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

十二、因为是荒谬的,所以有欺骗性

问:今年八月,中共当局继人权问题白皮书之后,又发表了一篇关于它“成功改造罪犯”的报告。其中特别提到,中共“对日本侵华战犯、伪满州国战犯、国民党战犯、乃至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用以显示它对前政敌的宽大。然而,仅仅是你父亲的事例就足以揭穿这一谎言。

答:共产党极端残忍地杀害了千千万万的普通政敌,与此同时,它又特意保留下少数头面人物装饰门面。一般人很容易以为,既然连溥仪都免于一死,那么其余的人员想必就更宽待了。我们知道,大凡一个新政权镇压前政敌,总是依据对方的职权大小分别给予不同轻重的惩办。共产党却反其道而行之,而一般人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的经验去思考题,这就可以造成十分强烈的欺骗效果。

问:的确如此。不过到了后来,中国的老百姓大概都看穿了共产党的这套伎俩。后来人们都说,要当“反革命”,就要当“大反革命”。记得一九七四年,我们单位听传达中央文件,文件中说某位大人物“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最后的处理决定是“送返原籍,一批二养,每月发生活费二百元”。一位同事对我说:“‘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每月二百元;我从来也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月才四十元。”另一位同事说:“我表哥才‘反’过一次,结果判刑二十年。”真是荒谬绝伦。

答:这当然是荒谬绝伦。但唯其荒谬,才有欺骗性。即便是到了今天,当人们都对共产党屠杀大批前政敌的事实有所了解之后,这种欺骗性效果仍然不可忽视。因为被杀害的人都是无名之辈,虽然其数量巨大。但很难在一般人心中留下生动鲜明的印象;而象溥仪这种极少的具有时殊身份的人物,由于众所周知,大家都对这种人的遭遇格外感兴趣,所以他们的事例反而会对我们产生更大的影响。除非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心理效应,否则我们仍然会受制于这种荒谬的欺骗。

十三、被欺与自欺

问:过去我读溥仪的回忆录还颇受感动。现在再读这类书,心里就感到不大舒服。可是我又不能不承认,这类书里所讲的恐怕都是事实,作者未必在撒谎,但我觉得那比撒谎还更糟糕。这是为什么?

答:你的感觉是很有道理的。高明的欺骗不一定非撒谎不可。高明的欺骗是只说出一部分事实而掩盖另一部分事实。象溥仪和其它某些“战犯”的回忆录,只写他们自己受宽大,闭口不提别人遭冤屈。

问:是否因为溥仪本人并不了解别人被迫害、被处决、被株连的残酷事实呢?

答:就算是真的不知情吧。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如果你不知情,那首先是因为你不想知情。一个成年人,谁不懂兼听则明的道理呢?如果你本来就只肯读《人民日报》,只肯听共产党的一面之词,这就表明你的受蒙蔽实际上是出于自愿,起码也是半推半就。在不同程度上,我们都犯过类似的毛病。生活中发生了那么多罪恶,我们不可能毫无觉察。但为了维持内心的安宁,我们往往采取了“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我们在被人欺骗之前,首先就欺骗了自己。

十四、不真诚的真诚

问:据赵蔚先生的《赵紫阳传》披露,赵紫阳的父亲,按共产党的标准,本来应属于开明绅士,却在中共边区四七年的土改运动中丧生,而当时身为中共地委书记的赵紫阳对此也不敢表示任何异议。

答:那时有不少共产党员,包括相当一批共产党干部,他们的亲属都遭到迫害。其中不少人曾经向他们呼救,但对方通常都是置之不理。不仅是置之不理,这些共产党员,这些共产党干部,往往表现得比别人还要“左”。赵紫阳当时就明确指示,对于抗日军政人员家属的地主同样也要消灭。赵紫阳无疑是中共内部很有人性的一位。“奶油尚且如此,牛奶就不必说了”。

问: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他们立场坚定,大义灭亲的表示?

答:这与其说是他们立场坚定、大义灭亲的表示,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在“表示”自己立场坚定、大义灭亲。因为他们力图要显得真诚,因此他们实际上变得不真诚。

问:可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会不会连自己也沦为牺牲品?

答:当然可能。而之所以可能,那正是因为其它许多人在拼命地“表示”革命,拼命地“左”。这就是“皇帝的新衣”的那种逻辑。

十五。草菅人命的两面:粗暴与侥幸

问:你母亲后来也挨过斗吗?

