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起:《沉默》——祂从未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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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帝存在,祂为何许可广场上横冲直撞的冲向学生的坦克;如果上帝存在,祂为何许可修建那在汶川地震中弱不禁风的校舍。如果上帝存在,祂为何许可朝庭在温州拆十字架,IS在叙利亚屠戮拒不弃教者。那位公义、怜恤又慈爱的上帝呀,祢为何沉默?天堂很渺茫,圣灵太抽象。若说祢无处不在、时刻相伴;若说压伤的芦苇,祢不折断;若说受伤的羔羊祢必裹缠。这一切的确据在何方?若祢是那全知全能的上帝,那么证明祢同在、证明你未曾沉默的举证责任就在祢而不在我,祢在千年如一日的历史之中,常常显明祢的至高和美善。然而祢在一日如一日的生活中,如何向祢地上的儿女显明你的临在与怜恤呢?如果祢不光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主宰者,祢还是那个温柔怜恤的陪伴者。祢就要向每位儿女显明祢的临在,祢的呵护……

这不安的追问伴随我这一年来的春夏秋冬,也掀起365个日夜里灵性上的潮起潮落。

2月19,是江绪林的周年。

在元宵节那天,电影《沉默》如期而至,也如同瓦伦丁凄美的故事那样,激动着我不安的灵魂。元宵节是中国的情人节,其意象是美满和团圆。而2月14日西方情人节的意象则是牺牲与成全。中国的情人节照顾着世俗的幸福,西方的情人节激励着灵魂的悸动。琼瑶式大团圆的结局固然有虚幻的美好,却在冷峻的现实面前愈发显得苍白和无力。《梁祝》式的悲剧故事常常提醒着我们在世俗的残缺与破碎之外,还有那指向永恒荣美的精神。望着那满街的玫瑰,在经历一年的困惑与追问之后我豁然开朗:若看一日如一年;一年如一日,那瓦伦丁的殉道就是一个世俗之城的悲剧;若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这殉道就是一个上帝之城的童话。上帝会允许一些令人痛苦的事情发生,然后在整全的救赎计划中来彰显美意。情人节大概就是其中一例吧。我默默地对瓦伦丁说:“是的,上帝祂从未沉默。感谢主使用你的牺牲和成全。”

《沉默》这部以描述对天主教徒屠戮和逼迫的电影。带给中国基督徒的是沉甸甸的压抑与不安。罗德里格斯神父的追问在每个人内心升腾:“上帝呀,祢为何许可?为何沉默?”如果说《辩护人》引起的共鸣是因为30年前的韩国恰恰是我们荒诞的今天。那么《沉默》所带来的纠结和追问,恰恰牵动了我们对明天山雨欲来的焦虑和不安。影片中无论是茂吉、一藏壮烈的殉教,还是吉次郎在忏悔与背叛间的反复挣扎,抑或罗德里格斯与葛尔贝两位神父的信实与仁爱。他们的不安都深深地打破了我们内心的平静。或许是因着共同的责任与勇气;或许有同样的软弱与恐惧,抑或背负相同的使命与承担。感谢上帝将这份不安放置在我们心中,因为我相信这份灵魂上的不安,是圣灵给我们留下的共同印记。上帝祂从未沉默,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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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作为村长的茂吉,驱动他们壮烈殉教的是朴素的责任和勇气——这事儿总得有人扛,那就我去吧。当逼迫来临,他们并没有慷慨的高言大义,只希望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村民的性命。他们种种的义举是在每个关口中选择了担当和责任。他们也作过策略性的妥协,但所引起内心的不安却最终让他们选择了不屈。这份不安像一根骨刺,刺痛着他们想要弯曲的背脊。世俗中每一个英雄都是这样,因更不能忍受这种内心的不安,而挺住了类似的困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茂吉用高亢的圣歌表达了他在信仰中得释放的喜乐,但这高亢而悲壮的歌声并没有立即得到回应——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恩赐的勇气。除了歌声,是海滩上的村民死寂般的沉默……我并不为此而沮丧,因那沉默的表象之下是村民内心中如潮水般澎湃的不安。筑后守尽可以焚毁茂吉的尸体,抛掉一藏的骨灰。但这岂能让这信仰不留下任何痕迹?他们的殉教种下了各类深深不安的种子,将会在春暖花开之时,成为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旌旗。就像韩国的光州事件,台湾的228,北平的广场,以及文革时的王明道们。筑后守开得了枪、灭得了口、删得了贴、封得了号。但禁不了那颗不安的心,这才是令他们最为恐惧和害怕的。否则筑后守颁布新的《宗教管理条例》,做那些“转化教育”、“政策攻心”,要那些“悔过书”、“央视认罪”干什么呢?

