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德国之声改名中国之声？

更新于︰2014-09-09

曾在中国志愿机构工作，因参与六四抗议活动，频频遭到拘禁、抄家的苏雨桐，二零一零年出走德国后，加入德国公共广播机构德国之声任职中文部记者。在德国之声任职期间，她主要报导中国政治、社会及人权新闻。二零一四年八月，苏雨桐突然遭到解聘，并被要求立刻离开办公室，甚至不能与同事道别.

德国之声领导层给出的表面理由，是苏雨桐“泄露德国之声内部消息”。事情起源于德国之声评论员泽林（Frank Sieren）发表评论文章称“一九八九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时的失足”，引发许多人权活动人士抗议，并连署要求德国之声撤销这篇文章，苏雨桐亦是连署者之一。德国之声总监与总编辑为此与中文部员工开会，强调中文部不能办成“异议之声”，并要求与会者对会议内容保密。但是，苏雨桐拒绝配合，并在推特上向外披露内情，她认为泽林事件已经成为公共事件，不能由德国之声“内部解决”。这一立场让她惨遭解聘之厄运.

“异议分子”之于人类社会

德国之声宣称，他们聘请的是“记者”而不是“维权人士”，苏雨桐违反了公司内部的管理规定，故而将其解聘。但是，在我看来，这不是一场简单的人事纠纷，而是价值观的冲突。

德国之声的领导层谈及“异议”这个概念时，充满轻蔑乃至厌恶之情，简直就跟把异议者统统关进监狱或赶到海外的中共统治者如出一辙.这背后显示出了权力者的目空一切和目中无人。

在人类社会，“异议”不仅是一种宝贵的品质，更是应当受到宪法和法律呵护的多元价值中的一元。在德国的历史上，“异议分子”们从来都是这个国家的脊梁。无论是作家汤玛斯·曼，还是牧师潘霍华，都是纳粹政权之下的“异议分子”。他们在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上的挺身反抗暴政，成为那个黑暗时代发出可贵的光芒的萤火虫.他们受到独裁者的疯狂迫害，却成为人民心中的英雄与先知。反之，一个没有异议和异议者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缺乏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一个万马齐喑、千人一面的社会，如同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谁愿意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之中呢？

作为新闻媒体，其社会功能就是制衡与监督权力，就是揭露和批判社会阴暗面。换言之，在民主社会，媒体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异议色彩。新闻界有一句路人皆知的常识：好事不能成其为新闻，坏事才是新闻，新闻业者就是“扒粪者”。且无国界。在这个意义上，德国之声中文部关于中国事务的报导，当然应当以报导负面事件为主，而不能像中共的“喉舌”那样歌功颂德、营造太平盛世之假象——那就不是新闻，而是宣传和广告了。

中共暴政和纳粹暴政本质无差别

二零一四年，林柏（Peter Limbourg）担任德国之声新任台长之后，德国之声与中国官方媒体、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党文化的《环球时报》等互动频繁，并明确要求中文部员工“不能只批评中国政府”。

林柏上台的同时，泽林成为德国之声中文网上最活跃的专栏撰稿人，每天都在网站上发表充满《环球时报》风格的马屁文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泽林这个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居然连中文都不懂，只能用德文撰稿，并由林柏命令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帮助翻译成中文发表。二零零八年，我应德国文化部邀请访问德国，曾经接待我并安排我演讲的德国学者、路港经济学院东亚所所长约尔格·鲁道夫教授，是一位公认的中国事务专家，他这样评价泽林说：“泽林连中文都不会，就别指望他会瞭解中国了。懂点中文，这是最起码的。所有做不到这点的人，都不能算中国事务专家。”然而，这个在德国汉学家中众所周知的“假学者”和“洋五毛”，偏偏就能赢得林柏的芳心，是何缘故呢？

原来，林柏与泽林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泽林帮助林柏与《环球时报》一起合办了所谓的“中德媒体论坛”。林柏在北京享受到中共精心安排的红地毯待遇，看到的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景观，享受的是流水般的满汉全席，受宠若惊之余，立即将“中国模式”当作人类文明的新方向。于是，林柏便公器私用，让德国之声成了小丑泽林沐猴而冠的大舞台.