答:没有。母亲得知父亲被处决的消息后,十分悲伤,也十分恐惧。不知何时还会有什么灾难降临。但不知怎么搞的,无论是湖北方面还是许昌方面,都没有把这件事通知我家所在的公安机构,也没有通知母亲本人。这一则是不幸中之幸事,毕竟,我家的财产并没有因此而被没收,母亲本人也未受到直接的人身迫害。另一方面也说明共产党草菅人命到何等程度,杀了人连家属都懒得去通知。

问:六四事件也是如此。许多人发现自己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不见了,是死是活也不知道。当局只管开枪杀人,毁尸灭迹,甚至连辨认死者姓名身份的事都不去做。

答:后来母亲自己将此事告诉了派出所。母亲本来是街道上的积极分子,同住一院的我二舅还是居委会小组长,和派出所的关系一向挺好。当时,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态度还不错,他们对母亲说,一人做事一人当,这和你们母子们没关系。他们还说,假如你们母子今后生活有困难,政府也是要帮助的。

话虽如此,我家的境遇自那以后仍是不可避免地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我家算军属,门口还挂着“光荣军属”的小木牌,逢年过节还有少先队员来慰问。这下子成了反革命家属。虽然没有明榜昭示,但周围人的眼光却都变了。母亲生性好强,受不了旁人说个“不”字。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不仅如此,母亲很快就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歧视。她到处找工作,到处碰钉子。我母亲受过中等教育,原先当过会计、统计。后来因为家务繁重才辞掉的。现在迫于生计,却再也谋不到职业。二舅办了一个私人织布厂,母亲本可以去帮帮忙的,“三反”运动一来,厂子也被迫解散了。至于说再到往后,我们姐弟三人遭受百般歧视,“文革”中挨批斗、被抄家,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在来美国前,有次家里人闲谈,讲起过去三十多年的无妄之灾,感慨万端。母亲说,假如当年她不去把父亲的死讯告诉派出所,再让许昌的亲戚来封信,谎称父亲急病身亡,然后一家人再迁往它处,这件事说不定也就瞒下来了呢。这倒不是没可能。事实上,湖北省军区和许昌县法院的确一直没有把父亲的情况通知我家,也没有通知我家所在的政府机构。到了一九八三年他们决定为父亲一案平反,竟然完全不知道我们一家人的下落,费了大半年功夫才找到的。

十六、论几种隐瞒真相

问:我中学一位同学,“文革”过后我们才知道他是“黑五类”出身。我们都奇怪,为什么偏偏他在“文革”中没有被当作“狗崽子”。他回答道:“我从进幼儿园填表就没有说实话。党早就讲过,‘历史是自己写的’嘛”。说来也是。他父亲虽然是“国民党反动派”,但终究不是什么名声在外的大人物,四九年前就生病死了。后来一家人又搬迁过好几次,周围人自然弄不清他们的底细。再加上他们一家人中既没人申请入党,又没人追求当官,政府未见得肯不辞劳苦地“内查外调”,到头来就真让他们给瞒过去了。

这又使我想起六四之后,国际舆论一再要求中共公布六四的死者名单。李鹏答复说,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愿,因此不能公布。这个谎言自然编造得很拙劣,不过倒不是全无缘由。因为在过去,家里有人让共产党杀了,亲属们一般都不情愿让外人知道。从表面上看,那似乎是因为人们觉得当“反革命家属”很丢人、很耻辱,其实更主要的是怕孤立、怕歧视。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共产党的道义面具已经完全拆穿,它那套利用一部分群众歧视、压迫另一部分群众的老招术已经失灵了。现在不是死者的亲属怕当“反革命家属”、怕孤立,而是共产党当局不敢承认杀人,害怕世界舆论的谴责了。

答:正是如此。过去共产党展示它的“光荣历史”,总要把历次政治运动当作了不起的丰功伟绩大事宣扬。可是在近来他们纪念中共建国四十年和建党七十年的宣传中,这类“丰功伟绩”都不提了,看不见了。现在共产党讲现代史,开始承认国民党人的某些正面贡献,也开始恢复从陈独秀到林彪一类人的部分真实面目。因此有人说共产党对历史比较实事求是了。不过这些人忘记了,就在与此同时,共产党又在掩盖和歪曲另一部份历史。共产党仍然在继续撒谎。不过其谎言内容发生了变化,这一点是意味深长。

十七、另一种“假如”