君王死社稷,茂吉和一藏的用行动证明了他们配当那个群体的Leader,那种亚里士多德所指称的君主。然而我担忧的是,如果他们都挺过了这场逼迫,如同曼德拉一样英雄般地回到了村里时,昔日的勇气变成今天的荣誉;昔日的创伤化作今天的勋章。他们会因为世俗的赞美而扼杀掉那份质朴的初心吗?会让那份灵魂的不安被遮蔽,让信仰的激情褪色吗?人拥有得太多,就会在信仰上裹足不前,让天国在心中越来越模糊,让世俗却在眼里越来越真实。我不知道茂吉和一藏是否真会如此。但我晓得若凭借道德和血气熬过这段艰难的岁月后,那份肉体的煎熬所带来的苦毒会吞噬和折磨着灵魂。茂吉们要么像法利赛人一样,把这份伤痛和苦毒包装成扎向他人张狂、自大的道德毒刺。要么如解放军进城,因补偿多年来对肉体的亏欠,而变本加厉地坠落、纵欲。无论是卢武铉、施明德还是陈水扁都没能过得了这一关;无论是大卫、扫罗还是所罗门王也没能战胜这样的试探。当我们渐渐远离了这份灵魂中的不安,那将不光是信仰的衰微,本性的迷失,也必会带来世俗的衰败。这衰败要么因为道德上的骄傲自义,要么缘于享乐中的坠落纵欲。恰如那圣经告诫我们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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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耶稣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相比茂吉略显简单苍白的英雄形象,吉次郎的软弱怯懦让他的形象更为鲜活和真实。若说茂吉更像浪子比喻里大儿子,吉次郎无疑就是那个二儿子——“次”郎。他反复弃教,但是灵魂的不安又使他反复地认罪悔改。这也使他成为剧中颇受争议的人物,到底他算不算信徒?说他不算的,或许心里装着一个律法的大儿子。说算,并怜悯他为他感动的,或许其本人也是那个吉次郎。其实我也很纠结,因为我心里既装着那个大儿子,而我也正是那个吉次郎。大概所有人皆是如此。在生活里,怜悯吉次郎并为其流泪感动的,只是因为对自己的软弱与罪性更为敏感,而未必就没有超过茂吉的勇气;那些厌弃批判吉次郎的,很可能是基于自大的无知和对怯懦的掩饰,未必就比吉次郎更有担当和勇气。我们不乏这样的经验,越是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越经不起现实风霜的吹打;越是海誓山盟的甜言蜜语越是背叛前的欺人与自欺。

吉次郎的心是火热的,在渴慕的灵魂与软弱的肉体间纠结争战的吉次郎一次次地做出完全违背他懦弱本性的事情。他冒险做向导;他顶替村民与茂吉一道面对死亡的威胁;他滑稽的执意要冲进监狱去忏悔和告解。他的勇气与懦弱都显得格外的真实动人。吉次郎是很勇敢的,当村民以“满口属灵话”来伪装“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心,要外村人吉次郎去凑数当人质时,吉次郎愤怒地动了手,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与茂吉一同背负全村人的十字架。这也许出于想证明自己的勇气,但更有怜悯村民的良善。他的勇气仅次于茂吉三人,甚至超过今天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如果用绝对的标准衡量,无论是茂吉、罗德里格斯还是葛尔贝,那一闪念的纠结和策略性的撒谎都证明了他们本质上也是软弱的。以绝对标准看,他们都不是义人。因为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我不得不承认,吉次郎的懦弱相较于茂吉和罗德里格斯,更难容于世俗的眼光也更不易被接纳。但如果抛开行为上的道德评判,那么无论是像君王的茂吉、像祭司的罗德里格斯还是像普通人的吉次郎,他们在软弱时不安、纠结的灵魂岂不都是被圣灵抚摸和激励的印记?这属灵的印记岂会有高下之别?

