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门徒们不明其所以然,唯迦叶尊者默然神会,微微一笑。于是佛祖当众宣布:“我要把那能普照天地万物的,令众生得以成佛的微妙法门,传授给摩诃迦叶。——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样,迦叶便成了万千佛法中专于“以心会心”的禅宗的开山祖师。迦叶禅宗在印度传了二十七代。到二十八代达摩,奉师命只身来到中国传教。时在梁武帝普遍七年,并且得到笃信佛教,曾舍身同泰寺的“和尚天子”梁武帝的亲自接见。梁武帝问他:“圣谛的第一义是什么?”他说:“我不晓得‘圣’是什么。”又问:“那站在我面前的是谁呢?”他却说:“我不认识。”弄得这位天子和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晓得这洋和尚是水太深,还是水太浅,反正,有点失望,对他不再感兴趣了。达摩出马不利,于是折苇渡江北上,跑到少林寺山洞中“自我禁闭”九年,最后死在那里。也不知是他面壁九年中的哪一年,据说他把禅宗的奥旨(窍门)传给了高僧慧可。慧可又传给了僧璨,僧璨又传给了道信,道信传给了弘忍,最后由弘忍传给了大字不识的樵夫惠能。在惠能手中,影响中国千年之久的禅宗,才算真正成立,从此兴旺发达起来。苦力惠能是如何当上直承达摩(也就是直承佛祖)的中国第六代嫡系“接班人”呢?有这样一段故事:弘忍大师当自知快要去西天向佛祖报到了,便叫众徒“以诗示学”,(佛教专用名词:偈。)以诗所表述佛禅义理之优劣,来选接班人。看来弘忍颇有点“民主作风”,唯学是举,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倡扬竞争。大弟子神秀,用心良苦,几经锤磨,成一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这是一首相当好的诗,全诗借传统“比兴”手法,将禅理多面立体设喻,简捷而生动地浓缩了佛学“戒——定——慧”三段教义,形象地表述了佛学的终极意义——净化自己以达智慧的“定”义。此偈一出,其余同学诸偈黯然失色,弘忍亦大为赏识。神秀内心窃喜,满以为“接班人”非他莫属。可是,有个八个月前才来投师的新学员(旁听生),至今还在碓房舂米(苦力地干活)的樵夫,大字不识,居然请人代抄了首偈,贴于寺壁,算是参加竞争。岂料此偈一出,立马引起“轰动效应”,全寺哗然。此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自清净,何处染尘埃?”

从达摩到弘忍,传了五代,在一百多年间,全走的“戒——定——慧”老路,禅宗“教外别传”、“以心会心”的色彩一点儿也不浓。而这位新学员樵夫的偈,则大胆地否定了达智慧的手段“戒”和“定”(用各种清规戒律迫使人学习便是第一阶段“戒”,然后自觉清心寡欲、排除干扰,凝神打坐,参悟佛理就是“定”),认为人的本心便是一切,天生清净,只要“直指本心”,可以立马顿悟,而成涅槃;因而谈不上尘埃不尘埃,污染不污染。无疑,这观点与佛祖所说“实相无相”、“以心会心”、“教外别传”非常相近,也就难怪弘忍为之“震惊”,神秀为之“不安”,众同学为之“哗然”了。于是,到了半夜,弘忍把这位新学员樵夫同志悄悄唤至内室,把象征“嫡传”的“衣钵”传给他,并对他说:“我定你为接班人,必引起众人的不满。我死之后,必有人要加害于你,到时,非但学业不能传承,反倒误了你性命一条。你今夜就赶紧逃往他方!(自古传法,气若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汝即须速去!)他遂挥泪与弘忍别,星夜南下。并巧妙躲过神秀一派一次次地追杀,在韶州曹溪一带秘密地开展起他的传教活动。很快,形成与北方神秀对峙局面;最后,风靡全国,成为禅学正宗。后人所指”禅宗“者,就是指的”南宗禅“。这位樵夫,就是被后人目为真正开山祖师的惠能。

