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月
四十二、中共为何热衷于制造“敌人”？
问：回顾共产党掌权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一般人最感费解的问题是，共产党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为自己制造敌人？事实证明，这些“敌人”，即便按共产党自己的标准，绝大部分也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错案。难道共产党当政者真是那么昏聩、不辨忠奸吗？
答：答案当然不这么简单。
俗话说得好：“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在夺权时，圈子越大越好；在掌权时，圈子越小越妙。当敌人强大时，人们很容易懂得：凡不是朋友者都是敌人。你说，绝大部份“敌人”其实都不是敌人。你无非是说这些人自己都并不反对党、并不反对“伟大领袖”。不错。但问题在于，你不反他不等于他不反你，你无心与他为敌不等于他也不有意与你为敌。中共当局既然一心要保持对权力的独占，它就会把一切有可能对这种独占形成挑战和威胁的人都视为敌人，起码是潜在的敌人。这和你本身有没有挑战的主观意图倒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当年贾谊劝皇帝“削藩”时讲得很明白，不是因为诸侯们有造反的意图，而是因为他们有造反的能力。“功高震主”，所以要杀功臣：“皇储难为”，所以要翦除自己一手安排的“接班人”。正因为民主党派过去是共产党的盟友，“解放后”自然就成了共产党之外的一支仍保有影响的政治力量，所以非要找个借口打下去不可。“匹夫无罪，怀壁其罪”，你有真才实学，你就使得那些老干部相形见绌，所以就必须压杀你的尊严和志气。
四十三、用“强迫”造成“自愿”
问：这层道理不复杂。过去的专制统治者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共产党“造敌”的热情显然要比历代帝王们都强烈的多，那又如何解释呢？
答：至少还有另外两层理由。
第一，共产党不仅仅满足于坐江山，它还立志实行一整套彻底改造社会的宏伟理想。在口头上，共产党宣称它的理想、它的计划、它的方案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在心底里，它又不能不发现老百姓们其实并没有那种内在的愿望。所以它只有借助于政治运动、借助于阶级斗争，造成“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情势，使人们在无可选择的前提下去“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批胡适、批胡风，就不会有知识分子“脱裤子、割尾巴”，“向党交心”；没有“三反”“五反”，就不会有资本家敲锣打鼓地“欢庆”“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斗地主、斗富农、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就不会有越来越“大”、越来越“公”的农业集体化。
问：你这种解释虽然有力量，但是不是把当年共产党的心理刻划得太阴暗了？似乎他们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理想的纯正性口是心非，他们明知老百姓不喜欢“共产”，因此用强制的手段迫使人们走上“共产”之路，然后再自欺欺人地宣布那是“人心所向”。
答：那又不然了。在共产党的哲学里，“强制”和“自愿”这两个根本对立的东西可以很巧妙地熔为一体，因此他可以毫不别扭地认为，当它强迫人们走社会主义的时候，实际上仍然是人们在自愿地走社会主义。我在前面讲过，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所以共产党最初对自己理想的信仰完全可能是很真诚的。
四十四、把“内斗”变成“外斗”
问：可是越到后来，这种真诚性越低。为什么他们还要继续“造敌”呢？既然大量的“敌人”还根本谈不上要反对整个党，反对整个制度。
答：这就是第一层原因了。共产党和法西斯不一样，它并不干脆否认自由民主。共产党说它只对“敌人”实行专政，而对“人民”是要实行民主。照这样讲，不管你把“人民”的圈子划得多窄，总还会有些人应该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那就必然对现任的当政者的权力构成挑战。这和传统的君主专制很不一样。皇帝为什么是皇帝？要么说是出于神秘的天意，要么说是出于神圣的血统，要么干脆说这天下是老子我打下来的。皇帝可以是平庸的，皇帝可以犯错误，皇帝甚至可以是年幼无知的小孩子。但皇帝依然是皇帝。“伟大领袖”却不同。“伟大领袖”必须坚持唯有自己最英明正确，唯有自己才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否则他就无法坚持自己的“伟大领袖”的地位。如果你宣称你的主张更正确，宣称你的主张更能得到多数人的拥护，那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取代他做领袖。父亲不如儿子高明，那并不妨碍他仍然是父亲；老师没有学生高明，凭什么你还算老师？所以，皇帝倒有可能会容忍臣子的批评，但“伟大领袖”却无法容忍“同志”的批评。皇帝若是接受了大臣的批评，大家还会称赞他是好皇帝：“伟大领袖”若是承认了别人的批评，差不多就等于是宣布自己该下台。