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
213、文革意义的新理解
面对形势的巨大变化，我开始对文化革命有了新的理解。
其实，当中央最先提出展开两条路线斗争，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林彪十一讲话，《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我并没有格外在意。那时候我虽然对运动中出现的很多事情暗中不满并深感压抑，可是我想像不到这会和两条路线斗争扯上什么关系。出身不好的青年遭受歧视打击，家庭背景或个人历史上有“污点”的群众在政治运动中沦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这在我们以往的经验中都是屡见不鲜、习以为常之事。文革初期对这些人的打击迫害固然以其空前的粗暴野蛮而令人震惊，不过按照当时一般人——包括许多受迫害者自己——的看法，那充其量只算是执行政策有偏差的问题。不错，中央已经明确指出工作组犯了“压制群众，压制革命”的“方向、路线”错误，要求给前阶段因为向党委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并进而表态支持少数派即造反派；但是，在我们这里，既然黑五类同学和那些被关入“牛棚”的老师们都并非由于向领导提意见而挨整，主其事者也并非党委或工作组而是校文革与红卫兵，那么中央的这些指示看来还是和我们不相干。中央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最初给予我的印象，就和早些时候中央支持聂元梓一样，它们都是反对“右”而进一步将运动引向“左”。然而，“对联”和“牛棚”在众人心目中显然是“左”而不是“右”，那怎么会是一回事呢？因此，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我都未能从中央关于批判反动路线的号召中发现另外的含义。
进入十一月、十二月，形势逐渐明朗。我们终于确认到，原来所谓“对联”，所谓“牛棚”，都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份。它们形式上是“左”，实质上是“右”。换句话，它们是以在群众中大抓“牛鬼蛇神”、打击“混蛋狗崽子”的手段，达到保护文革的真正对象党内走资派的目的；所以它们正好构成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如今，中央明确作出了上述判决。对十九中而言，那意味着对前阶段运动的根本否定。
这无疑是我们亲身经历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它促使我们对整个文革大革命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理解。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我当然对这一转折欢欣鼓舞。但倘若说我之所以拥护这一转折仅仅是因为我自己由此而获得了解放，那显然是不准确的。更重要的是，这次转折印证了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感觉。它证明了，我原先就认为是不合理的事情果然是不合理的，它们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文革之初批判“三家村”不同，那时候我参加批判基本上只是对伟大领袖的号召表示响应；现在我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是出于对伟大领袖号召的热烈共鸣。
214、自发性的群众参与高潮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带来了第一次自发性的群众参与高潮。“文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群众运动；但是只有到现在，群众的参与才显示出真正的自发性。
所谓自发，意义有二：
一、由于校党委、工作组和校文革先后垮台，基层的权力机构不复存在，我们没有了直接的领导者或监督者；又由于党团组织早已瘫痪，官办红卫兵土崩瓦解，所有的正统组织也不复存在，我们也没有了必须向之认同靠拢的团体。因此，我们便获得了相当广阔的自由行事的空间。你可以不参加运动，没人追究你；你可以邀约同志自己成立组织，用不着什么人来批准；你可以凭自愿而加入这一派或那一派，没人强迫，也没人阻挠。有人批评这种状态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过按照当时多数人愿意接受的那套理论，党的领导是党的方针路线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如穆勒所言：“服从远处的君主，本身就是自由。”尽管它还够不上宪政意义上的自由。
二、有一点看来是很清楚的，对于中央发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大多数群众都是真诚拥护的。前阶段的运动打击面太宽，这势必在大多数人心中埋下了不满的种子；而今有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明确号令，那自然会引出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人们开始把文化革命当成是自己的革命。因为毛主席站在了我们一边，所以我们就甘愿地站在了毛主席的一边。这当然不是说，人们自愿地拥护毛的路线，只是因为他们发现毛的路线保护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在当时，一般人还不具有坚持正当个人利益的清晰概念。我们拥护毛的路线，首先是因为它承认我们的革命性，保护我们的革命性；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正好相反。
这段时期的政治氛围，起码是对普通民众而言，可以说是既松散又热烈。以往搞政治运动，人际关系都变得十分紧张生硬；人人谨言慎行，彼此间不敢多来往。文革初期尤其如此。现在的情形却很是两样。许多人都努力拓展交往的范围，随处可以见到人们在认真而兴奋地讨论，我们的思路和言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阔和活跃，原先那种沉闷的压抑几乎一扫而光。
