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
287.造反派重开内战
还在红十条下达的前夕，八二六派与红成派就已经打开了内战。八二六派在二月镇反中受压更深，对红成派一度落井下石耿耿于怀，于是就在批判二月镇反的名义下指责红成派犯了右倾的错误。红成派则批评八二六闹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桃子还没熟（比喻革命还未取得成功）就忙着打击同志，制造分裂，抢夺胜利果实。红十条指示，要八二六与红成“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偏偏是在红十条下达之后，两派的内战才愈演愈烈，并且迅速地从文斗升级为武斗。
五月二十三日，八二六派在人民南路广场举行庆祝红十条的群众大会，红成派没有参加。第二天，红成派在同一地点举行了同样的一场大会。接下来，两派都刷出大字报，指责对方“破坏团结”。由此，两派的分裂公开化。
大体上说，八二六与红成的分歧主要有两点。首先，两派对二月镇反的评价不一致。八二六主张“全盘否定二月镇反”，红成主张“根本否定二月镇反”。从字面上看，“全盘否定”和“根本否定”几乎没有区别。分歧在于，八二六认为二月镇反既然是反革命复辟逆流，因而，受压最深的、反击最坚决的就是最革命的；红成则认为，虽然镇反是错误的，但那并不等于说被镇压者就都是正确的，更不等于说被镇压者就都是最正确的。换言之，围绕着对二月镇反的不同评价，两派实际上是在争论谁比谁更正确或曰谁比谁更革命。
两派分歧的另一个焦点是刘结挺张西挺问题。我们知道，先前，红成和八二六都主张为刘张平反；在刘张进入省革筹之初，两派也都表示坚决拥护。可是没过几天，红成就改变了态度。红成认为刘张更偏爱八二六而冷落了自己。据红成派揭发，由刘张直接控制的省革筹办公室，在写给中央的情况汇报中，处处抬高八二六，贬低红成。随后，红成又进而对刘张展开更全面的攻击，他们说刘张在过去担任宜宾地委书记和市委书记时就积极推行错误路线，一贯排斥打击革命同志，刘张和李井泉的矛盾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只是“狗咬狗”；他们还说刘张弄虚做假（例如伪造革命日记），欺骗中央，实属“三反份子”，因此必须将刘张赶出省革筹。八二六则打出捍卫红十条，捍卫红色政权的旗号，反对红成打倒刘张。八二六坚称，刘张问题是摧毁李井泉独立王国的突破口，打倒刘张就是为李廖死党翻案。双方的调门都越来越高，这就引发了一场长达十个月的激战。
288.十九中的八二造反和第一次联合会议的失败
我对两派间的争论本来没有多少兴趣。我以为在红十条下达之后，我们就应当执行中央的指示，尽快地实现造反派的大联合，然后再建立革命委员会。至于说造反派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我想，既然双方都承认对方是造反派，那么，这些争执就不应该妨碍彼此的联合。事实上，在内战爆发之初，两派都还表现出很不情愿的样子，彼此都指责是对方打响了第一枪。然而，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红成提出打倒刘张的口号之后，双方—依我看，主要是八二六一方—竭力把彼此的分歧上升到原则的高度，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内战不再是内战而变成了外战，师出有名，理直气壮；主张联合倒被视为无原则，被视为和稀泥搞折中。
让我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在造反派同学中，热衷于内战者竟然大有人在。在保守派组织垮台之后，内战的爆发构成了新的兴奋点。甚至在许多没有参加组织活动的一般群众中，也迅速地形成了拥护八二六和拥护红成的两种观点的鲜明对立。不同观点的人一见面就争论不休。两派组织的成员一旦遭遇，少有不发生冲突的。