我小时听俗语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百思不得其解,问于师,问于长,都说不清楚。这疑团在心中安营扎寨竟几十年。前几年,读了一本《怎样立地成佛》的小册子,终于冰释。而且,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竟怀着“我即是佛”的心态。原来该册作者大钻禅宗理论与实践相悖的空子,把伪禅们的华丽的衣衫剥个精光。当然如此一来,我就清楚为什么“放下屠刀”会象变魔术似地可以立马成“佛”了。该册子说:“释迦拈花,迦叶微笑的故事纯系争名分者‘拉大旗,作虎皮’的编造,手法拙劣,漏洞百出,不值一驳。”又说:“衣钵者,权力之象征物也,乃是明明白白的‘尘埃’或‘尘埃中的尘埃’、‘尘埃之最’。此尘埃足以使‘有染’的弘忍死不清静,使立志‘勤拂拭’的神秀丧失人性,追杀无辜;而这尘埃,势必又造成当时跪在内室准备接受的惠能的‘悖论状态’。即:你明知‘衣钵’为祸因,则为‘尘埃’无疑;若受之,你的‘何处染尘埃’便是骗人的鬼话,胜利者(接班人)应该是承认‘尘埃’的神秀,而你的行为是虚伪的‘巧取’,神秀加害于你,也是咎由自取;若你认为你的偈是真理,为证实它,理应对‘尘埃之最’的衣钵不屑一顾,而对神秀这种丧心病狂的名利之徒更不屑共处,你可潇洒地离开,仍然回你的深山老林,打你的柴,唱你的山歌,也许这样,你才称得上真正的‘大智慧’,才真正得以成佛。——不过,我们也就再也不知道‘六祖惠能’这个名字,以及他的‘顿悟禅’给一千多年的文化史带来的那些扯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功功过过了。”

据说,惠能一天砍柴路过寺庙,在窗外歇气,听见有和尚在讲《金刚经》。他听了一会儿,顿有所悟,柴担子也不要了,坚决要求出家,这和尚就打发他投了弘忍。使他“顿有所悟”的《金刚经》,据说是下面一段:

如来佛大凡说“有我”,那就等于说“没有我”,而一般凡夫俗子总不开窍,死认“有我”就是“有我”。(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

为此,《笑禅录》编了一段“语录”讽刺禅宗“闭目否认”、“玩概念游戏”的看家本领:

一天,一个秀才去拜访某禅师,禅师却坐着不起来,秀才说:“大师怎可这般没有礼貌?”禅师说:“我不起身便是起身。”秀才听后,拿起手中扇子就往禅师光头上打去。禅师挨了一扇,捂头厉声质问道:“秀才怎么打人?!”秀才平静地说:“我打你就是不打你。”

还有一段故事更妙:据说庐山曾一度是禅宗的圣地。庐山有座名气很大的寺庙,叫东林寺,寺中有个名气很大的和尚,叫慧远。他很有学问,艺术鉴赏力尤高,擅诗,会画,与他交往的全是文艺界一流名人,什么陶渊明、谢灵运,什么李白、王维,什么苏东坡、黄山谷,也不管什么朝代,只要一流文人都跟他摆得拢。但他有个恶习——送客从不送过寺前一条叫“虎溪”的小溪。因为一旦送过虎溪,寺中养的那条老虎看了觉得不正常,便会把客人吃了。于是有“慧远送客不过虎溪”的传说。一天,慧远送东坡、山谷出门,谈得太投机了,竟送过了虎溪,老虎长啸一声,以示警告,三人于是相似大笑而别。这就是美妙动人的“虎溪三笑”。东坡就曾把这段经历画了一幅《三笑图》,其中那“马脸胳腮胡者”,笑得尤其舒畅。三人笑什么呢?传说三人当时有这样一番对话:

东坡说:“你养的虎也真太蠢了,跟你这么多年,怎么就不清楚,你送过虎溪等于没有送过嘛!”

山谷说:“虎溪者,无虎之溪之谓也,佛说‘有’等于‘没有’嘛。”

慧远却说:“老虎会说:‘我吃你,等于没有吃你。’不信,二位可想一试?”

东坡忙说:“那时我们还能听得到么?!——不敢试!不敢试!反正你说的哪能不是真理——我们服了就是。”

于是三人相视大笑。(此时老虎,定在发懵无疑。)

佛祖释迦牟尼说:“我就象那林中兽王——狮子王,无敌于天下,天下没有任何东西令我害怕,唯一害怕的是寄生在我体内的蛆虫,它们吃我的肉,直至无可再吃!”(《正译第七》:佛言:“我如狮子王,一切无畏,畏狮子身自生蛆虫,食狮子肉!”)谁说佛祖在似睡非睡的朦胧中?他清醒白醒得很!他能预见到他必死于寄生虫们,他就把人心认懂了的。

