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四川出了个“厚黑教主”李宗吾，写了本怪书叫《厚黑学》；北京出了个“老宣”，写了本怪书叫《妄谈·疯话》。此二位足称当时文坛的奇人怪杰。李宗吾名气要大些，其著作的整体性构思要强得多，体系要完整得多。老宣写的，零零碎碎，天上地下，饮食男女，什么都写，有些象名人格言，有些象教师训词，有些象哲学警句，有些象志士口号……反正理性很强，不是“妄谈”，更不是“疯话”，只不过这种嬉笑怒骂的劲头，对“本不可救药”的人类社会说来，显出一点“疯”，反常也。他的朋友马镜澄在书前的《题辞》评得甚是准确：
本来，人们说话，必须要有分际。领导民众的，要说空话说大话；钻挤门路的，要说好话说软话；为人师表的，要说废话；受人教训的，要说狂话；对于朋友、要说假话；对于尊亲，要说瞎话；事关利害，要说模棱话；事不干己，要说风凉话。这才是识时务的俊杰。老宣先生，舍此类有用的话不说，一定要说些实话与直话，又什么天理良心话，忧国忧民话！——自己受了人家的厌恶，还居然自喜地以为自己很会说话，由此看来，老宣先生，却也有些半疯儿。
疯子又叫狂人。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就叫《狂人日记》，他借狂人之口，发出石破天惊的呐喊：“救救孩子！”在福柯看来，所谓精神病实际上是一种“炫目耀眼的理性”，而不是非理性。它不过是理性偏离社会的常规思维方式，伸展到一种过于强烈的光照中心里去了。（福柯《疯与社会——理性时代的疯史》）
心理学家说，某种情感（爱或恨，忧或乐）太过强烈，得不到必要的宣泄，都会引起心理病变而发狂，现在叫神经病的。因此我们把“祈祷”或“诅咒”统统视为一种情感的宣泄形式。“救救孩子”既是祈祷也是诅咒，《厚黑学》既是诅咒也是祈祷。倘若不让他们把祈祷或诅咒发出来，鲁迅会成真正的狂人，李宗吾也会真正变成疯子。
记得文革中，枪毙了一个犯“恶攻罪”的老妪。她将伟大领袖的头像贴在她使用的马桶底下，且边拉边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领袖。为此，她非但未得到神的些许帮助，反丢掉了老命。
但据说，她被绑赴刑场游街示众时，面含微笑，十分泰然。我想，她若不用她那特有的方式发泄她心中剧烈的仇恨，她恐怕早就被她的仇恨炸疯了。
小时，常跟一些顽童一道齐唱一首童谣取乐，尤其是碰到秃子的时候，那是非唱不可的。谣曰：
三根香，一对蜡，
保佑赖壳（儿）生头发。
生一攥，掉一攥，
掉得赖壳（儿）光杆杆；
生一根，掉一根，
掉得赖壳（儿）光淋淋（阴平）。（4楷）
这首童谣，前为祈祷后为诅咒，充分表现了川人的诙谐与机智。与其说是对秃子的戏谑，宁说是对神的糊弄。头两句一副虔诚相，这是在“麻神”，待神正乐滋滋、晕乎乎尚未回过神来，突然变脸诅咒起来。趣味处正在吃神的“反应不及”。如若整篇语恭话诚，无趣可言；如若整篇咬牙切齿，亦索然寡味。
老宣的《疯话》失之太实、太直，虽然他那种“半疯儿”劲，于当今该算“珍稀动物”之列了，本应美言几句，无奈事实上，其作用并不大。鲁迅的呐喊石破天惊又怎样？孩子照样被吃；《厚黑学》鞭及灵魂又啷个？而今脸皮炼得更厚，心肠练得更黑！当然，说这话似乎有一点儿虚无的味道，但梅特林克《沙漏》中说：“虚无是胡言，是疯话”，说疯话的好象把一切都看穿了。其实不然，说疯话的往往“凡事过于认真”，唯不认真“虚无”；真正“虚无”的，恰恰是最“现实”的人。谣曰：
三根香，一对蜡，
保佑阿公生意发。
赚一分，吃一分，
吃得阿公光生生；
赚二分，吃三分，
吃得阿公眼睛瞪。
赚一碗，吃一碗，
吃得阿公光铲铲；
赚两碗，吃三碗，
吃得阿公垮垮杆。
1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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