十九中是八二六派的天下。红成派的人数很少，平日也不在校园活动。八月二日的晚上，一支外校的红成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到隔壁空军医院进行拥军演出，我们前往观看。演出的第一个节目就有打倒刘张的内容。台下的几个八二六同学按捺不住，跳上台去造反。红成宣传队只好停演。双方还叫骂了一阵，然后才各自散去。只苦了那班扶老携幼一心来看戏的观众；不过在当年，这种混乱场面实在很寻常，大家都见惯不经，顶多嘟囔几句也就算了。我劝阻本派的同学不必打断对方的演出。我说等对方演完后我们再上去批判不好吗。这些同学听不进去。这也难怪。自造反风潮兴起以来，所谓“造反”已经形成一种模式。不论是一次会议，一次发言，还是一场演出，一场展览，只要人们认定你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可以采取直接的行动予以干扰、破坏、阻止或中断。在这里，造反者完全用不着去说服对方，以便让对方自己改正；也用不着经由某种必经的程序，然后才获得强行制止对方的权力。造反意味着把自己的观点不由分说地强加于对方。这就叫“造反有理”。第二天，校园里贴出一张大字报《八二造反好得很！》，不点名地批评我“右倾”。
《中学战报》停刊后，我们红战兵团又办起了一份油印的《红兵》小报，大约每周一期。除了刊登中央首长讲话，转载其他报刊文章和摘登各地动态外，也发表一些我们自己写的东西，在校园内颇有影响。我常在上面写一些短文，呼吁造反派实现大联合。读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轨道上来”，我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在文章中反复引用。在十九中八二六派内部，主张联合的同学渐渐多了起来。到了八月下旬，适逢报上又在宣传大联合，我们终于说服本派的同学和本校的红成派举行一次联合会议。我们找到空军医院的白主任，希望他从中撮和。白主任欣然应允，还同意为我们提供会议室。
联合会议在空军医院的会议室进行。两派代表各坐一边，先是共同朗读毛主席语录，然后作表态性发言，都说要高举大联合的旗帜，争作大联合的模范。等到签订联合协议时，双方发生了争执。事先，我们几个同学建议，以“拥护省革筹的领导”这种表述来处理两派在刘张问题上的分歧。本派的其他代表也没有表示异议。可是到了会议桌上，有几位本派的代表却坚持要写成“拥护以张、粱、刘、张为首的省革筹的领导”—这是当时八二六派的一个最流行的口号。红成派自然不肯接受。本来，在某些铁杆红成派那里，连“拥护省革筹的领导”这种表述都是不肯接受的。他们坚持说“拥护省革筹的正确领导”，或者只提张粱不提刘张。刘张的问题一经明确提出，双方的谈判便再也进行不下去，联合会议遂宣告失败。
十九中的第一次联合会议没有成功。不过话说回来，在当时，象十九中这样，两派人员能够坐下来讨论联合之事，本身就已经很难得了。
289.从文化革命到武化革命
倘若造反派之间的内战始终保持在文斗的水平上，那也罢了。最令我意外的是，内战很快地升级为武斗。到了六七年的盛夏，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纳闷：怎么文化革命变成武化革命了？
街头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各地武斗的消息报道，这里发生血案，那里又在告急。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新疆、河南、陕西、黑龙江……，看来，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在四川，则以重庆地区的武斗最为激烈。据说那里的武斗甚至动用了大炮、坦克和高射机枪，参与者动辄成千上万，伤亡者常常有几十人或上百人。