孔子的学说好不好?好。谁能说人与人之间不该和谐相处呢?谁能说道德完善不该成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呢?谁也不否认能“克己复礼”的人是好人。谁也得承认,倘若人人皆是知礼、知义、知廉、知耻的谦谦君子,这世界之温馨甜蜜,那就不摆了。不过,这显然有点儿“想当然”。说孔子没有把世道人心认懂,这是确实的;以至于后来两千多年里,“儒蛆”代代不断,竟钻出人类史上的奇迹——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及其人类文化史上超完整的伦理体系——儒教。儒教成功的代价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华民族集体人格的异化——虚伪。当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礼教吃人!”的时候,那就是儒蛆们把孔子吃得无可再吃之时,而且也必然是儒教“身与名俱灭”之时。因为觉悟了的人们认为儒教的成功民族所付出代价太大,有可能成不治之症,最终毁灭本民族。而事实上,它也不可能把社会治理好;它可统治人心,却丝毫不能改变人性。人性在“道德”的模子中恶性畸变,造成一代代人格的残疾者。这些残疾者中的低智商,我们称之谓“阿Q”;高智商,李宗吾说,那是“厚黑学之忠实信徒”,也就是寄生在各种王权、神权(宗教、亚宗教)体内里的蛆。

道教当然也有“道蛆”,如历代都有一些高级骗子,出入宫门,甚至身佩侯印,鼎食锦服,美人簇拥,无限风光。可惜“在险峰”,稍有不慎,人头落地,诛连妻儿。民间有“懒和尚,勤道士”的说法。一般道士,无论搞内丹外丹,算命卜卦,还是搞画符扶乩、风水斋醮,大都按劳取酬,挣钱不多,算是一种职业。加之道士衣衫破烂、拖儿带女,颇近人情,故中国人对道士特别宽容,有时明知上当受骗,权当救济施舍。所以鲁迅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而已集·小杂感》)也就是说,这些低级道士,根本不配当蛆。所谓道蛆者,以教惑众,腰缠万贯之大师级者也,或者象张天师那种代代坐享政府爵禄而决不自食其力者。倒是有一种介乎儒、道之间的高智商蛆,有点吃老庄肉的嫌疑。他们的勾当就是“终南捷径”。不过这类蛆甚少,本身要有超群的才华不说,也需要相当程度的“隐名”作基础。所谓“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至少鸡鸭便不配,否则,任你怎飞,你还会飞出个啥花样不成?——档次局限了你也。何况这些高档次的蛆,还不能不说是直接仿效先于老庄的在渭水上钓鱼的姜子牙,那就更给老庄贴不起了。所以说比较起来,老庄最干净,虽然他们是被道教生拉活扯拖上教主宝座用来装点门面的,不大不小担了一些嫌。“其实,对道教来说,它根本的东西并不在于老、庄那种精神的超越,而在于满足现实世界的人们的心理欲望,乃至解决现世的种种实际问题,否则,它也就不可能在那么广泛的阶层,那么广泛的生活中渗透它的影响了。”(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说“佛蛆”。

我们知道,佛教是东汉时才传到中国的,可以说当时尚无影响,也不为大家所重视。可经过汉末三国时的连年战争,儒教的辉光为血腥事实所掩,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一部分有自我意识的精英分子,不满于儒教的虚伪,开始从另一角度去探讨宇宙之终极意义和人生的终极价值。这就是以嵇康为首、以探讨“三玄”(《易》、《老》、《庄》)奥义为其寄托的清谈派——竹林七贤。影响所及,开了两晋及后“谈玄”之风。佛教也乘“虚”而入,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天下名山僧占多”、“南朝四百八十寺”可以想见其规模。皇室不堪其重负,决定“断奶”,于是和尚的饭碗,就全靠信男善女的施舍与捐赠了。寺院“集体所有制”,自谋生计,迫使站在领导第一线的主持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搞活”、当好“总经理”上面。总经理自然集“人、财、物”权力于一身,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既是学业上的导师,又是生存竞争中的统帅;既象舵手,但更象家长。家长除享受一家人的绝对尊严外,物质生活上也应该享受“特殊待遇”。因而,效益好的总经理们,不费吹灰之力,坐享超一流豪华生活。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发展壮大后不久,就因为“经济体制”的骤变,彻底“市俗化”了;变成跟印度佛教面目全非的“中国佛教”。有学者评论说:“佛教中国化,其实是佛教的儒化。佛教大乘‘普渡众生’的思想跟孔子‘济民’思想完全合拍。所不同的,儒教以‘道德’、‘良知’相标榜,佛教以‘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相诱引、相恫吓。其社会作用是一样的,都是教人‘弃恶从善’。”(庄楷《中国文化·儒佛》)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佛教传来中国不久,很快两极分化:一为俗佛,一为雅佛。原因有三:一,佛教太博大,体系太严密,宗派太复杂,教条太琐屑庞杂,经典太多,而且又都能独成体系;加之需要翻译,译者众多,素养参差,文风、时代有别,因而抽象名词极含混、一名多称,概念极不明确,再人为讹误、重复、拼凑、音译等病,佛典之难啃,‘白首不能穷一经’也就可以理解了。一个人若花了毕生心血,连一部经典都谈不上完全领略了其中奥理,佛学有上万部经典,谁又敢说他得了佛之真谛呢?其二,印度地处亚热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印度民族衣食简单,要生存并不很困难,倒是瘟疫疾病普遍,多不长寿,故印度民族好静坐冥想,玄思天理,追求奥义。故其宗教是全民族的,出家与不出家,信仰态度是一样的;而那些出家人,多系鳏寡残疾者,一瓶一钵,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人人都有义务供养他们。但佛教传到中国,受自然条件及民情的影响,‘游僧制’就行不通了。皇室只好把这些出家僧众安置在一处,教他们过一种类似‘太学’的学习生活,经费由国家包了。这种纯学术的‘寺院制’一经皇室断绝财政,为生存计,他们的唯一产品(信仰)便不可能是‘高精尖’的佛学奥理,而必然是大众化,适合庸众口味的‘低粗俗’——佛学的一点点皮毛而已。其三,当然不能排除历代都有一批探索真理,自甘清苦的高僧或居士,淡薄名利、躲入静境,孜孜以求。他们的追求实质是老、庄出世的清虚,只不过找到了与老、庄‘貌异神合’更为玄深的海洋罢了。所以这些人的言行清高绝俗,与老、庄思想一脉相承。所以说俗佛是入世的儒化的低级佛,雅佛是出世的老、庄化的高级佛。”(冯为《佛学管窥》)