215、自由民主理念的第一次启蒙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广大群众摆脱了沉重的压力，可是它又把压力重重地放在了当权派即领导干部的头上。在所有开展了文化革命的单位，当权派差不多都遭到“炮轰”“火烧”。前工作组的负责人被要求回单位作检讨，接受批判，据说还必须“随叫随到”。在十九中，工作组的刘组长就叫回来批判过好几次，担任校文革领导职务的那几个老师也挨了大字报，不过他们都没有挨打。前阶段老师被批斗，不少人私下说当老师真倒霉。现在看来当老师不那么倒霉了，当干部才倒霉。
在这段时期，我们对干部和群众的看法，对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的看法，发生了有趣的变化。过去我们习惯于认为，领导比群众高明，领导比群众优越。领导永远是教育者，群众永远是被教育者。每逢搞运动，总是领导整群众，整重了，整错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群众的命运总是捏在领导的手里。现在的情况却好象是打了个颠倒。一份传单引述了毛泽东的讲话：“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革命群众四个字是块金字招牌。革命群众永远是对的。革命群众永远受到保护。革命群众有了什么问题只能是“自己教育自己”。领导干部则必须时时接受群众的批判，批错了也不能抱怨不能抵触。这事倘放在以前简直不可思议，现在看来似乎又很有道理：反修防修的关键是让领导权永远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手中，因此文化革命的任务当然应该是整治当权派而不是整治普通群众。
报纸上登出大块文章，阐述文化大革命与无产阶级大民主。所谓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各级领导干部实行批评监督，揭发和批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读了这些文章颇受启发。在以前我们的政治学习中，民主这个概念虽然不是禁忌但也相当生疏。讲到民主集中制，反来复去只是那三句话：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这个公式中，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文化革命的引人入胜之处恰恰在于，它鼓励人们批评领导，肯定对错误的领导“造反有理”。尤其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保护群众的作用。我们感到自己不再只是一颗被动的螺丝钉，而且还主动地参与了国家大事。
除了阅读报刊上的理论文章，我更感兴趣的还是市面上流行的各种传单和大字报，其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和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的讲话及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央文革坚决支持受压制的革命群众，在群众中迅速地建立起高度的威信。毛泽东的若干内部讲话和文章实在要比官方发行的语录本和四卷本有意思多了。在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一再讲到要发扬民主。他说：“要让人讲话。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只要是不违反纪律，不组织秘密集团的，都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能罚。”“不让人讲话，总有一天会垮台。”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几段文字时，我真是喜出望外，兴奋不已。还有一段讲话也令人过目不忘。毛泽东说：“要造成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最初接触到这些传单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势还处于不够明朗的阶段。它使我大为感动，信心倍增。当时的我，对于真正的自由主义经典文献一无所知；毛泽东的这几段话竟然成为我自由民主理念的第一次启蒙。
216、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大民主
按照我的记忆，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从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月到六七年一月这段时间，大概是“民主”这个词汇出现次数相对最为频繁的时期。报上有文章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光辉实践。
不消说，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民主还是一个很笼统、很含糊的概念。那时候，人们都很推崇巴黎公社的模式。其内容无外是：领导者应该是人民的公仆或曰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当官作老爷，各级领导者应该由群众选举产生，不称职者可以随时被群众撤换。其实，早在当初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时，就已经讲到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后来成立的群众组织也纷纷以实行巴黎公社原则相标榜。比如说，群众组织的头头们都是由成员们选举产生的；为了表示不是“当官作老爷”，群众组织的领导机构常常取名为勤务组；群众可以向头头们贴大字报提意见，“炮轰”也可，“火烧”也可，“拉下马”即要求撤职也可。应该承认，在群众组织内部，特别是在造反派组织内部，一般成员的参与意识很强，参与程度也很深。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当时许多人都自以为我们已经很民主了的原因。换言之，在文革中我们所体会的民主其实是指那种广泛的群众参与这一状态；我们很少从规则、程序的角度去理解民主。众所周知，在六七年的一月风暴中，上海率先宣告夺权成功，新的权力机构起初叫做上海公社——这表示对巴黎公社原则的继承，后来被毛泽东改名为革命委员会。问题不在于名字的更改。问题在于新的权力机构并未经过投票选举这一最起码的民主程序，而这一明显的缺失竟然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与批评。可见当时的人们对民主的规则和程序淡漠到何种程度。