问:我在想,假如当初你母亲成功地隐瞒了你父亲的情况,你以后的遭遇一定会少去很多波折。

答:但还有另一种“假如”。假如当初我母亲不是极其偶然地提前带领子女离开湖北回到北京,那么,当父亲被押返许昌时,我们母子免不了也会被一道赶去。那样的话,父亲的惨死势必会给我们子女的心灵上留下相当浓重的阴影,我很可能会在一种更强烈的歧视与压迫之下,在许昌的农村度过这几十年。谁能知道我会经历什么样的遭遇?我后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过去三十多年,老家的亲戚们受的罪更多。有的斗死、有的饿死、有的自杀。父亲兄弟五人,“文革”后只剩下了一个。他也是几次上吊,亏得被及早发现给救了下来。我特别注意到那些和我年纪相近的亲戚,有几个显见天赋很高,但没有一个有机会读完了初中。他们的自信、他们的抱负,也许还在形成之前就被沉重的、看不到希望的环境给压碎了。过去,我一向认为,我之所以能有今日,全仗个人奋斗。然而当我站在他们面前,我的这个想法动摇了。

十八、痛苦、麻木与绝望

问:是的,过度恶劣的环境不会促人奋斗抗争而只会使人麻木消沉。尽管说“过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答:但它可能有一个极点。

在许昌老家逗留的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当父亲被关押、被批斗、被绑赴刑场时,他该是怎样的心情?我很想向别人多打听一些父亲死前的具体情况,可是我又不忍心去问。我反来复去地在脑海中想象出当时各种可能的场景,设身处地地去体味父亲的万千思绪、感受和心境。他会发现,那些在昨天还热情地把他引为同志的解放军领导们,一夜之间就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酷无情。他会发现,当初率军“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作为“统战对象”,如花瓶、如金丝笼中的小鸟,在自己部属惨遭极刑之际一筹莫展,可耻地闭上眼睛。他会悲哀地看到亲戚们、长辈和幼辈的充满恐惧的目光。他会痛苦地大惑不解:一些素无恩怨的人们,何以能对自己发泄出那么多的仇恨?他会因为这莫大的冤屈而悲伤?还是会由于那冷静的谋杀而愤怒?他一定会愤怒。有谁能在这种情境下还不愤怒?也许,他也曾公开地爆发过愤怒;然而,很可能,在更多的时候他只有隐忍,直到临刑前那一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亲人。他会后悔,后悔早不曾脱离解放军,后悔不该投向共产党;他也会后悔当年参加国民党的政府和军队,后悔当年报考中央政治学校;他甚至于会后悔他少年时代不甘平庸的抱负,和不似寻常的聪明。假如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他宁肯做一个只图温饱的小商贩,宁肯做一个辛苦麻木的老农民。假如可以选择另一种死,他甘愿死于战场、死于饥荒、死于车祸、死于恶病。人固有一死,死于英年已是不幸,死于枪决是百倍的不幸,死于这种荒谬绝的“罪名”之下是千倍的不幸。这不仅仅是枪杀,这是谋杀,是辱杀,是诱杀,是骗杀。

在临终的日子里,父亲该是怎样地思念母亲、思念他的儿女!他想见到我们,又怕见到我们。他会寄希望于后人为自己伸张正义吗?既然他丧身于这样的伤天害理、不仁不义。然而,正因为这种伤天害理、不仁不义是如此的明目张胆、放肆无忌,它会无情地摧毁人心对公正、对正义的最后一丝信任。它会让人绝望,让人麻木。绝望是冰水,它甚至能浇灭正义的怒火。

十九、正义的信仰怎样获得和丧失

问:有时我看电视,看到一只弱小无助的动物被猛兽吞噬,我忍不住要想,那个可怜的牺牲品在临死前会有什么感觉?

答:《伊索寓言》里有个狼吃小羊的故事。狼先是讲出一大堆道理说明小羊该吃,小羊据理驳斥,狼理屈词穷,但最后还是扑上去吃掉了羊。这当然是一个寓言。因为在动物之间,只有“要不要”、“能不能”的问题,没有“该不该”的问题。人类就不同,人类就多了一个“该不该”也就是正义不正义的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人类是唯一有正义感的动物。除了悲与欢、利与害的感觉外,人还有善与恶、是与非的感觉,还有正义不正义的感觉。这种感觉一般只发生在人与人的问题上。狼要吃羊,羊只会有预期的生理性疼痛感和对死亡的本能恐惧。人要杀人,如果牺牲者是无辜的,他除了有那些动物性的感觉外,还会有屈辱感、愤慨感。古人说“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这就是说,如果人们正义感、正义精神遭到伤害,那甚至比死亡本身还更难以容忍。

