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喜(杨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寒山碧-逃亡所谓「用脚投票」(Voting by foot),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蒂伯特(Charles Tiebout)提出的,最初用於股票交易领域。後来这个词语的意义引申为:一个地区的民众通过投奔或者离开来表达对一个政权的态度。在二十世纪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普通民众无法表达他们对统治者的意见,只有通过逃亡的方式来表达。如果说在内陆地区不断出现大量的逃荒的人群和盲流者,那麽在靠近香港与澳门的广东地区,曾经一次又一次涌起逃亡香港与澳门的潮流。对於逃亡港澳,投奔到不同的政治制度的这段历史,虽然有一些文学作品有所表现,但是仍然不多,而且大多作为一段的故事嵌入某个宏大的整体叙述中,如叶永烈的《马思聪传》[1],麦子、马瑞雪的《马思聪最後二十年》[2],有的虽然将逃亡事件作为文学的叙述对象,并且描写了某些细节,但是那基本上是宏观的叙述,如陈秉安的《大逃港》[3]。香港作家寒山碧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逃亡》则是以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视角叙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偷渡澳门的经历,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人以自己的双脚对极权政治投下的反对票,为中国逃亡文学增添了新的一页,我们应当予以关注。

一个人被迫离开养育自己的土地逃亡到为他国所殖民的土地上,就是他用自己的双脚给他的国家投上反对的一票。

《逃亡》中的主人公林焕然(幼名:林嘉诠,又称:诠仔)之所以要逃亡到当时为葡萄牙统治的澳门,固然有与他在澳门的妻子团聚的因素,但是根本原因却是现实的严酷逼迫他作出这样的选择。林焕然出身於珠江之畔新江的一个华侨家庭,本来生活温暖而幸福,富有诗意。但是他的这种乡间田园的快乐生活很快为 1949 年建立的新政权所掀起的政治风暴所摧毁。他的家庭被划为华侨地主成份以後,遇到了空前的灾难:家产被没收分给了别人;养母不堪受辱而自杀身亡;生身父母亲虽然参加了志愿军,并且遵命参与抗美援朝战争,但是父亲还是被当作国民党特务被逮捕,并且冤死在劳改农场,母亲为了生存而被迫改嫁。林焕然当然也因为家庭成份而受到歧视,遭受惩罚。特别是在 1957 年春天,天真的他以为政治气候宽松了,根本没有想到那是一场「阳谋」,於是给最高领导人写信要求纠正家庭被错划的成份,纠正父亲的冤案,竟然受到了退学的处分。身在极权政治之下,作为普通公民的林焕然没有人格尊严,没有安全感,没有说话的权利,没有精神的自由,甚至最基本的生活所需的衣食也得不到保障,常常生活在莫名的恐惧之中。这样残酷的现实令林焕然感到无法生存下去,从而使他产生了《诗经·硕鼠》中那种强烈愿望:「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早在 1962 年,林焕然就产生了逃亡的念头,并且他已经挤进了偷渡香港的人群,只是一时犹豫,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机会,从而使他後来不惜以生命做拼搏,历经千辛万苦偷渡澳门。林焕然大学毕业後被分配到一个十分偏远的赤崖镇中学教书,这里不仅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而且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於不断强化的阶级斗争观念而变得非常冷漠。最初,林焕然还胸怀理想,希望在文学上的女诗人女词人研究上有所作为,但是他很快发现这很不现实,一是没有图书资料,更重要的是学校经常开会搞政治学习,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因而,不久他就产生了离开这里的欲望。如何离开这里?林焕然最初还抱有走正常途径调离这里的幻想,他虽然并不非常爱恋方倩怡,但是考虑到与她结婚可以取得侨眷的身份,以便通过合法途径申请出境。但是,现实却越来越严酷,林焕然所幻想的申请出境的大门竟然渐渐的关上了,哪怕是他的妻子方倩怡怀孕,生孩子,他都不能在身边照料,而且,中国大陆的政治越来越走向极端,「阶级斗争」越抓越紧,政治风暴一浪高过一浪,林焕然感到在中国大陆越来越无法生存,也无法忍受了。「他觉得若不能离开中国,这一辈子算是完了,他只能窝在赤崖,或是窝在中国那一个不见天日的地方,像狗一样活着,不如干脆死掉。」他最终被逼上了偷渡这条充满艰辛和危险的路。林焕然经历了三次偷渡。这三次偷渡,对他是非常严厉的磨练。第一次偷渡由於遇到强台风而失败,他被抓住後受到非人的折磨,并被关进了监狱;第二次偷渡,他被边防军的警犬咬伤而被抓,逃脱後他不得不四处漂泊流浪,睡过坟地,啃过农田里半成熟的果实,在工地干起了砸石子的苦活…… 然而,冷峻的现实并没有击垮林焕然,反而更激起他逃亡的勇气。这或许正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4] 林焕然虽然算不上是大人物,但是他在逃亡的路上所遭受的种种苦难,确实磨练了他的毅力和意志,是上苍对他的考验,最终,他以自己的双脚对於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实投下了否决票。