对民主的内涵不具清醒的把握，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当时一般人的观念中，“民主”并不享有特别崇高的地位；在“民主”之上还有“革命”。
杨小凯把毛泽东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称之为“打人权牌”。我在前面也指出，批判“对联”，为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这两件事具有反政治迫害的意义（第212节）。不过严格说来，它们和真正的保障人权、反对政治迫害还不是一回事。
那时候我们并没有“人权”的概念。我们只有“革命”的概念。毛泽东说“相信群众”，其含义是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众是革命的或要革命的，“保护群众”当然也只是保护这些革命或要革命的群众。中央表示为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但那还有一条重要的保留：群众中真正的右派份子或反革命份子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另外，我们在文革中可以不经特许就张贴大字报、成立组织、办报纸开大会，这也算不上真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因为我们仍然受制于最高当局的意志。
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造成的无产阶级大民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明显的问题。譬如说，文革前被定为“阶级敌人”的那些人依旧饱受压迫，又有大批领导干部遭到批斗。不过在当时，这些人的状况似乎并未引起我多少不安。让我产生某种不安的是发生在群众中的一些事。从街头张贴的几张反映北京动态的大字报上我了解到，在北京，有学生写出批判林彪和批评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作者随后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份子而正式逮捕。北京航空学院学生、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写出一张大字报《炮打……》，不点名地对毛泽东提出质疑；结果被该院一些造反派的学生活活打死。这些事使我很觉得意外，尤其是打人致死一事，很难不让人反感。这些学生不也属于群众吗？大字报上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我想也是。既是“现行反革命”，当然就不再受保护。看来这也合逻辑。其后不久，中央发布了《公安六条》，明文规定：“以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担心自己会被别人打成反革命，从理论上讲也并非不承认应当对“现行反革命”实行惩处，但心里仍然感到不舒服，还隐隐地感到一点恐惧。
217、关于《公安六条》
讲到《公安六条》，不妨多说几句。
《公安六条》明文规定因言治罪。它无疑是中共推行思想禁锢的恶劣表现。后来人们否定“文革”，批判共产专制，常常把它作为一个反面的例证。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我们切莫误会，以为推行《公安六条》的那段时期，必定是中共实行思想禁锢最为严厉的时期。事实上，那倒是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
道理很简单，共产党搞专制，很少依靠明确的成文法，它宁肯采用那些语意模糊的抽象概念。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由于它富于弹性，差不多可以把任意多的言论囊括其中。在过去，有许多人仅仅是批评了几句党支部书记就被扣上“反党”的罪名。《公安六条》明确规定批评毛泽东批评林彪是“现行反革命行为”，那等于是为人们批评其它领导人开了绿灯，因此，言论尺度反而比过去更宽。
再考虑当时的现实状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力地促进了某种思想的解放。前阶段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一律平反翻案，这就使得很多人恍然大悟，原来，那些被打成“反动言论”的言论其实并不算反动。既然在这次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和“左派”的群众都不是反革命不是右派，那么在过去的运动中定下的反革命案和右派案难道就个个正确？不止一位年长者对我说，五七年的那批右派，不少真是冤枉的。市面上间或出现一些大字报和传单，作者是在以前的运动中被定性的右派份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或什么份子，控诉某某大人物的迫害，声称自己应该得到平反。还有一些在这次文革运动的初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人物，此刻也在为自己鸣冤叫屈。根据十六条，“反动学术权威”属于运动重点对象之一，照理不在此次中央平反的指示范围之内；然而；既然前阶段运动的主事者都被指控犯了路线性错误，谁又能担保他们打击的“反动学术权威”就没有差错呢？本来，“怀疑一切”的意思是用毛泽东思想怀疑一切，但是顺着这个逻辑走下去，有人免不了会想，为什么毛泽东思想本身、毛泽东本人就不能怀疑呢？