在日本那个最黑暗的时代,圣灵在罗德里格斯极度不安,并困惑上帝的同在时安慰他:“我一直在陪你受苦”。十年文革,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荒谬的时代,中国基督徒人数却翻了6倍。圣灵也在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祂一直陪着我们受苦”。黑暗荒谬时代的不安,像福音一样地广传。或许上帝许可魔鬼用这样的方式来为中国的刚硬松土,为福音开路,来赢得这国度。

彼得也三次不认主;王明道也软弱过;曼德拉、刘晓波更未曾例外。但真正打动人的,是软弱后催逼他们刚强的那份不安。我们哪一个不是因着灵魂中圣灵浇注的不安。在这地上屡战屡败,而后又屡败屡战呢?我们称之为圣徒的,哪一个不是一生都在属灵的战场上跌倒后又爬起,屡败后又屡战的吉次郎呢?那些当年从北平广场逃离的学生,或许终其一生都无法选择茂吉式的勇敢,面对风险也永远都如吉次郎一样摇摆。但那份不安将成为他们灵魂中刻骨铭心的印记——铭记被掳,祈盼归回。今天“黑名单”里榜上有名的人权律师、异议作家、独立学者以及为数众多的公益人士、送饭党人,他们很多都是当年交了保证书、悔过书,甚至在电视上被迫认罪的吉次郎。恰如基督徒律师张凯。他们并不比张凯律师更为刚强。但之后他们也像张凯律师一样的不安,一样的悔改。当年那些软弱过而今又冲锋在前的八酒一代,与昔日冲锋在前,如今软弱而又不安于软弱的张凯律师一样,都如吉次郎一样深深打动了我。我相信这份属地的不安将伴随他们一生。也将时刻提醒他们仰望那属天的平安。因为耶稣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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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

对于神父罗德里格斯与葛尔贝来说,远赴日本探寻恩师费雷拉的下落无异于是没有后援、生死难料的冒险。但作为耶稣会的神父,死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死。他们相信恩师费雷拉跟他们一样——让其慷慨赴死易,使之忍辱偷生难。因忍受不了肉体的折磨而宣布弃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耻辱。尤其这人还是自己的恩师。无论为信仰的尊严、为教会的体面、为恩师及自己证明、雪耻。他们内心的挣扎与不安都催逼他们必须去日本。罗德里格斯从一开始就以殉道为自己的永生和救赎,他梦想着像彼得甚至耶稣一样,以他的殉道,成为教会的种子;以他的鲜血,浇灌福音的沃土。他笃信《圣经》的教导:“一粒麦子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但在目睹茂吉几人殉道之后,在现实的艰难面前,修道院里理想主义的豪情万丈显得如此无力和虚弱。罗德里格斯数次祷告——央求上帝不要让他这一切的努力反而成为他的耻辱。他对殉道的理解并非茂吉那样“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名”的朴素;他殉道更多的是因着充满了对天国位份和荣耀冠冕略显骄傲的盼望。然而面对茂吉的惨死、村民的沉默,无助的罗德里格斯只能看到“一日如一日”的悲剧,而那“千年如一日”的童话显得那么的空洞和遥远。尘世上每个被有限肉体禁锢的灵魂,都显得与所盼望的永恒之间是那么的遥远。

罗德里格斯对村民更为友善、怜恤;葛尔贝则更为高冷、律法。罗德里格斯更关心恩师的安危,更多的是出于情感;而葛尔贝则更看重信仰的尊严,教会的体面。两位神父似乎一位代表着恩慈,另一位代表着律法。他们早就准备为信仰牺牲,可是现实却是信徒因为他们一个个地被害。自己荣耀的代价是信徒的苦难折磨,这种负罪感远比殉道更让人痛苦。代表律法的葛尔贝神父,选择了与信徒一同赴死;而代表着恩慈的罗德里格斯,选择了弃教来挽救信徒的生命。如果单就将葛尔贝放弃救人而主动赴死的自杀行动,与罗德里格斯主动救人而放弃信仰的弃教行为对比。究竟哪一个更符合圣经的教导?更蒙神悦纳呢?恐怕很难得出结论。但我们都能从两位神父身上看到那份发自内心的不安,那是同茂吉、同吉次郎本质上一模一样的不安。