问:照理说,当人们遭到专制暴政的残酷迫害时,他们的正义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们理当表现出无比的愤怒。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情况却常常不是这样。许许多多的无辜受害者,即使是到了最后的时刻,他们也没有发出怒吼或诅咒。有些人只是凄惨地哭叫,好象被送去屠宰的羔羊。更多的人则是毫无表情,似乎灵魂已经先于肉体而死去。你说是恐惧吗?横竖都是一死,还有什么可怕的?你说是担心亲友遭株连,这个解释也太不充分。至于说在那些没被处死的受害者中间,这种听不到诅咒抗议之声的情况就更为普遍。当然,你会说这些人是希图苟全性命。可是有很多人后来还不是被折磨死了、或者是自杀身亡了吗?又有几个人在临终前留下了诅咒抗议的遗言呢?法西斯暴政和共产党暴政的最令人震惊之处,不仅在于受害者的数量是那样的庞大,还在于这千千万万无辜的人们面对迫害和屠戳时竟是那样的消极、那样的懦弱、那样的窝囊、那样的沉默!

答: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出于冤枉,一种是出于绝望。

你真心拥护党,你把党视为正义的化身;然而党却宣布你是“反党”。你认为这是误解、是误会。你感到非常委屈、非常冤枉。因此,你会虔诚地剖白,但不会愤怒地诅咒。或许你会暗有怨言,但那并不是仇恨。所谓“怨而不怒”就是指的这种心情。

另一种是绝望。受害者清醒地意识到对方是不正义的。出于正义感,你本来是极其愤慨的。但是,由于这种邪恶的力量太强大,铺天盖地,人众势众,而且又是那样的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你的正义感岂只是受到伤害,简直就是被击得粉碎。到头来,你终于失去了对正义的信任,于是你也就不再发出任何抗议的声音。

问:人怎么会失去对正义的信任呢?

答:正义感是主观的。通常,它只有通过和他人的交往才能得到确认。我相信正义,因为我在别人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东西。我知道世间确有恶人,但我相信大多数人仍是主持正义的。一般来说,恶人做出不正义的事总是要编造出种种借口或谎言以掩饰自己的不正义,这说明恶人害怕受到众人的谴责和惩罚,可见正义感一定是普遍存在于众人心中。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揭穿骗局、阐明真相,大多数人一定会站在我们一方。因此,当我们面对那些发生在阴暗之处的罪行,面对那些靠谎言惑众而实施的暴政,我们通常都不会失去对正义的信仰。然而,一旦某种罪行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明目张胆的形式出现并且得到相当大量的人的参与而发生时,我们就被震撼了。我们对正义的信仰就动摇了。法西斯和共产党的罪行恰恰是在明目张胆和人多势众这两方面都是空前未有的,因此,它就使得不少人的正义感完全破碎。失去了对正义的信仰,也就是失去了对人生的全部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怎么还会去大声抗议、谴责和诅咒呢?毕竟,所有的抗议、谴责和诅咒,实际上都是在诉诸于对方心中的正义感,而此时此地你已经不再相信它的存在了。

二十。关于“逆来顺受”与信仰

问:但是在古代西方,早期的基督徒也曾经受过罗马人集体性的残酷迫害,为什么他们的表现就不那么窝囊?

答:这正是宗教的力量。象基督教一类宗教,把人们对正义的信任寄托在超越人类之外的上帝身上,所以他们比较不容易陷入绝望。你可以说上帝的存在是虚假的,然而,信仰上帝而获致的精神力量却可以是真实的。

问:可是,许多宗教要人们在压迫面前逆来顺受,这也是合可的吗?

答:不可取,但亦非全无可取。许多宗教确实都不鼓励人们以积极的方式反抗压迫。不过我们要知道,“逆来顺受”这个词本来并非一概是贬义。它不仅仅是意味着承受压迫,它还是指在压迫面前保持尊严。许多人的毛病正在于,当暴行铺天盖地、势不可挡地压来时,他们不能抗议、不能诅咒,而且也不能昂起高贵的头颅去承受。

问:这是不是非宗教信徒的天然弱点?

答:不然。一个人不是宗教信徒。一个人不相信上帝、彼岸、末日审判、天命、轮回或因果报应,但他仍然可以对人、对人性、对人心之中普遍存在的正义或抱谨慎的信任。不错,没有了上帝,世间的一切就没有了最后的担保。但是不少宗教信徒也承认,上帝的存在是不可确证的。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以确定的态度,去面对不确定的世界。我知道善不一定战胜恶、正义不一定战胜强权。但我仍然要坚持善、坚持正义。我决不放弃斗争。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未完待续)

——旧《中国之春》1992年10月号(总第1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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