中央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鼓励群众起来造当权派的反，这不可能不引起另一部分群众的不满、想不通、甚至愤怒。在上述种种思潮的交互激荡下，出现一批直接批评中央文革，批评林彪以至质疑毛泽东的大字报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中央方面，它既要继续鼓励群众批判所谓走资派，因而不得不对许多它本来未必赞同的言论予以容忍；另外又急需要控制局势，维护毛的路线不受挑战。《公安六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央还发出文件要求打击各地的阶级敌人的翻案活动。在这场由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引发的自由化倾向近于弄假成真的关头，中央为它设立了边界。但尽管如此，和此前以及此后若干时期相比，这段时间仍然算是思想言论相对宽松的一个时期。在当时，大多数人并不以为自己的言论受到什么禁锢，因为他们承认中央设置的边界是合理的。毛泽东说，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中央文革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对于这些观点，当时的人们并不曾从原则上持有异议。
218、“联动”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在六六年年底那次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件中，“联动”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联动”的全称是“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这是北京若干中学中一部分老红卫兵串联而成的一个组织，其成员以高干子弟为主，成立于六六年的十一月下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蓬勃兴起，给这批老红卫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党中央竟会明确表态否定“对联”，那些往日被他们任意辱骂欺压的“混蛋”和“狗崽子”们竟然也要和他们分庭抗礼起来闹革命，而他们这些天之骄子的红后代们竟然被指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到头来竟然是一大批共产党的老干部被批斗、被“炮轰”“火烧”。其中包括他们许多人的父母，那是他们全部骄傲与光荣的来源。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对准中共文革，对准造反派组织，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联动”的人数不多，其活动主要限于北京。成都也有“土联动”一说，那是指两三所重点中学里少量的老红卫兵，或许他们在本校有些活动，但在社会上几乎毫无影响。当时我对“联动”的了解都来自北京传来的动态报道、传单和小报。
说实话，对于“联动”提出的某些观点，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尽管在当时，我对中央文革相当好感，但仍然抱着不小的兴趣，愿意听一听反对者的声音。记得有一篇“联动”的宣言，其中提到“忠于一九六零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我不禁想到，我自己不也是在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才觉得和社会不协调的吗？其实，不只是“联动”的观点，其它那些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观点也引起我的兴趣，包括北京农大附中刘握中、张立才（化名伊林·涤西）那篇批评林彪的大字报，甚至也包括李明清那篇《炮打……》。在《炮打……》一文里，李明清问道：当初中央决定派遣工作组，毛主席是点了头的，怎么后来全成了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过了呢？我觉得问的有理。我还注意到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头头（据说还是个造反派）朱成昭的言论。有张大字报写道，一次别人问起朱成昭什么出身，朱回答“革命黑帮”。我读到这段话忍不住想笑。朱成昭批评“联动”反中央文革乱反一气，只有他自己才对中央文革有系统的批判。我很想知道他到底有些什么观点，可惜那篇报道到此为止，以后也没见到下文。
我对待这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观点的感受，和当初对待“三家村”的感受颇有几分类似。一方面，我接受中央的判决，认为这些观点的确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因而是反动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另一方面，我又不禁为这些与众不同的凌厉见解所吸引，总觉得有些话也满有道理；由于它们能够刺激我的思考，我很愿意多听听多看看；我感到这种人有思想，这就使我不能不抱一份欣赏的态度。
219、再说“联动”
不过我必须说，作为一个整体，“联动”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恶劣的。问题不在于它的某些观点，而在于它那种霸道的姿态与狂暴的倾向。
一提起老红卫兵，我们想起的就是恐怖的红八月，就是盛气凌人的“对联”，就是那副“这个天下是我们的，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骄横不可一世。“联动”从不曾对自己早期的过错进行任何反省。他们没有向自己欺侮过的同学表示歉意，相反，他们还把别人试图获得平等的革命权利认作“狗崽子翻天”。假如说在红卫兵创立之初，他们还愿意和一般的工农子女站在一起的话；那么，到了他们组织“联动”的时候，他们甚至对大批工农子女也采取了明显的轻蔑与排斥的态度。一份“联动”的宣言直言不讳地宣告，他们的组织路线是以中央级和省市级领导干部的子弟为核心，地委级和公社级领导干部的子弟居其次，工农及其它家庭子弟再其次。可见完全没有吸取教训。