不过在蛆们的眼里,儒、佛都是膘厚肉多的好货,没啥差别。唯一遗憾的是要当蛆也不太容易。当儒蛆要挣表现,讨家长先辈们的好,而“举孝廉”,一步步慢慢往上爬;或青灯黄卷,寒窗苦读,天天背圣谕,日日弄八股,那日子也不怎么好熬。当佛蛆么,得从担水劈柴、舂米磨面这些苦力干起;不见油荤,不准喝酒,连姜葱蒜韭都不准吃,最难捱的是晚上,读经读到半夜,偶动凡念,就要折腾得通宵难眠,可早上四点天不见亮又要起床了。这种苦法,也不是一般人所愿领教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谁曰不然?你瞧我们主持,那日子过得真他妈的爽极了: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还尽跟名流往来,车接车送,闲来吟诗作画,玩的高雅艺术,歪歪斜斜写几个臭字,还卖大价钱,够俺吃十八代。至于那夜生活么,就不摆了,“古佛阁前温坑里,拽将红袖夜谈禅”(袁枚《丁酉初度》),听那响动,闻那香风,全体和尚三魂跑了二魂。——老子不混到这份,这辈子真他妈的白活了!在这种背景下,惠能的“顿悟禅宗”脱颖而出,掀起狂潮,影响千年,大名垂宇宙。惠能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他的精明与干练。他能审时度势,摸清文化发展规律,掌握时代潮流的动向;最关键的,是把中国人的人心认懂了。综合禅宗宗旨及其盛衰历史,我们可以给他下个论断:惠能是中国佛教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开放派”。

改革:他认为“人人都有佛根,人人皆可成佛”,而成佛无须读经,也不用打坐、拜佛,更用不着遵守那些不起任何作用的清规戒律,只要“直指本心”就行了。外在的行迹如何,一点都不重要,它不可能使你成佛,也不可能使你不成佛。这样,势必不重资历、不重权威、不重形式、不重教条、不重经典、不重偶像、不重那些压抑人性、不合情理,也不公平的名目繁多的清规戒律。这无疑是对完全家庭化的“寺院制”的一种突破性的“体制改革”。