换句话，既然在理论上，在口头上，共产党领导人把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标榜自己最正确、标榜自己最得人民支持这一点上，所以他们就无法承认别人是正确的、无法承认别人是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所以他们就必须宣布别人是“错误的”。光说别人“错误”还不够。万一别人不认错，还要和你争辩，万一别人的主张得到了更多人的赞同，你的权力就没有合法性了。所以他们就必须把别人的不同主张通统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剥夺对方的发言权。问题不在于持异议者是不是真的要“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在于，当政者一旦承认了持异议者的合法性，他们就使自己权力的合法性陷入了危机。只有把内部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把“内斗”变成“外斗”，他们才可能维持住“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这一神话，才可能维持住自己对权力的独占。
四十五、“阴谋”还是“阳谋”
问：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有人说是“阴谋”，有人说是“阳谋”。你看到底是什么谋？
答：说是阴谋也可，说是阳谋也可。是共产党事先拼命号召别人提意见，还许诺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头来又把提意见统统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给几十万、上百万的人扣上“右派”的帽子。翻云复雨，出尔反尔。这不是阴谋是什么？然而话又说回来，早在“鸣放”“整风”之初，共产党就有言在先，它只说了要“改善”党的领导，“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从没说过要放弃党的领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右派分子”们却要批评“党天下”，要提出“政治设计院”“轮流坐庄”，那岂不是“明知故犯”、自投罗网？说是阴谋，似乎也讲得过去。问题在于，“阴谋”也好，“阴谋”也好，这两种说法都假定了共产党在运动一开始就对整个运动的未来走向和最终结局抱有一种明确的计划，而我恰好对这一点深表怀疑。
问：依你之见，共产党在开始发动“整风”时，并没有预先做出计划要把它变成“反右”？
答：对。我倾向于这么看。其实，不只是“反右”，还有“大跃进”、“文化革命”，再加上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是如此。在运动发起之初，中共最高领导人们当然有着自己的一套想法。但随着运动的展开，出现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问题。于是，领导者就见机行事，或曰因势利导转而采取了若干其它措施。最后，运动达到了某种结局，而这种结局实际上和领导者的初衷已经很不相同了。
毫无疑问，毛泽东决定发动“鸣放”“整风”运动，是受到了苏共二十大和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的强烈影响。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这对中共产生了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早就对斯大林一肚子牢骚，因此他们对于斯大林挨批宁可说有几分欣喜。但是另一方面，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势必会波及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因此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又很不满。由于苏共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盟主，所以中共也不得不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召开的“八大”上，通过了提及“反对个人崇拜”字句的报告，并在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的条文。中共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也是双重的。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初，中共大概很有点幸灾乐祸：我们这里就没出现这种乱子，可见我们搞得比你们好。等到匈牙利的问题尖锐化，苏联有意要出兵干涉，中共本来是反对的。因为中共担心有了这个先例，日后自己的主权也会受到“老大哥”的武力干涉。但到后来匈牙利自由化越走越远，中共又唯恐匈牙利的“改变颜色”会起到示范效应，因此就变成武力镇压匈牙利人民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在经历了这些事件之后，中共开始有了“唯我正确”的自信。中共认为，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难免不出现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等等毛病。这些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出乱子。这些问题处理得好，共产党的领导便会进一步加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和关于发动“鸣放”“整风”的号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当时的毛泽东恐怕真有这么一种自信。而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一般民众表现出来的对共产党的拥护，则加强了毛泽东的这种自信。