不难想象，“联动”的出现决不会得到一般群众的支持与同情。“联动”反中央文革，而一般群众认为中央文革代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人们认为“联动”是反动组织。不过认真说来，我们与其说是为了保卫中央文革而去反“联动”，不如说是为了反“联动”而去保卫中央文革。根据我的观察，很多人对“联动”是既恨又怕：他们的背景那么显赫，谁又能奈他们何？正像一位前“联动”成员后来讲到的那样，他们在当时天不怕地不怕，是因为他们深信没人能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难道无产阶级专政还专到我们红后代头上不成？”我们知道，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本来就无法制可言，文革的风暴更把原来仅有的一点法制扫荡殆尽，传统的道德自律也横遭冲击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行为倘若还有什么规范或约束的话，那通常只能是来自他所信奉的政治理念以及他对于被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所制裁的恐惧。“联动”成员的政治理念是那样的狭隘、偏激，并充满攻击性；而他们视国家机器为自家之物的心理又使得他们对于自己也可能受到制裁的后果根本不予考虑。西谚云：“害怕警察是理智的开始。”成语“肆无忌惮”为什么是个贬义词？那正是因为一个人到了毫无顾忌与畏惧的地步，他就可以做出任何坏事。本来，“联动”中也不乏较为理性温和的成员，可是他们不可能对其它成员施加任何有效的约束。中央领导，包括中央文革，起初何尝愿意打压“自己的孩子”，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先前中央首长对“对联”的委婉批评就可以明白，只可惜这些被宠坏了的孩子们很少能听得进去。平心而论，当中央宣布“对联”为反动时，他们仍然想着给这些老红卫兵们提供一种保护。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说，“对联”的提出者是“天真的年青人”，出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从反对党内走资派排斥打击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一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然后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所利用。可是许多“联动”成员并没有借此下台阶转弯子，反而采取了更为激烈的反对立场，和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并数次冲击公安部。六七年一月十七日，中央宣布“联动”是反动组织，其后又陆续将大约一百多名“联动”骨干成员逮捕入狱。
和其它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学生被捕入狱不一样，我对于“联动”成员的遭遇并无同情。
220、对“联动”事件的几点思考
“联动”事件包含着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
据我所知，许多群众对“联动”的下场都不抱同情，不少人还感到很解气，很痛快。“让你们也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让你们也尝尝当反革命的滋味！”据遇罗克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连“一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也说：“咎由自取”。
很简单，“联动”是因为其浓厚的特权意识以及在此意识支配下的专横行为而引起群众强烈反感的。不过对于所谓特权，我们有必要略加解释。
应该承认，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干部子女并未享有多少经济上的特权。他们的物质生活并不比寻常的城市居民有着多么刺眼的差距。“联动”成员也很少表现出对物质享受的贪婪追求。相反，不少干部子弟倒宁愿过一种远比其优裕的物质条件更为朴素的生活并以此为荣。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们尤其如此。这当然是一种美德。只是，如果一个人在物质生活上艰苦克己而把全部欲望和精力集中到权力的追求上，那后果却可能更糟糕。这正是“联动”们的悲剧。干部子女的特权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现行制度为他们获取权力提供了绝大的便利。“联动”的特权意识表现在他们认定自己是权力的当然继承者。这不一定是说他们多么地贪图高官显位。应该承认，不少“联动”成员大概是真心信奉毛泽东的那句话：“不是要当官，而是要革命。”尽管也有一些“联动”成员要依据父母职位的高低而佩戴不同质料的袖章以示区别，那十足显露出他们对官爵的迷恋崇拜。但我们也要看到，譬如说在“联动”这个组织中，并没有像其它群众组织那样设立司令、政委、部长一类大大小小的官职，而只有平平淡淡的联络员。但是，不追求权力的名份不等于不追求权力本身。什么是权力？权力就是支配他人的力量。“联动”狂热地追求支配他人的力量，他们正好是在追求权力本身。不幸的是，这种追求权力的欲望偏偏又和他们那套追求革命的理想交织在一起。乍一看去，“联动”思想的最大特点无非是他们认定自己比别人都更革命。这好像和特权思想毫无关系。可是，认定自己天然地更革命，那就意味着认定自己天然地该掌权，天然地该领导别人，天然地该主宰世界，根本用不着征得别人同意，谁要是不依从就要专谁的政。这当然是特权意识。一个认可这种意识的制度当然是特权的制度。