对于六十年代逃亡的叙事,无论是叶永烈的《马思聪传》,麦子、马瑞雪的《马思聪最後二十年》,还是陈秉安的《大逃港》,都是外在全视角叙事,而且基本上叙述的是逃亡的现象与曲折的过程,具有非常浓重的历史的意味,而寒山碧的《逃亡》则是以林焕然的视角来叙述逃亡,不仅具有创新性,而且更有利於揭示逃亡者逃亡的精神动力,逃亡过程中的心理感受,有利於展现逃亡者心灵的创伤和灵魂的痛苦。在六十年代广东的逃亡潮中,既有单纯出於摆脱物质贫困的要求,又有要求与亲人团聚的,还有不堪忍受政治迫害和非人待遇的。而小说《逃亡》中的林焕然之所以要逃亡离开中国大陆,包含着以上种种因素。而且,他在小说中既是逃亡者,又是连接宁姐(沈穗宁)、小梁(柏荣)、老伍(志坚)、阿辉(劳辉)、欧阳(小梁的女友)等偷渡者的枢纽人物,还包括要些无名的偷渡者。因而,对於那个时代的极权统治投下反对票的不只是林焕然一个人,还有无数有名和无名者,他们都是级权统治的反对派。只是由於他们被剥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的权利,无法实现作为现代公民对於政府的选择。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了。由林焕然的接触和联系,这些偷渡者被组织在叙事的网络之中,从而延伸和扩大了叙述的广度,增强的叙事的张力。寒山碧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创作小说《逃亡》的。《逃亡》是他的《狂飙年代》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他的这个《狂飙年代》三部曲虽然并非完全严格按照历史来叙述自己的人生,但可以说是自叙体小说。这就是说,这个三部曲取材於作家的人生历史,但是并不是自传,因为其中不少情节与人物都是虚构的。寒山碧就此作了声明:「希望不要把《还乡》当作我的自传或自传体小说来看,它只是小说,所有的人物和故事都是虚构的。」[4] 寒山碧的这句话,虽然是针对《还乡》说的,但是也可以说适合於他的这个三部曲。然而,作为自叙体小说,最突出的应该是作家深刻的人生体验融入其中,特别是小说主人公在人生历程、思想、性格、精神和灵魂与作家本人是相通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着名的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就以创作自叙体小说而着称。他的《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迟桂花》等作品都以作家的人生经历作为叙述对象,深刻展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份子的苦闷和感伤。同样,寒山碧小说中的林焕然虽然不能与作家本人划等号,但是林焕然的人生道路,精神气质、心路历程等都无疑与作家本人相应合。因此,《逃亡》中林焕然对於社会现实的感知、认识和思考,对於极权政治的强烈反抗与否定,对於自由的憧憬和向往都源於作家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考。如果说郁达夫的小说表现的是上个世纪初中国青年知识份子的苦闷,那麽寒山碧的三部曲小说所表现的则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挣扎与自由追求。正是这种自叙体小说,不仅融入作家的思想和情感,而且以人物视角展开叙事更有利於展现特定情境中人物的心理和人生体验。《逃亡》的叙事围绕林焕然展开,这不只是单纯的叙事策略问题,更重要的在於作家的叙事目的非常明显。他的小说固然叙述了林焕然等人多次偷渡的惊险与曲折,更突出的是作家将叙述的重点放在对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极权政治的残暴丶冷酷和肆虐的揭露方面,突出了林焕然从行动丶言论到精神等方面的自由受到越来越严厉的限制,从而让读者了解到这些偷渡者不惜背井离乡到异乡他域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就是这样的叙事更有利於揭示大陆民众用他们的双脚投下反对票的根源。