四十六、“让我们比赛吧，但只准我赢。”
问：当时毛泽东讲过一段话，说要造成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个理想看来很不错嘛。
答：问题就出在这句话上。集中，由谁来集中？纪律，谁规定纪律？纪律用来约束谁？统一意志究竟如何产生？共产党既要坚持自己的冠军地位不受挑战，又要号召人们进行比赛。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只要搞比赛，就意味着鹿死谁手是不确定的。你不愿意输，这是一回事；你自信有能力盘盘都赢，这是一回事。但是只要你投入比赛，你就必须在理论上，在逻辑上承认输的可能性，万一真输了，你就应该接受失败的事实。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却等于是说：“让我们比赛吧，但只准我赢。”
问：由此看来，与其说毛泽东发动“鸣放”“整风”是一场蓄意的欺骗；不如说他的那套理想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从而必然导致自我否定。
答：正是如此。要么，你坚持真正的比赛，那便意味着你的权力失去了绝对性；要么，你坚持要维护自己的冠军旗号不容挑战，你就只有取消比赛本身。两者必居其一。
问：可是在五七年的背景下，如果共产党放手进行真正的比赛，它也很有可能赢得冠军。更何况在当时，提出“轮流坐庄”、要求实行多党制的人其实很少很少，大部分人都是在承认和拥护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前提之下仅仅提出了一些无伤根本的批评意见而已。别人既没有赢的能力，甚至没有赢的意图，共产党又何必那么神经过敏呢？
答：正是凭借着那份必胜的自信，毛泽东才决定发起这场运动的。但是，随着运动的展开，来自党内党外的批评意见要远比中共当局事先预想的更多，这就使得他们再难沉得住气。另外，更重要的是，不论大多数不同政见是多么的温和，一旦你认可了这种表达异议的合法性，那就从逻辑上为更尖锐、更深刻的不同政见铺平了道路。大家知道，和历次的“放”一样，在“鸣放”运动中，批评意见呈现出逐步升级的趋势。造成这种不同政见逐步升级的原因有两个。有少数人本来就持有强烈的反对意见，他们先是发表一些无关宏旨的观点投石问路，看看没惹什么麻烦，于是胆子就越来越大，批评也就越来越尖锐。其余许多人，也许在开始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同政见，但随着“鸣放”运动的深入，他们的认识也就不断深化。
“六四”之后，国内有人提出“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明确宣布所谓“四项坚持”是一套禁忌体系。这总算说对了。禁忌之叫禁忌，就在于它不容讨论。即使你的批评还不足以对那套体系的基本内容构成威胁，但它却意味着使禁忌不复成为禁忌。这才是要害所在。
四十七、仅仅是失之轻信吗？
问：五七年的“鸣放”运动，许多人提出了若干要求自由民主的政治观点，因此可以看作是四九年以来的一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不少人总结这场运动的失败教训时说，当初我们的错误就在于对共产党太轻信了。
答：这种总结未免太肤浅了。民主不正是要人们对权力怀有戒心吗？如果你对共产党一味信赖，那恰好说明你其实并不懂得什么是民主。
问：照你这样讲，当共产党号召大家提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许诺言者无罪时，最明智的办法就是装聋作哑，只当没这回事。对吗？
答：那就更糟了。前一种人虽然不大懂民主，毕竟还有对民主的追求。持后一种态度的人就连民主的追求都没有了，岂不是更糟？
问：这就让人两头为难了。相信共产党有诚意去提意见，这是幼稚的；不相信共产党有诚意而然不作声，这又更不可取。那该如何是好呢？
答：问题并不那么复杂。明朝开国元勋李善长，朱元璋曾经赐给他免于死罪的丹书铁券，但后来还是被朱元璋满门抄斩。因为在这里，丹书铁券并不是双边订立的契约而只是皇帝单方面恩赐的优惠。任何美妙动听的诺言，除非当它不再是单方面的恩赐而是双方面的契约，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具有约束力。西方人说，宪法不能仅仅停留在统治者的口头上，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被称为宪法的一纸条文上，宪法必须铭刻在广大公民的心中。当毛泽东许诺言者无靠时，我们根本用不着去猜测他有没有诚意。或者说，我们必须假定他没有诚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自问的是，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言论自由的含义？