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诗人孙静轩,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1978年,我报考四川大学中文系杨明照教授《文心雕龙》专业的研究生,特向我所在的街道生产组请假三天,在家紧张复习。忽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两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立于门前,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先还以为是川大的老师,来摸情况的。来人见状,便从容自我介绍,一口京腔十分悦耳:“我是《诗刊》社的雷霆,这位是你们四川的大诗人孙静轩。”我受宠若惊,赶忙将二位老师让于屋里,坐下,又赶忙沏茶递烟。

原来我在一个月前将几首《盐源民歌》寄予《诗刊》碰碰运气,不想竟成为《诗刊》瞄中的“可以培养”的诗人苗子,引来负责四川片区稿源的编委和诗坛前辈的热情关爱。

其实,那时我虽已三十三岁,但从十六岁起写诗,生命一半都在诗中跋涉,而且已有五个诗集,肯定比眼下这二位还写得多。只是内容“反动”不能见天罢了。已是硕果累累老树,却被人当作小苗:时代造就的错位居然让苍鹰作雏飞;时代造就的错爱居然教老马作驹态。——伯乐们焉知丑马如我的心中除被发现者的欣慰外,尚有一缕悲哀与无奈,总也挥之不去。

于是我把报考川大研究生的事给他们讲了,并将我九年前编好的《中国新诗大概选。第一分册(1918~1928)》拿给他们看,请他们提提意见。(其实是潜意识叫我去“镇镇”他们)果然,我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他们都很惊讶。我记得当时孙静轩还心存疑惑,不顾礼貌地当场考了考我,提了几个“废名的原名叫什么?”、“焦菊隐可是北京搞话剧的那位?”、“怎么未收戴望舒与卞之琳的作品?”一类问题。我心中一阵冷笑,轻松一一作了答,在回答“未收戴卞”时暗含了一丁点儿小刺:“本册为第一分册,所收截止于1928年。现代派明显是三十年代的事,全收在我的第二分册里,那是决不可能遗漏的。”这多少令他有点狼狈,考问也就结束了。只是雷霆带着惋惜的口吻说:“你该报考大学,尤其该报考北大,不该报考研究生!”——这句话我至今都弄不懂其含义所在,是怕我学历太浅,不配考研究生?还是怕我一头钻进故纸堆,当不成诗人苗苗?

后来通过孙静轩,我认识了住在成都的几位诗人:胡×、贺星寒、骆耕野以及谭×和刘××。甚至他还引见了当时复刊不久的《星星》编辑陈×、唐×等诗人。由于我生性孤僻,跟这些“道中”诗人也没有多少话好谈,认识也就算认识了,没有什么往来,包括热情的引路者孙静轩本人。79年我们的《野草》停刊后数月,民主思潮再起,于是准备复刊。我与万一君前去拜访孙静轩,受到他的热情支持。在他的策划下,新的《野草》编委会组成:主编——贺星寒;编委——骆耕野、万一、邓垦和我;艺术指导——孙静轩。于是我们几个便风风火火雷励风行地干了起来。不几天,复刊号稿子组好,而且印刷厂也联系好了,都快付印了,忽然传来“魏京生被捕”的消息,于是贺星寒不无沉痛地宣布“散伙”。——我与孙静轩也就再也没有往来了。

不过我对他的印象还是满不错的。私下里只要谈及他,我总是说:“一个挺可爱的老头。”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最可爱之处,便在于他敢于说“粗话”,痛骂他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与社会邪恶势力。

我这儿特别拈出的“粗话”二字,似易混淆,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下。李敖在《没有窗,哪有窗外——横批琼瑶》中说:

粗话者,娘儿们怯于出口也。

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粗话”,即“粗人”常挂在嘴边的那种“日妈倒娘”的脏话或流话。不过现在时代进步了,“粗人”概念有了质变:过去引车卖浆所谓干“粗活”下体力的最底层人民,近五十年却充塞了不少国民党的知识分子、被历次运动清洗出共产党的“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大量的右派和整整一代知识青年。而坐轿子的则多系泥巴脚杆,斗大的字认不到一筐。所以,以社会地位之上下来划分人群文明程度、文化水准的“粗细”,显然不再准确,也行之不通。因而“粗人”概念向“张飞者,粗人也”的粗犷、粗鲁、粗枝大叶一面偏转。粗人所说的粗话,也就如张飞、鲁智深的语言一样,豪爽、干脆、真诚,掷地有声,决不含糊。再说现在,尤其是九十年代,尤其在成都街头,你可看见许多漂漂亮亮的姑娘们,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必然成“脏”,无论是闲话说笑,还是争论斗嘴。“娘儿们怯于出口”已成历史,当今最时髦、最摩登的是说脏话,“妈的×”几成蜀都一绝。

所以,我以为“娘儿们怯于出口”的“娘儿们”是指“娘娘腔们”。而“娘娘腔”的时代特定内涵是指那种失却了男性的阳刚之气,扭曲甜腻、吞吞吐吐、矫揉造作,虽人模人样,却格调卑屈萎靡猥琐无聊的那类不痛不痒、不阴不阳令人憋气的话。——而这种话就是我们民族几十年来唯一可以公开说的话!“因为一代人的自由表达被时代的压抑所扼杀了。”(茨威格《昨日之世界》)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没有几个人能活得真正像个人样,更别说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了。——包括副统帅林彪和文坛泰斗郭沫若。

然而,孙静轩却是我接触的前辈中,最敢说“粗话”,最想活得像个真正的男子汉的人。

他最近所写的长诗《告别二十世纪》,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近五十年中国诗坛唯一一首集“粗话”之大成者也。

读完全诗,不禁令人掩卷长叹。可以说孙静轩对二十世纪许多重大问题的是非观念、观点跟我一模一样,差异极小。因此这首长诗基本道出我心中所想,抒发了我对二十世纪的认识与感慨,我们的共振频道绝对吻合。尤其是总结出“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类灾难,一部份来源于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发动的二战,大部份则源自‘红色思潮’所必然产生的独裁专制政权”这点,引起我深深的共鸣。当然,这也是该诗最闪光之处,我所谓的最粗最粗的“粗话”所在。用一句脏话来形容,就是最“雄起”的那部份。敢公然跟马恩列斯毛外带金日成、卡斯特罗、波尔布特、卡扎菲和萨达姆雄起的,这泱泱大国中可有第二人?尤其是当你知道孙静轩乃一位有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时,你就格外由衷地喜欢这个“老不退火”的可爱的老头子。因为这首诗倘若出自我们这些先天长有反骨的“黑五类”之口,倒还情有可“缘”。再说,他老先生快七十岁了,理应满足既得利益,安享晚年,在甜甜腻腻、浑浑噩噩中告别二十世纪,然后懵懵懂懂蹒蹒跚跚再在下个世纪安步当车地踱上个十来年——兴致好,牙不痛时可以出来剪剪彩、台上坐一坐,镜头前露一露,吃点福喜,尝点新型焗油恭维,再题点狗屁不通的四言八句一类,一个大文化人的句号也就圆而满了。可他选择的竟是“文人的社会良知”!而且是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苦难中的真正男子汉的人类良知!!

仅凭这一点,我以为他应该拿本世纪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只要评委中有人尝过他所说的那种“二十世纪人类的最大灾难”的滋味,我便有信心这么认为。

1998-5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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