《逃亡》的主人公林焕然在偷渡者中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身份。与林焕然一起两次偷渡,而且关系比较密切的宁姐和老伍都是普通市民,小梁和阿辉则是青年农民,欧阳是小梁的女友。他们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与他们相比,林焕然则是个知识份子,他出身於华侨家庭,童年时受到过传统文化熏陶。新中国成立以後,虽然他家被划为华侨地主成份,他的家人与他本人都受到过歧视和政治迫害,但是他还是侥幸地进入华南大学学习,成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更可贵的是,林焕然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阅读过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思想受到了启蒙,精神受到了五四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潮的洗礼,从而成为一个现代人文知识份子。作为知识份子,林焕然不仅接受了高等教育,读了不少书,而且在於他能够对现实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使他与那些普通的偷渡者有所不同。如果说普通人的偷渡目的主要是夫妻团聚或者到香港丶澳门赚比内地多得多的钱,那麽,林焕然的的偷渡固然也有这些方面的因素,但是更主要是则是为了摆脱极权统治。他深切地感受到在极权统治之下,没有人权(比如言论自由的权利,免於恐惧和匮乏的权利,迁徙自由的权利,自主择业的权利等都没有),没有人格尊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一个人活着还不如一条狗。因而,他用脚投票的最根本原因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林焕然生活於二十世纪中叶,虽然受到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过极权政治的洗脑,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现代知识份子。在中国传统知识份子那里,忠君思想在爱国主义的包装下更具有迷惑性,从而在许多知识份子意识深处扎下了根。所以,传统知识份子由於受忠君思想的控制而丧失了精神自由,思想自由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到了1949年以後,中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遭到了极权政治的洗脑。特别是到了六十年代,官方不遗馀力地要求所有单位组织政治学习与各种大批判运动都在竭力消除人们头脑中各种异质思想和他者文化。然而,林焕然由於出身於华侨家庭,与海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精神上的联系,这就在他的头脑中融入了更为开放的思想意识,从而使他的爱国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剥离开来。他爱生养和培育他的这块土地,他爱他的家人与他家乡的山水草木,他爱富有诗意的田园乡村。与此同时,在华侨文化的影响,林焕然又形成了「大海儿女」的性格。所谓「大海儿女」的性格,是指广东丶福建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流域的人们,为了生存和自由,可以离开自己的家乡到海外去闯荡,去冒险、去拼搏、去奋斗的精神。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他们牢记自己的血缘与文化之根,但是他们的眼界更开阔,下南洋丶闯美洲,赴澳洲,然而他们与西方的殖民者不同,不是去掠夺和占领,不是去征服别人,统治他族,而是通过自己的诚信、友善、勤劳和智慧与当地人和睦相处,从而开创自己的事业。林焕然既然出身於华侨家庭,毫无疑问地继承了华侨的这种「大海儿女」的性格。同时,由於与海外的密切联系,林焕然对海外世界有了比较充份的了解和认识。海外世界与大陆实行着不同的社会制度,特别是澳门和香港,浸润着西方现代文化,相对来说比较尊重人的自由,维护人的基本权利,可以给每一个人提供相当多的发展渠道和机遇。与此同时,林焕然在广泛阅读西方和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获得了现代思想的启蒙。从林焕然的专业选择来看,他虽然偏重於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但是他既阅读了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又对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情有独锺。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帮助林焕然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五四新文学则让林焕然认识到个体本位的人的价值和意义。这样,中西文学不仅给了林焕然度过那个苦难年代提供了精神支撑,而且深化了他对现实的认识和对自由的理解,从而为他选择逃离祖国大陆,投奔自由世界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大多数读者在阅读寒山碧的《逃亡》时,很可能为小说中林焕然等人逃亡过程中的惊险曲折的故事所吸引,对於小说主人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唏嘘叹息并且洒下同情的泪水,而对於小说所表达的对於现实的批判关注不足。