究竟有多少人充分领会了言论自由的价值？因而当统治者试图压制言论自由时，究竟会遭遇到多大程度的抵抗？这种抵抗是否足以阻止住权力的滥用？如果你发现现实状况还不能令人乐观，那你就会知道，你眼下要做的事还不是向共产党提意见，而应是向人民阐扬言论自由的原则。既然毛泽东讲了要实行言者无罪，这正好为你阐扬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话头、一个机会。你不去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宣传言论自由，努力使之深入人心。却匆匆忙忙地就去兑现言论自由，你怎么能不碰壁呢？碰壁之后，你只知道去怪共产党。也就是说，你始终不明白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是因为言论自由的原则还没有铭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这种抱怨又有多大意义呢？瓦文萨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讲演中引用过一句话：“不要怪敌人，他顶多杀死你；不要怪朋友，他顶多背叛你；问题是那沉默的大众，因为唯有他们的沉默，才使得一切罪恶成为可能。”不是总说自由民主要靠争取不能靠恩赐吗？什么叫争取？争取与其说是面对统治者，不如说是面对人民。争取人民对自由的理解，领会和保护。
四十八、共产党为何能赢得反右？
问：共产党能够赢得反右斗争的胜利，这是否跟当时大多数老百姓真心拥护共产党有关？
答：既有关，又无关。共产党为了发动群众斗争右派，他们把右派的观点简化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复辟旧社会”。在当时，恐怕许多老百姓确实认为“新社会”比“旧社会”好，真心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他们就很容易站在右派观点的反对立场。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要把当时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拥护程度估计太大了。如果共产党不是意识到右派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传染性也就是赢得人心的可能性，他们就不必那样急急忙忙地去压制，去打击了。更进一步地说，就算多数老百姓真心拥护共产党，这和他们参与对右派的迫害其实是不相干的。因为反对右派的观点和剥夺右派的自由根本是两回事。问题不在于当时的右派是否处于少数，问题在于当时多数人是否具有保护少数的观念。这也再次说明，争取自由，重要的不是抨击时政，尖锐地批评统治者；也不是为民请命，代表多数老百姓去讲话；甚至也不是笼统言之的启蒙，即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某种特定的意见告诉大家，去赢得多数的赞同。真正重要的一点是诉诸人类的同情心和对他人的尊重，让大家学会对各种不同意见的宽容和对异议者权利的保护。
问：我看过许多关于反右运动的文艺作品，包括《天云山传奇》、《绿化树》，也可以包括《傅雷家书》。我发现，这些作品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在证明主人公的被冤屈、被误解。它们固然揭露了反右的错误。但是按照这些作品，反右运动之所以是错误的，主要是因为“右派”实际上并非右派。然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如果我真是右派，难道就应该对我迫害吗？
答：说得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众所周知，邓小平至今仍坚持说反右运动是正确的。不少以思想解放自居的朋友们反对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其理由是在反右斗争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都不是右派，因此反右运动就应当全盘否定。这种批评貌似尖锐，其实根本没有触及反右的基本前提。假如在反右斗争中，真正的右派所占的比例高一些，莫非反右就是正确的了吗？基于同样的道理，当我读到许多人为胡风辩护的言论时心中也很不以为然。本来，胡风的遭遇正是共产党因言治罪的一个极为恶劣的典型。我们本来应当通过胡风事件去大力倡导言论自由。然而许多人却宁可避重就轻。他们拼命证明胡风是“热爱共产党”的，务必要给胡风加上一个“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的无聊称号。且不说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后人对胡风产生几分不无讽刺的怜悯而丝毫无助于提高人们对他的尊重，更重要的是，那等于是把胡风几十年身受无比苦难的巨大意义一笔勾销。至于象丁玲女士那样，把反右的错误说成是母亲错打了自己的儿女；以政治受害者的身份，从原则上肯定政治迫害的正当性而只是希望从技术上减少政治迫害的误差，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未完待续）
——旧《中国之春》1993年1月号（总第1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