开放:1、人性的开放——任何清规戒律都是上层领导强加给下层群众的,因为“便于管理”。但它必然给人性带来束缚与摧残,“求解放”、“请松绑”也必然成为威胁“管理”的潜在力量,而且这是与生俱来的,不管你重视不重视,承认不承认。2、言论的开放——既然人人可以成佛,大家条件平等,不附加任何人为的条件,诸如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文化程度、民族、婚否、学历、职称、职务、健康状况、是否和尚、以及经济状况等等。只要你是人,你就有发言权。这儿没有谁说了算,谁说了都不算。3、形式的开放——过去主要是领导讲经,群众只配洗耳恭听。现在不同了,你说的不一定是真理,我敢不听,也敢反驳,当然我说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理,那只是各人对真理的参悟而已,重要的在彼此切磋,我从你的领悟中受到启发,你从我的领悟中校正偏失。于是学习的形式大变:可以啃猪头、喝白干,面红耳赤地争论;也可清茶一杯,香烟一柱,蒲团对坐,神侃海聊;既可于偎红依翠、灯红酒绿之时,也可于流水小桥、池塘春草之畔;甚至马上厕上,人流会海之中均可触机参禅。4、聪明才智的开放——过去是领导就经谈经,千篇一律,全是些概念化的东西,一二三、三二一,听得人头痛,瞌睡虫乱飞。那些读死书、背教条的人,开口就如王大娘的裹足——又臭又长,在这儿肯定没搞!得想法说得形象点,说得美点,当然还要说得玄点,不能一览无遗,一听就明白,最好让对方听了回去想三天,想三月,想三年,最后翘起大拇指:“绝了!”这样当然就不能走别人的老路,得有新招!——每个人都这么寻思着,巴不得出奇制胜,幻掌一闪,便把对方打下擂台,独抱奖杯,接受掌声与花束。而这点正是中国人的特长,尤其受到士大夫们的垂爱,士大夫本有“争一字之长”的传统恶习嘛。这种开放,促成了禅宗机锋警语、深奥玄妙的《语录》《公案》的艺术魅力,拓展了语言、艺术的美学境界,更催化了以“适意”为原则、以“三玄”之空寂、平淡、苦涩为旨归的、士大夫幽深清远的林下风流的人生哲学和审美情趣。

总之,惠能有了这种“改革开放”的政策,其事业还愁不兴旺发达么?那些大蛆们还不赶紧“转向”?那些小蛆们还不赶紧“跳槽”?那些达官还不赶紧“附庸”?那些显贵还不赶紧“赞助”?那些名士还不赶紧“加盟”?那些穷酸还不赶紧“下海”?——人人好象都能从中捞点儿什么。何光沪《宗教与世界丛书·总序》说:

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怀和追求;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义的愿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

这段话也许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惠能就认知了,否则,他没有勇气逆流而行,在全方位地否定旧宗教体制的废墟上建起一座辉煌的大厦。然而,他同何光沪先生一样,忽略了一个本质问题,那就是“人分雅俗。”

俗人一生只追求生理的需要、物欲的满足。雅人则在基本温饱的前提下,全身心沉醉于精神追求。达官显贵、巨商大贾往往俗不可耐,空虚无聊,而贱民穷士往往清贫自守,卓尔不群。禅门洞开,必然龙鱼混杂,清浊不分。都说些玄之又玄,莫明其妙的话,做些“呵佛骂祖”、“装疯卖傻”、“棒喝足踢”、“我佛如来,浓痰侍候”一类荒诞而神经兮兮的事,那谁还分得清哪个是假追求?哪个是真追求?哪些是来找价值的?哪些又是来找值价的?哪些是钻禅?哪些又是禅钻?(即禅蛆。“……于是好进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游禅寺,随僧斋粥,讲说理性,借以自售。时人谓之禅钻。”——《宋稗类钞》)因此我们说,这座辉煌的大厦,乃是雅士与蛆共同组建的“谈玄沙龙”。沙龙颜色不一,趣味相左;有清香,也有恶臭。这除了引起内讧外,也引起正统儒家的强烈不满。唐朝韩愈、欧阳修等都曾斥佛反禅。如柳宗元《送琛上人南游序》说:

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

这些大学者其实又爱跟慧远类高僧往来,甚至甘当门外小徒,他们所不满者,其实只是那些禅钻。蛆们乱钻,难免放纵越轨,言语鄙俗,面目可憎,徒令这些“道德家”犯呕。这也难怪,正如眼下“务实派”的小青年们的狂放热情,就教好多老先生“不寒而栗”;而检讨老先生们的所作所为,又令我等“瞠目结舌”了。人心就是这样荒诞莫测:人既需要从别人身上比照出自己的价值,结果却往往比照出困惑和烦恼。蛆们不满于老庄:“徒令老子白忙乎半天,竟无从下嘴!”老庄不满于蛆们:“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小青年给道德家比中指拇,说声:“假——打!”道德家对小青年不住摇头,连连叹息:“完了,完了!”雅不满意俗,俗不满意雅;左不安逸右,右不安逸左。结果“互为干扰”,生活中充满着硝烟,又哪来啥子“圆满法”?就连最最欢乐祥和的除夕夜,电视机前,也难免有“挨球!”、“该死!”、“杂种!”这类过激的“不满”声。禅学家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何必惊风活扯?来来去去,演为人间节目,心存‘定格’,视之唯五彩光斑而已,焉能心生不满?”譬如禅学中就有这样一则著名的《语录》:

有人问药山禅师:“怎样才能排除心灵的外在干扰与诱惑?”药山说:“何必要排除呢?任由它来,任由它去,心灵依旧干干净净。”

《笑禅录》为此又编了一段“语录”小故事,表示不满:

许多青年聚在一块儿喝酒谈笑取乐,为了助兴,还请了个歌妓陪着。席上首却有一位老者,闭眉闭眼,正襟危坐,仿佛周围嬉戏哄闹均不存在。酒会散后,歌妓却向他索要报酬。老者说:“我连正眼都没看你,怎能索要报酬?”歌妓一听,当胸一把抓住他不放,说道:“眼睛看的算得个什么?闭着眼想的,那才叫厉害!”