特权的本义是经由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权利。倘依据这个定义，中国的干部子弟就没有或很少有什么特权。然而没有规定未必都是好事。因为规定同时也意味着限制，因而没有规定，搞不好非但不会消除特权，反而有可能使特权变得漫无边际。假如我们规定高考录取线是六十分，高干子女受特殊优待只需五十分；那么在不公平之下还能保有一些公平。别人满了六十分就该进，你到不了五十分也会进不了。共产党不好意思作出这样的公开规定，因为那和它标榜的平等理念大相径庭；于是它就在分数的考量之外加强所谓政治表现的份量，到头来高干子女五十分不到便可入学，黑五类子女九十分也拒之门外。
不少人把“联动”的特权思想（例如“对联”）归结为中国封建传统的影响。撇开“封建”一词的歧义不提，这种批评自然也有它的道理。在中国古代，家族观念很强，清除政敌常常会株连全家。不过，要把“老子革命儿接班”、“干部子女该掌权”这种思想全推给古人，那却有失公允。中国是最早废除官职世袭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中国，只有皇帝是世袭的。科举制的实行，使得中国比其它许多古代文明国家在消除出身门弟的影响、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政治升迁的途径上都做得更有成效。在传统中国，像“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种话，那是编入幼儿发蒙读物，一向深入人心的。我们又如何能把中共自己的毛病全归罪于传统？
221、一种奇特的判断方式
从第218节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联动”的姿意妄为，中央除了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再逮捕入狱之外，大概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可以对他们加以约束。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再加上造反有理，这几个观念加在一起，造成了一个极为独特的政治形势。那就是，一旦当局打算对某种事态加以约束，哪怕纯粹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它也只有给那件事扣上“反动”“反革命”的罪名。
“红海洋”活动便是一个有趣的例证。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结束之后，有些红卫兵觉得意犹未尽，又推行了一场“红海洋”运动。一时间，全国上下，城市乡村，大街小巷的店铺门面、房屋墙壁都涂上了红油漆，写上了各种革命口号和毛泽东语录。这在美学上自然毫不足观；其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显然也让大家都感到头痛。可是没人好出面反对，更没人有办法制止。因为总有一班人愿意用这种夸张过火的方式表示他们无比高涨的革命热诚，其余人则唯恐被指为阶级感情不深而不得不紧紧跟上。最后还是由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出一个《通知》。《通知》的写法和一般人想像的很不一样。《通知》并不是先肯定一番革命群众的无比热诚，然而指出此举有碍观瞻和浪费人力财力，因此应当停止。倘若《通知》这样写，只怕别人会充耳不闻，说不定还要造你的反呢。《通知》语出惊人，它一口咬定“红海洋”是“别有用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搞的“一种抗拒大字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劣行动”。这样，“红海洋”运动才得以终止。天知道中央首长们是不是真的以为“红海洋”是什么走资派的新阴谋。问题是你不这么说，恐怕就行不通。
文化革命造成了或者说强化了一种只能讲实质、不能讲形式的特殊的判断方式。譬如说你不大好讲“不要打人”，因为这样讲没有阶级性。你说坏人也不要去打，打人不符合政策；可是偏偏就有人乐于装出感情冲动的样子去做出不符合政策之事，以显示自己的威风。你必须说打人是镇压群众，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是包庇走资派，是执行反动路线。也就是说，你必须把你要约束制止的事情扣上“反动”“反革命”的大帽子，对方害怕了，于是也就罢手了。“联动”之所以不好对付，是因为他们吓唬不住，他们相信没人能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到头来当局只好来真的，把他们真的抓进监狱去。我这样讲并非替当局抓人作辩护。我只是想说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造反有理这一套东西有如毒品，一朝用上瘾，不用不行。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判断一件事可做可不做，唯一的标准是看它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如果是革命的，哪怕是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统统是“好得很”，谓之曰“造反有理”；如果是反革命的，即使只是讲几句话，开一个会，那也是“糟得很”，谓之曰“右派翻天”。既然革命反革命的终审裁决者是伟大领袖，这就导致了彻底的人治，彻底的专制独裁。在这里，是否有大量的群众参与并不会造成很大差别。与此相反，法治则着重强调人们的行为的形式方面。如果它准许人们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那么它不管集会的主题是支持政府还是批评政府；如果它禁止人们拆阅私人信件，它同样也不去过问信件的内容是革命还是反动。文革前的中国，好歹还有一些只着眼于形式的行为准则和法律条文，“造反有理”的口号一流行，这些准则和法律遭到严重破坏。短期内它似乎给人们的活动冲开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但终究不免把社会引向更严厉的专制。□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5年11月号（总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