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有所作为是‘生活的最高境界’。”我想，卢天生先生的经历恰可作为这一名言平凡而又鲜活的小小诠释。
屈指数来，我与卢天生的交往已有二十几个寒暑了。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解放思想的春风吹绿了荒芜多年的燕城文苑，我们这些激情燃烧的业余作者变成了文化馆的常客。卢天生刚从城关镇分管小学教育的岗位上调入文化馆，据说组织部门原先要安排他担任京剧团团长，他婉言谢之，偏偏爱到文化馆干群众文化这一行。我私下不解地问他：“‘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你怎么不往高处走呢？”他风趣地说：“‘高处不胜寒’，还是往低处流好。流啊，流啊，一不小心还会流出一曲动听的歌来。”似乎心有灵犀，我俩很快成了好搭档。他曾邀请我这《耕耘》文学社的“老农”举办了几场歌词讲座，然后又不辞辛劳，加班加点，把业余作者们精心挑选的几十首好歌词连夜刻写，油印成册，寄给各地曲作者征求谱曲；并亲自为我的《燕江之歌》、《龟园颂》等拙作谱写了很好听的曲子。那一阵子群众歌曲创作演唱活动红红火火，社会反响甚佳。
卢天生是个孤儿，自幼与祖母相依为命，靠政府的助学金念完初中，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泉州师范学校。1963年毕业后，他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山区建设，来到永安实验小学（现南门小学）任教。学生时代他就品学兼优，曾担任学生会文娱部长，吹拉弹唱、作曲、书法……样样拿手，后来参加文化工作，更是如鱼得水，不亦乐乎。他最不屑在办公室泡茶、饶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爱跑乡镇基层文化站。
在全省性的采编民歌民谣、民间故事和民间风俗的三套“集成”中，他下山村，闯畲寨，风里来，雨里往，饿了啃块干馒头，渴了喝口山泉水，辛劳加心劳。有一次到邻县某村采风，他因劳累过度而晕倒，幸亏被村干部用拖拉机送到乡卫生院急诊，才转危为安。天道不负有心人，1984年秋的一天，在清水畲族乡文化站主持的一次民谣采风座谈会上，丰田村一位白发苍苍的歌手的一首苍凉而又有几分怪异的山谣演唱，让卢天生眼前豁然一亮，犹如在险崖上发现亭亭的灵芝、深谷间闻到淡淡的奇香、幽林里听到袅袅的天籁……仔细询问，方知穷村僻野的畲族山寨里居然流传一种闻所未闻的大腔戏古剧种。卢天生兴奋不已，立即与老歌手一道奔赴深山老林觅古音。卢天生发现了大腔戏的价值亮点，大腔戏体现了卢天生的人生闪光，从此卢天生与弋阳腔活化石大腔戏结下了垂青史鉴的不解之缘。
在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对大腔戏进行呕心沥血的挖掘，从大腔戏的起源、音乐唱腔、戏剧道具、脸谱艺术和宗教仪式的考究，到对明代四大传奇之一《白兔记》的清顺治甲申手抄本的发现、抢救、整理，再到1100多年前的荆州楚国“三音歌”《十绣花》等古乐谱的发现……这个硕果累累的大腔戏研究系统工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震撼了福建戏剧史界和音乐史界，填补了中国戏剧史的一项空白。1992年，作为弋阳腔的活化石、中国文化遗产的古剧瑰宝，大腔戏被呈献在福建泉州召开的中国南戏暨目连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让来自美、英、日、韩等国的戏剧专家学者们耳目一新、赞许不已，并很快引起了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专题节目、福建电视台国际部、福建画报社以及《三明日报》《永安报》都对其做过全方位的追踪报道。当然，大腔戏这一古文化瑰宝的发现，也为卢天生从一名平凡的小学教师成长为国家有关部门评定的副研究员奠定了基石。
诚然，有所为必有所不为。在四十余年的工作历程中，卢天生对学术事业一往深情，无论是仕途权贵、商潮金钱的诱惑，还是社会文化活动交往中美色的魅力，都不能让他心生涟漪。值得一提的是，自他1988年调任永安市工人文化宫当主任，文化宫就连年被省总工会评为先进单位，他本人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查阅大量资料，完成一篇篇有关大腔戏的论文。他时常以鲁迅先生“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这一“牛”的信条自勉。
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我协助卢天生先生编辑了几期《职工文艺》《含笑》等刊物，之后辗转省城，弄笔商潮，忙忙碌碌，交往自然有所疏落，但情谊始终不减。如今老朋友鸿著杀青，有幸作为第一位读者，我既惊喜又内疚，喜的是那一篇篇倾注他心血的论文，犹如一串串灵动的音符，不正是不负时代、超越自我的阳春白雪吗？愧的是无为者能为有为者写些什么呢？直面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现实，正视知识分子被异化的危机，我倍感像卢先生那样甘于淡薄、默默奉献，倾心从传统文化遗产中挖掘瑰宝，体现人文价值的精神的难能可贵。“生活的最高境界”不正是有志之士在平凡的岗位上用不平凡的业绩所构筑的崇高的人文精神世界吗？
这里且让我以歌词大师乔羽先生的两句警语聊作尾音吧：“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时尚所惑。”正可自律，以飨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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