这又是何苦来哉?!倘若您老不贪那杯便宜,不想去卖老资格,各人找个“冷淡杯”,喝您的白干,嚼您的茴香豆,哪来这等闲气?本来嘛,您老心头是否有不干不净的“厉害”想法,那是再长几张嘴都说不清楚的事。正如慧远所说的“真理”,那就是死了,也得不到证实的。

的确,人心是荒诞莫测的,大智大慧的佛祖,也只能看清它而不能改变它。对别人,对自己,我们更无可奈何。惠能《坛经》云:“一日祖告众曰:‘我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乎?’荷泽出曰:‘是诸佛之源,神会之佛性。’祖曰:‘否。是人心。’”知道谜底又啷个?斯芬克斯早已跳岩,人还是偏偏倒倒,立不起来。破夜壶室主人徐卓呆说:“文明就象他妈的破夜壶,人类又偏要向它屙尿,而且各人都说主要是装的他的尿。想来想去,变人真他妈的‘球没名堂’!”(孔子曰:“俅!无乃尔是过与?”翻译出来就是:“球!这不是你的过错吗?”或川话:“球——没名堂!”)黄克剑《佛光烛照下的一代儒宗——梁漱溟文化思想探要》中说:“儒佛道三者都是大教,都指示着人生趋赴的方向;三教分别以成圣、成佛、成真人提撕人性中的神性(精神),也因此而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措置人性中的物性(物欲)。”他们“措置”了这许多年,除了养肥不少大蛆,人心何曾“箝正”?看了他们互相攻击,拳打足踢的板相,就要想起徐呆子的话。还是德先生的话听得:“对某元素而言,主要由其在相应系统中所处层次高低之差(势位差)而具有的能量,称之谓该元素的势能。”俗话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东坡“高处不胜寒”指的是清高,俗人则理解为高位、高薪、高干、高级、高明、高档的高,如袁少城劝其父袁世凯诗有“莫上琼楼最高层”,讽勿当最高统帅也。)而赛先生的活更妙:“细胞的‘复制’,壁虎尾巴的‘再生”,草的’盘桓‘,果仁的’胚胎‘等等。都是该系统(或元素)发自自身的功能。社会功能,也是如此。社会人自身除满足生物人的物欲(食、色等)外,也有“安居乐业”、“尊严”、“道德”以及’独立‘的欲求。这欲求反映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就形成’社会功能‘。“(德赛话均见《胡适文存》)原来在人性中,老早就具备”赴正趋雅“的”势能“,只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措“而”置“之”囚“了。

也许西方宗教跟中国宗教所不同正在于此。——耶稣并未给人们留下什么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伦理体系、神仙体系,而只是留下为人类的灵魂而承担牺牲的受难形象,给人以崇高感,圣洁感、光辉感,进而诱导人的向上的势能。这就如余秋雨在《文明的碎片》中说的:“文明的力量就需要焕发一种人格道义和牺牲精神,知识分子的高贵之处,也表现在这里。”王元化《思辨随笔》也说:“西方虽然在俗世生活中重功利,重物质,可在俗世生活外还有宗教生活,可以使人在这个领域内吸取精神的资源,以济俗世生活的偏枯。中国情况不同,没有超越的领域,一旦受到功利观念的侵袭,整个人生都陷于不能超拔的境地,所以有人感叹现代中国人过份讲实际,过分重功利、缺乏敬业精神,很少有人为知识而知识,为艺术而艺术,只有一种工具理性。”我既然不能象朱自清说的那样,提着自己的头发超脱尘世,视“整个人类只是一个小圆球上一些碳水化合物”(《论自己》),又不甘心被别人“措置”掉,被自己“无可奈何”掉;于是我为自己立了一个“为知识而知识、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方向,借助自身的“势能”,或可多少超越自我,也不枉“碳水化合”一盘。“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禅宗说我不在,且任他说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日日能见“南山”,天天都在打精神牙祭,我在不在,心中有数。若有同好,凑足盘缠,结伴上路,岂不舒坦!写到这儿,忽然灵机一动,干脆搞个“禅”,借南山之灵气,广吸天下势能,难说没得“社会功能”。既如此,我宣布本禅正式创立,取名曰:幽默禅。