在殉道的冠冕与信徒的生命之间,葛尔贝神父死了,罗德里格斯神父活了下来。这是否是对“律法已死了,恩慈还活着”的隐喻?我不知道。但罗德里格斯之后的人生如同他恩师费雷拉一样,开始了以弃教者的身份在日本生活。学习日本的语言,钻研日本的文化,用医学和科学服务社会。他们用这样的方式陪伴着这一方水土、这一方人。虽活在世俗的平安之中,也饱尝着灵魂深处的不安。教堂拆毁了、圣像砸烂了、信徒四散了、神父弃教了,仿佛这信仰被连根拔起。就像张春桥在1968年宣称“我们在一夜之间消灭了上海地区所有的宗教,彻底摧毁了帝主义在上海的反动文化堡垒”一样。有形的教堂可以被拆毁,看得见的肉体可以被屈服,然而那份不安却是政治风浪所无法驱散的。吉次郎反复跑回来告解,最终成为罗德里格斯的仆人,甚至差官还搜出其胸前不知从何处得来的圣像。筑后守一次次的反复要求罗德里格斯写下《弃教保证书》。这些都暗示着那涌动的不安对筑后守《宗教管理条例》的非暴力不服从,以及这些非暴力不服从在统治者内心所制造的恐惧。

无论是日本当年的筑后守,苏联的克格勃、东德的史塔西、台湾的警总、还是大陆今天的国|保,古往今来这些套路大同小异。《弃教保证书》与“央视认罪”是同样的逻辑;命令神父结婚与“嫖娼上仰视”是同样的把戏;罗德里格斯死后用佛教的葬礼与“盖党旗、进八宝山”是同样的道理。但是若真理败给了暴力,那就不是真理,若真神受控于巫术,那就不是真神。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巫术伎俩的苍白无力。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成了自由亚洲电台的藏语部的主任;俞正声的哥哥,跑到美国投诚。机枪固然更为先进,坦克固然更有威力,但这与逼迫信徒踩踏圣像、写《弃教保证书》的手段实际并没有多大区别。若这些虚弱的暴力就能破除圣灵在心中激起的不安,就能吓退“天道”在心中种下的良善。那今天的世界恐怕早与地狱无异。看看大陆在文革中壮大的基督教,再看看70年后的今天台湾对228事件的纪念。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与信仰和良善的较量中,这类巫术败局已定,只不过早迟而已。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罗德里格斯死了,被强制按佛教的仪式举行葬礼。但这意味着他信仰上失败吗?证明了筑后守的胜利吗?在武士严密的监视下,他那位生前若即,死后若离的夫人悄悄将那枚十字架放入了罗德里格斯以佛教禅定手印(使内心安定的意思)入殓的手心。这仿佛是在提醒我,婚姻的意义是使生命完整;妻子的角色是帮助丈夫保守那颗心——肋骨不就是护心的吗?。他夫人所表现出来的端庄宁静,让我看到生命被更新后的荣美。在重重的监视和逼迫之下,他仍然改变了他的妻子和家庭,在身边埋下了不安的种子。罗德里格斯配得那份天国的荣耀吗?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我能肯定的是,他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处,那份内心的不安都催逼着他选择过窄门。远赴日本是窄门,弃教救人更是窄门。中国士大夫所崇敬、标榜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大丈夫风范。在罗德里格斯那里不过是一个耻辱的弃教者普通的生活方式,相信这会让每个深浸中国文化的灵魂久久地震撼和深思……

熊熊的火光,仿佛是那枚十字架所发散的光亮抚摸过罗德里格斯的身体。我刹时想起,这枚十字架是茂吉临行前托付他尽力牧养保全村民时所留赠的。茂吉的慷慨赴死,是对村民的保全,罗德里格斯的忍辱偷生,也是对信徒的保全。他们一个象征着君王的勇敢,一个象征着祭司的陪伴。他们因着内心的召唤以各自的角色去完成同一个使命,他们彼此同工,分担众信徒的痛苦。而促成这一切的,是罗德里格斯在踩踏圣像时耶稣基督的启示“踩踏我吧,我理解你的痛苦。我一直在陪你们一同受苦。我来,就是为了分担人们的痛苦。”或许这才是这部电影要真正提醒我们、启示我们的内容:当圣经中君王与祭司一起同工时;当茂吉与罗德里格斯一起同工时,当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同工时;耶稣基督也正在与我们一起同工,而圣灵在陪伴、呵护、带领我们的同工。

是的,耶稣基督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祂一直在陪伴,从来未沉默。

后记:观影于2月13日元宵节,动笔于2月19日江绪林周年祭,完稿于228事件70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献给为《沉默》这部电影而纠结,与茂吉、吉次郎、罗德里格斯有着同样不安的主内弟兄。也献给因着江绪林的周年祭日、228事件70周年纪念日,内心中泛起不安的江湖兄弟。无论弟兄还是兄弟,都祝愿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彼此同工协力,阿门!

张起
2017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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