泽林在那篇引起轩然大波的、抹杀中共六四屠杀事实的文章中说：“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二十五年前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出于无知，还是刻意掩盖历史真相？我要请他读一读天安门母亲的着作，看一看当时的外国记者拍摄的一张张血淋淋的照片，与被坦克压碎双腿的倖存者方正当面对质.我们当然知道二十五年的北京发生了什么——发生了血腥的屠杀。

套用泽林的名言，德国人是否要宣称：“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纳粹时代的集中营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否定天安门屠杀，跟否定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有什么差别呢？在德国，否定纳粹大屠杀不是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而是明目张胆的犯罪，必须送上法庭接受审判；那么，为什么在德国之声的中文网上，可以堂而皇之地刊载否定天安门屠杀的言论呢？难道被屠杀的中国人就比被屠杀的犹太人在人种上更加低劣吗？这又是一种怎样邪恶的种族歧视呢？

中共的暴政与纳粹的暴政没有本质的区别.为中共的暴政涂脂抹粉，就是为纳粹的暴政涂脂抹粉。这是苏雨桐与林柏和泽林之流的争论的真正焦点所在。

让我们一起抵制德国之声

对于德国之声的堕落，我早已有所洞察。苏雨桐揭露说，自从新台长上任、德国之声的中国报导的方向逆转之后，每当她的採访稿发表时，常常会遭到编辑的大面积删除。这是我的切身体验。苏雨桐是採访我的次数最多的德国之声的记者，她的勤勉和尽责，让我感动和钦佩。有一次，她就香港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被砍杀之事採访我，我谈到幕后指使者必定是北京当局。然而，採访稿发表的时候，这一段谈话却被删除了。这种阉割受访者观点的做法，对受访者缺乏起码的尊重，是我接受其他西方媒体访问时不曾遇到过的情况.后来，苏雨桐向我致歉说，这是“上面”要求编辑作出的删节，她无能为力。

二零一零年，我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一时洛阳纸贵.德国之声中文部一名负责人主动与我联系，希望由德国之声新开闢的“禁书选读”栏目朗读全书，让无法买到这本书的中国听众收听这本书，并从网站上下载朗读版文件。我同意授权德国之声推出该书的朗读版。后来，德国之声中文部的一位负责人，在香港的一次媒体会议上透露，《中国影帝温家宝》朗读版的点击量高达数百万，超过德国之声一年间其他所有节目点击量的总和。然而，此后当我出版《河蟹大帝胡锦涛》和《中国教父习近平》的时候，德国之声却无意继续与我合作，推出这两本书籍的朗读版。很明显，德国之声报导中国的方针有了大转变。

德国之声不是一家私营的媒体，而是一家公营媒体，是德国政府支援的机构，其报导方向理应符合德国政府坚持的民主、人权、自由的价值。德国之声也必须接受德国纳税人、议会和政府之监督。在此意义上，德国之声管理层和公关部以违背公司内部管理规则、泄露公司内部事务为由解聘苏雨桐，是错误的决定。

在每一个公司具体的管理规则之上，还有更高的普世价值。若用德国哲学家康得的话来说，这个世界上让人敬畏的东西，是天上的星空和人内心的道德律令。苏雨桐的做法，触碰了所谓的公司管理规则，却符合人内心的道德律令。在电影《辛德勒名单》中，企业家辛德勒救助犹太劳工的做法，违背了公司的管理规则和纳粹的法律，却吻合了更高的人道主义的原则.所以，辛德勒不是害群之马，而被后人视为英雄。苏雨桐追随的，正是辛德勒的道路——德国之声的做法，已然违背了普世价值和公众利益，必须被放在阳光之下加以检视和讨论。

作为一名反抗中共暴政的异议人士，我为自己的这一身份而感到光荣。我也在此宣佈，从现在开始抵制德国之声，不再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不再收听德国之声的广播节目，不再流览德国之声的网站——除非德国之声回归正道，不再是洋五毛当政，并恢复苏雨桐的职位。

如果德国之声蜕变成中国之声，它就不应当继续耗费来自德国民众的税收，而应当直接向北京政府索要经费.所有具有良知的德国公民，都有权谴责德国之声解聘苏雨桐、讨好中共政权的做法，敦促德国政府罢免林柏的台长职位，并驱逐泽林这样的共产暴政的吹鼓手。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2014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