟欲一锤定音，不愿意在普选问题上继续虚情假意与港人周旋，也不愿意再给香港反对派以任何幻想、任何机会，不想让他们再象以往那样“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也说明北京方面早有成案，“胸有成竹”，所以才能如此“淡定”，油盐不进，所谓咨询、磋商、恳谈，全都是假的，装模作样，意在粉饰，没有任何效果。当然，港人的集体抗争——包括喧嚣夸张的“占领中环”预案——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如果说有作用，到目前为止，只是反作用。
中央的态度已经很清楚，那就是：香港只能有假普选，一人一票可以，但必须把票投给北京相中的“爱国者”：“民主”也不妨玩一玩，但别玩得太当真，别以为北京没有“管治权”，别以为香港市民真的可以自己当家作主；人民永远是被统治者，大陆一向如此，香港也不应该走得太远。
二
今年年初开“两会”的时候，就有有心人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关于香港的表述省略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套话，不免心中忐忑，怀疑政策有变；但大多数人并未注意这个细节，即使注意到，也没当一回事。现在，底牌已经露出来了，中央治港方针确实有变，习近平当局的种种行为与前届胡温政府颇有差距，不可不察。从《白皮书》到人大常委会的普选决定，事实上，已经等同于直截了当告诉香港：12字老政策现在不算数了，名存实亡了；如果再要加上一句，习近平心中的潜台词大概是：这可是你们自找的。
在胡温政府里，习近平曾接手曾庆红分管港澳事务，对香港内部的政治分歧以及中央在香港的应对能力，他比较熟悉。胡温治下，香港前有“23条立法”风波，后有“国民教育”风波，数十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蔚为大观，写下了香港公民集体抗争的辉煌篇章。那两场风波都是由中央政府挑起，授意特首强行推动，特区政府两面不是人，北京那边没办法交差，香港这边民意丢掉大半，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两场风波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中央悄然退让，特区政府灰溜溜收回成命，“23条立法”还害得董建华任内下台，中央拿他给自己顶罪。此一范例为此后的特首执政给了下马威，也为京港政权互动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无事找事，有事怕事，事到临头，溜之大吉，这是胡温“管治”香港的特殊风格。没有硬碰硬的恶意对垒，没有一条死路走到黑，胡温政府弱有弱的好处，这是应该赞赏的。但是，对于胡温当局的胆小怕事，对于特区政府的首鼠两端，当年尚无实权的习近平显然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在习近平看来，京港关系越来越脆弱，中港矛盾越来越突出，这已经说明，胡温只敢惹事、不敢管事的软弱治港方针是失败的；该送给香港的“大礼包”都已经早早送完了，该香港为中央办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办好，既然北京做了好人也不讨好，那就不如做强人做恶人来得更爽快些。
如今，特首“普选”一味拿“爱国爱港”、“国家安全”说事，显而易见，这是习近平当局对香港“23条立法”和“国民教育”搁浅的公开报复。本来，只要不犯叛国罪，任何人不得以政治立场或观点的不同而指责他人不爱国，但由于“23条立法”没有完成，“国民教育”未成制度，香港特区欠着中央政府的立法债、制度债，“爱国爱港”、“国家安全”无本地法律可循，反对派自己也尝到了这一苦果：“爱国”不能以清晰的法律语言和法治标准予以界定，相关议题被严重政治化，且话事权始终单方面掌握在北京手中。香港人原本以为只要回避了“23条立法”，也就回避了“爱国”、“国家安全”事务，殊不知，反而成了香港的软肋，在内地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强势语境之下，在香港发生“限奶令”、“驱蝗运动”、“便溺风波”等事件引发两地人民相互恶感之后，当局高举“爱国”大旗，把真假普选之真变成了毫不相干的“爱国爱港”之争，此种议题转移，是很容易借力讨巧的。
想当年，香港市民曾倾力支持八九民运，两地人民在争民主、求自由的斗争中曾经风雨同舟、心心相印；但今天，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大陆民意对香港“真普选”、“和平占中”运动的表现相当冷漠，且不乏幸灾乐祸、冷嘲热讽者，而大陆民意的冷漠与隔膜气氛，正好为习近平推行强硬治港方针提供了群众基础。
三
事已至此，接下来，是以代议制民主的方式，在立法会里否决假普选方案，还是以街头直接民主的方式，占领中环表达抗议，香港社会已陷入分裂，陷入焦虑，陷入僵持。因为无论是立法否决，还是街头抗争，都不是什么好办法，代价很高，胜算很小，不过是绝望的反抗。人大常委会李飞副秘书长赴港宣诏，已经撂下了重话，“谁阻挡，谁负责”，他的意思就是：要么假普选，要么不普选，没有第三种选择，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掂量，反正中央决不会退让。这就是习近平的强人风格，与胡温治港大异其趣。我很怀疑，将来若大乱而不能大治，我们也许会怀念因软弱无能而被讥讽为“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胡温政府，正如我们现在偶尔也会怀念华国锋一样。对于专制者来说，软弱无能有时也是一种美德。
香港人民的焦虑在于，若泛民否决普选方案，难免被希望“袋住先”的中间派日后埋怨；若“占中”运动以牺牲香港国际金融经贸中心地位为赌注，难免被重经轻政、惯于看北京眼色行事的金融与工商产业界所责备。在改变了治港方针之后，这大概正是北京所乐于看到的效果。否决也罢，“占中”也罢，让反对派“先开第一枪”，“全面管治权”才有施展的理由。
普选本来是中央和特区政府的难题，现在被全国人大狠狠一脚，难题又踢回给了香港公民社会。但是且慢，中央的强硬派如此作为，只能与香港民意愈行愈远；让人为难，使人难堪，北京又能有什么利益呢？失去了政治上的相互信任，扩大了感情上的相互敌意，这是一场注定要双输的游戏。共产党对香港做了一件错事，归根到底也是一件蠢事。
2014-9-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9期 2014年9月5日—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