记得几年前,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了一场“专家谈幽默”的讨论会,专家们侃侃而谈,神采飞扬,然而没得哪个说到点子上,瞎子摸象,自以为是。专家们免费充当滑稽演员,那位幕后的导演才真正有点幽默感。其实,幽默乃是一种境界、一种胸襟、一种生活的情趣与审美意识。有一则《幽默》大体可以说明“幽默”是什么:

一天,名满全城、妇孺皆知的石学士乘马车赶去会见某禅师,谁知车快,有狗挡道,马惊车翻,石学士被重重地摔在路当中,引起路人一阵狂笑。车夫见状,早吓得脸无人色,浑身乱抖。石学士慢慢爬起,拍拍身上灰尘,佯怒道:“幸喜我是石学士,倘若是什么瓦学士、罐学士,还不被你摔得粉身碎骨?”众人又笑,车夫才脸转人色,连忙将车马扶起,引学士上座,长吁一声:“走也——”(4楷)

没有境界、没有胸襟,没有这种生活情趣和审美意识,哪来这种“机智”?哪来这种“美”?哪来读者会心一笑?所以,本幽默禅既是林语堂所谓“幽默是温厚的、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也包括“机警犀利之讽刺,西文谓‘郁剔’”者,更包涵中文“幽”和“默”之本义意。幽者,“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也,“谁见幽人独往来……寂寞沙洲冷”也,独怜幽草涧边生……野渡无人舟自横“也;默者,”沉默是金“(非金钱之金,乃黄钟大吕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金)也,”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也。因此,本禅宗旨大约如下(编到哪儿,算哪儿):

一、高雅。我这儿所说的高雅显然跟眼下传媒上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两种性质截然相反的“高雅”,也就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东方人格”。一为入世,一为出世;一是儒教“兼济天下”的人格,一是老、庄“独善其身”的人格。他们在理论上都超越了现实生活的庸碌层面,都配称“高雅”。士大夫也因有了这种精神优越感而倍觉自豪,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可惜“儒蛆”所为,大有一心向高位、高薪、高名、高利奋斗之嫌,“满口仁义道德,一肚皮男盗女娼”,这种厚黑信徒,哪有半丝高雅?不过表面还是高雅得遭不住的。正如“为人民服务”,理论上够高够雅,但倘若公仆们尽干“为人民币服务”的事,就难免“经是好经,却被Y和尚念Y了”。因此,我这儿的“高雅”,专指具老、庄出尘绝俗,清心寡欲的东方人格的高雅。这种高雅,是以适意为原则,以《三玄》之空寂、平淡、苦涩为旨归的,知识分子对“幽深清远的林下风流”的人生哲学和审美情趣的追求。它有一点儿尼采“超人”的神韵,也有一点儿“犬儒”者的放任。此高雅“遗世”乃为“独立”,“超迈”故能“绝响”。嵇康“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是何等潇洒!鸿之自由、曲之自由、人之自由,可以想见;而鸿之清高孤独、曲之清高孤独、人之清高孤独,交融为一平淡、自然之景,令人顿生倾慕向往之情。东坡“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苏学士比石学士还要幽默!胸襟还要博大!也许他就要这样一直听下去,听下去,直到天明……只有清高孤独的人才配听江声,只有生命不息的人才能久久地玩味这江声,正如只有清高孤独的人才能听见嵇康的琴声,才能陶醉在那如波如涛的琴声中。这是两幅神韵多么相似的空寂、平淡、苦涩而又自然朴质的文人生活画:多么幽深清远的境界,多么幽深清远的哲学,多么幽深清远的情趣!——这就是幽默,这才配称高雅。《第九交响乐》高不高雅?当然高雅。但我认为它比嵇康的《广陵散》简直差天远。《九乐》原名《英雄交响乐》,系贝多芬专门写来献给拿破仑的,虽然后来贝氏撕了“题辞”,但未改动乐曲,依旧是首“歌德”之作。张大千的《秋山行吟图》高不高雅?高雅。但老先生在“画展时”画下明白标着“润格:金条四根”,我就直想往那图中高士的脸上吐巴粘痰。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高不高雅?——那还用问?不过我认为通俗歌曲《潇洒走一回》,走得要老实得多,踏实得多。——大路上人多路平,反会把人走掉(北方话:没了),你说怪也不怪?