其实,对於现实的深刻批判应该是寒山碧这部长篇小说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逃亡》对於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可以说是全面而深刻的。这是极左政治肆虐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阶级斗争被一再强调,不仅驱使整个社会走向狂热和严重的动荡和内乱,而且对人的思想箝制和精神控制越来越严厉。林焕然大学毕业後被分配到中学当教师。他所在赤崖中学虽然地处偏远,但是阶级斗争的风暴仍然没有忘记这个边缘化的地方,而是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狂澜。林焕然由於家庭出身而倍受歧视。他申请出境看望妻子不仅被拒绝,而且还受到所在单位领导与同事的指摘和批判,将他逼迫到偷渡者的行列。随後,他被迫流浪、打工、被抓捕、关押、劳教,饱尝人间的艰辛,同时也目睹了极权统治下民众的苦难,从而对极权政治进行深刻的批判。《逃亡》通过林焕然的见闻、人生经历与切身感受既批判了阶级斗争风暴中酷烈的社会现实,又批判了极权政治所建立的野蛮的制度。小说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场面的描写和叙述,令人惊骇,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历史悠久的古国在红卫兵们的喧嚣和狂暴声中沦为人间地狱:死去数十年的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父亲被曝尸示众:就连歌颂新社会的主流作家秦牧都被押上会场遭到批斗:林嘉诠的母亲尽管已经改嫁给革命干部,同样没有逃脱挨斗的命运:横贯两广的珠江则漂着无数无死难者的尸体:……「在中国专制机器之下,像他们这样不幸的人随时会被碾榨得血肉横飞,尸骨无存。」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林嘉诠感到:「偌大一个中国对他来说,没有一寸土地是安全的。」与此同时,小说对当时箝制人、奴役人的户口制度、劳教(改)制度和票证制度等也都给予了揭露和批判,抨击其侵犯人权和剥夺自由的本质。面对着这样的现实和社会制度,林焕然流浪到中山纪念堂前仰望着孙中山的铜像,发出他的天问:「您所建立的自由民国,为甚麽变成这样子?还将会变成甚麽样子?」林焕然在睡在墓地的时候,他已经觉得这里并不比现实社会令他恐惧,因为他虽然听说过鬼会害人,但是既没见过鬼,也没有见过鬼害人,「而人害人的事却不胜枚举。在此黑黝黝的夜晚,他更怕的是人。」林焕然对於现实的批判,既不是简单地否定,也不是发泄式的痛骂和诉苦。他是知识份子,而且是一个现代知识份子,那麽他的批判就不会停留在表面现象上,也不会限於个人的恩怨,而且不会是怨天式的抱怨。他由自己的人生经历上升到整个社会的认识,由种种生活现象升华到对社会制度的判断,提出自己的否定。与此同时,他以现代思想意识为指导,以普世价值作为参照,着眼於人权与自由,将自己的批判矛头指向造成这个时代中华民族空前灾难的极权政治。《逃亡》与《还乡》一样,既叙述了林焕然偷渡澳门的历史,又叙述了他在 1982 年回到家乡的事。寒山碧将两者穿插起来叙事,并不只是出於叙述策略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在批判六十年代的社会现实的同时,看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尽管他在八十年代的家乡之行充满了惊险和曲折,产生了一些误会,社会现实多少还存在着极权时代的某些残存,人身与通信自由还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但是他毕竟可以回老家与亲友见面交谈了,而那些亲友固然还没有摆脱贫困,但是他们的脸上毕竟露出了笑容。因此,林焕然的这次回乡之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用脚为他祖国的进步投了赞成票。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屈原是倍受推崇的,因为他无论怎样受冤受屈,他都决不离开他的楚国,表现出对於楚国的无限忠诚,从而演化为爱国主义的象徵。几千年来,中国知识份子的思想意识中大多怀着浓郁的屈原情结,宁可屈死於统治者的淫威之下,也不愿以自己的脚为统治者投下反对票。寒山碧的《逃亡》所表达到这种以脚投票的方式无疑对於更新中国知识份子的思想观念,推动中国知识份子思想意识走向现代,走向开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12 年 6 月 27 日

于扬州存思屋

参考文献:

[1] 叶永烈:《马思聪传》,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2]麦子丶马瑞雪:《马思聪最後二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3] 陈秉安:《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4] 孟轲:《孟子·告子下》。

[5]寒山碧:《还乡·後记》,《还乡》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 2001 年版,第 495-4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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