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年9月8日
自中共建国以来，党内反贪反腐的政治运动就没有中断过。不过以其“打老虎”的大张旗鼓而论，毛泽东在1951年年底发动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习近平近年来的“反腐”，大约是其中声势最大的两个。因此，简单地对比一下这两场运动倒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
就毛、习自述的运动动机而论，似颇为相似——救党。一开始，毛泽东就把如果不进行“三反运动”提高到“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的程度，并扬言：“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习近平则不仅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共生死存亡的大事，还打出了“为自己准备一口棺材”的耸人听闻的悲情牌。风暴乍起时，它们还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时，中共刚刚掌权：内百废待兴，外则处于朝鲜战争之中。党内高层也有人认为这类整肃应当推迟一点，但毛泽东却力排众议。以中共刚刚执政就向自己人下重手反腐的决心，一下子赢得了广大民众尤其是民主人士的满堂喝彩。另外，和后来文革中揭发政敌的“腐败史”（如刘少奇的婚姻史）的权力斗争手腕不同，毛泽东当年还真是比较纯粹的反腐败。习近平的“反腐”目下虽然也在国内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它却始终摆脱不了派系和权力斗争的质疑和阴影。比如，为什么只整薄熙来-周永康哪一派？为什么只整“官二代”而不是“红二代”？
平心而论，和今天相比，中共“三反运动”前的腐败还并不严重。比如，想在当年中央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一级打出“老虎”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因为当时这些高级干部都是“供给制”。他们虽有特权，但军事共产主义的制度障碍了他们直接接触到货币，更奢谈在国外银行开账户了。就是当年被登报公开枪毙的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刘青山，“贪污挪用”金额也不过是两百万人民币。而这些钱也只是非法转入机关的小金库而已，为个人出差、送礼所用的则不过一、两万。当年贪腐的大都是进城后的中下层涉商干部（尤其是军队后勤干部）。面对当时占全国30%左右的私有经济，他们的“革命意志”瞬间就被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风化了。而今天的中共，且不说中下层已无净土，连打出一个政治局常委一级的亿万美金的“大老虎”，公众都早已经是波澜不惊、意犹未尽了。
从运动的力度和广度来看，毛泽东的“三反”要大大地超过习近平的反腐。据中纪委1952年7月给毛泽东的一个报告，被认定有贪污行为或贪污分子有近150万之多，其中16.5%是党员干部。总计判刑近4万人，被枪毙的和死刑缓期的有51人之多（当时的党员人数，大约只有今天的几十分之一左右）。除此而外，基本上全国所有机关干部都要经历严格的“打虎”审查，一一“交代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甚至还在前线剿匪的各大军区和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总部，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打老虎”运动。而至今为止，习近平都不敢公布自己和官员的财产，还倒行逆施、把呼吁公布官员财产的许志永判了四年徒刑。在军内，习更不敢全面地开展反腐，只是搞了已经退休的将领而已。
无疑，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是用独裁的手段，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反腐。这种“人治”和“政治运动式”的反腐，效果常常是短暂的，且有极大的副作用。据后来的党内甄别统计，在“三反”期间，有30-40%的“老虎”是逼供信下产生的假案和冤案。当然，整肃强化了毛的个人权威和独裁，使他发动了更多的政治运动。另外，这种扩大化的斗争方式又为党内林立的宗派和权力斗争提供了契机。结果党同伐异、陷害报复便如瘟疫般地流行起来。三反运动刚过，干部贪污的情况好了一些，但腐化，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的道德败坏却越演越烈。为此，毛泽东不得不在“三反”刚刚结束就又发动了一场“新三反运动”来遏制“违法乱纪”——“腐”和“反腐”在毛时代就如此循环不已了起来……
因为不肯承认一党专制其实是腐败的根源之一，毛泽东就把中共的腐败全部归罪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进而向当时中国仅存的私营经济发动了“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最后以“公私合营”为名全部侵吞为国有。由于封关锁国和计划经济的确立、以及对奢侈品生产和消费的控制，尽管它们在整体上妨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在中共的干部和金钱与奢侈之间设立了一道壁垒。 从表面来看，贪污的数额和腐败的程度在毛时代并没有急剧上升，但对中共干部而言，其实质是“非不为”，而大都是“无可为”也。
以毛泽东的魄力和治理的力度，尚且无法在一党专制下以“打老虎”的形式来遏制中共的腐败。而在经济和世界接轨、中国已到处是“花花世界”的今天，习近平还想凭籍毛式政治运动来解决中共病入膏盲的腐败问题，前景并不乐观。当然，危险的副作用仍然存在：一党专制下的“打老虎”会极大地强化习的个人权力和独裁，中国的国家治理有可能再次陷入政治运动的怪圈。
（责编：尚清）
（作者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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