二、座标。当现实生活中的某种思潮使你“失落”了,“迷惘”了,“打不到方向”了,你处在“无雄心上去,又不甘心下来”的不上不下的尴尬中,你尤其需要幽默禅来调整自己。试想,谁又没有在过尘俗生活呢?“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嘛,都得吃饭屙屎睡觉,都得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都得接受税务人员的理抹。但哪怕你抽十分之一的时间去“精神追求”,那景况便有所不同。何况本禅宗堪称“永无止境”,因为它既是对生命、对宇宙的终极追问,也是一种人生哲理的探索,更是一种美学境界、美学意识的创造和拓展。当然,在精神层面上追问、探索、创造和拓展的进程中,你会逐渐穿过事物的表象,直达本质,被你自己智慧的灵光照得神醉情迷,被你自己创造的美感动得生趣盎然。你渐渐有了眼光,有了境界,有了胸襟,最重要的,是你从此有了生活的高雅的情趣,渐渐地把自己从无聊的昏庸中解放了出来,不再为生活中那些必然的琐碎矛盾、利害得失所困扰、所烦恼,从而能在时空交叉中找到自我价值的座标。

三、低调。这儿所谓的“低调”不是“唱高调”的反面,它只表示在对待“欲望”、“名利”时的一种心态。——不是“存天理、灭人欲”,不是“戒、定”,当然更不可能是“纵”,而是一种“低调处理”,或曰:“冷处理”。这样,本禅宗既可使名满天下者解除内心深处之殷忧,从而达到“高处跌下,拍拍灰尘,从容站起”的旷达心理;也可使那些无名小卒,临誉不惊,心平如水。美国电影《无名英雄》中有这样一场戏:冒“无名英雄”之名而暴得100万美圆与空前盛誉的流浪汉在名利双收的高压下,心态失去了平衡,决定跳楼自杀,一死了之,而爬到十几层楼的窗檐上去说服和挽救他的,又偏偏是这位真正的“无名英雄”。他们谈开了……地上的口型专家通过望远镜分析他们的口型后说:“他们在谈哲学。”最后自然是“无名英雄”说服了流浪汉,使他终于放弃了自杀。“无名英雄”所谈的,正是本禅宗的“低调”。可见本禅宗可使绝望者获一线生机,——无论是名利多得绝望的还是名利少得绝望的。这样,与其说铃木大拙的“禅宗”成了可以挽救西方精神危机的“圣教”,还不如说本先生所创的“幽默禅”是“物欲横流”的止沸降温、清心明目的“冰心玉壶丹”。《维摩诘经》说:维摩诘是一个经常出入宫庭、王府,吃喝嫖赌,斗鸡走马,“五毒”俱全的纵欲派,居然在“宴座”中参禅,得以成“大智慧”,名列阿罗汉。中国大诗人王维,大官僚也,仰慕维摩诘之为人,改字“摩诘”,也常于送往迎来、庆寿祝生的宴座中,偷吃几粒“冰心玉壶丹”,居然开拓了“幽深清远的林下风流”的幽默诗风,成为诗史上一代巨子。这也就是体现了本禅宗“不离烦恼,而得幽默”、“不出欲界,而入净境”的博大。所以那些政界、商界、学界、文艺界、体育界的“凯旋者”或“落荒者”,均可在战斗中、在享乐中、在困境中吃几粒“冰心玉壶丹”,包你体泰心安、消化正常。纵然你只偶尔来本禅清泉中泡泡,我也敢保证你能陶冶性情,颐养天年,渐渐“脱离烦恼和是非,随份安闲得‘意’”。(《古今小说》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塔》)

四、暂缺。(想好了再补上。“四项”顺口点,图个吉利,将来一定得补上!)

五、坦白。我坦白如下:我是“禅学”、“佛学”绝对的门外汉,平生只读过几本这方面的书。林语堂《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说:“禅宗本来是极聪明人的道理,是中国人的智慧碰上印度佛学所引起的反应,不关达摩。达摩面壁,由他面壁。不言之教,无言之辨,庄子早已言之。”我总以为他老先生在暗示我什么,思来想去,恐怕是说禅宗本来就是中国人中“聪明人”的“噉饭之道”,和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智慧”。于是对“聪明人”心存不满,认为耍过了头,居然在一千多年前就玩起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教我这现代人心头不甚好过,也就胡言乱语,发泄一通。当然这种文字,毫无学术价值,顶多只配当“抒情散文”看。而且,幽默禅的发明者也不是我,我过去也顶多只有些从“艺术”、从“逻辑”、从“文字”、从“八卦”、甚至从“电脑”等方面“禅”(川话、意即“躲”)的企图。真正的发明人是“现代庄子”。我想写幅“道德吾师,文章吾友”的字送他,又没有勇气,只好在这儿顺便坦白我对他的感谢与敬仰!

1995-9 于共和村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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