成都地区的武斗，规模也不算小。起先，两派使用的武器还只是钢钎木棒，大约从七月中旬起，两派都开始配备了步枪、手枪和手榴弹一类热兵器。不少组织成立了自己的武斗队。在两派势力犬牙交错和一些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如火车站）发生过几起枪战。不过总的来说，成都的武斗并不激烈。这大概和以下几个原因有关：第一，成都是省革筹所在地。红成派虽然反刘张，但不反省革筹；省革筹在成都还有一定的威信。新近成立的成都警备司令部是由不久前刚奉命入川的军队组成，对此前成都地区的政治斗争（包括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涉入尚浅，两派群众对警司大体上还是买账的，至少是不公开反对；所以警司还能在两派武斗时发挥一定的调停作用。第二，成都两大派的矛盾不算太深。第三，成都人好争辩而不太好打架。这当然是相对而言。据说就在这年夏天，一批红成派的学生去到北京，不知为了何事与一些北京的学生发生肢体冲突；红成同学十分悍勇，让北京人大为惊愕。但若和重庆人相比，成都人又斯文多了。132厂事件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重大伤亡，那是因为人们事先对开枪毫无思想准备。一旦热兵器正式登场，大家都知道子弹不是吃素的，打起仗来便更谨慎。据我所知，在此后的几次较大规模的武斗中，虽然双方都使用了热兵器，有的还出动了自制装甲车，但伤亡者的数目都不曾超过132厂事件。
成都人搞武斗，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一位好朋友冯同学，抱着“体验生活”的目的参加了那场攻打火车站的战斗。听他讲起战斗经过，煞是有趣。一到现场，他就十分紧张，只觉得两腿发软；回头看其他的战斗人员，个个也都是很害怕的样子。大家分别给自己找到一个极安全的位置，然后把枪高举过头，朝对面方向胡乱地发射一阵。这一仗最后是打赢了，可双方却基本上没交上手。估计是对方人员觉得势单力薄，打着打着就自行撤退了。
在成都，参加武斗的人员主要是中学生和青年工人。大学生们对武斗鼓噪得厉害，但极少亲临战场。想当初五。一九中和场事件，川大八二六的大学生们被手持锄头扁担的贫下中农战斗军包围，大学生们宁肯举手投降，好汉不吃眼前亏。
当然，成都的武斗也有过几次硬仗。一次，红成派向七中的八二六派进攻。八二六派守在一座教学楼里，红成放火烧楼，几个八二六战士（都是中学生，还有几个女同学）宁死不屈，最后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跳楼。
十九中一带是八二六的势力范围，故而不曾发生过有组织的两派武斗。我对成都两派武斗情况的了解，只是来自大字报、传单和街谈巷议。这类消息通常都不完整，而且总是夸大其词。好在我这里要记叙的并非成都地区文革史，而只是我个人的经验与感受。
290.关于武斗的其他问题
除了有组织的武力对抗外，武斗还有其他几种形式。
一是偷袭。据说，在成都东郊的农校，一批武斗人员趁黑夜冲进对立派的宿舍开枪扫射，造成多人伤亡。再是打冷枪。一天，一位川大八二六的学生在本校宿舍楼的窗边，被一颗来自校外的子弹击中，当场毙命。开枪者不知是谁，但很可能是故意瞄准射击的。在市中区人民南路广场的百货公司附近也发生过零星的枪击，虽未听说有谁被打死，但搞得市民都很紧张。
武斗升级，连真刀真枪都上了场，拳打脚踢就显得鸡毛蒜皮，在一帮热衷武斗的人那里简直成了家常便饭。抓住对立派的成员就殴打一顿，或者是强迫劳动。十九中红成派的一个头头，这天路过十二中（该校也是八二六占优势），被对方认出，抓来逼着他上楼顶修高音喇叭。那时，两派都用高音喇叭互相骂阵，彼此都开枪射击对方的喇叭。自己的喇叭给打坏了，自己这派人不敢上去修理，害怕吃对方的枪子，于是就强迫对方的俘虏去修。这种惩罚要算轻巧的了。听说重庆两派武斗，竟有抓住对方成员枪毙的，或者是“下零件”（即割鼻子割耳朵），还有用枪口抵着别人的脊梁要人家跳粪池。不只是打对立派，有时遇上原保守派的骨干也拖来打一顿，哪怕对方早已洗手不干，成了逍遥派也罢。有时候打人则干脆不需要任何政治上的借口，只要觉得对方讨人嫌，过一过手瘾，纯属恶作剧。
在大规模武斗期间，社会治安普遍恶化，强盗行径便盛行起来。听家里人讲，街道上的居民只好自力救济，一遇到谁家出了什么情况，左邻右舍们就猛敲脸盆，高声吆喝，哄跑强盗。有些地方的居民则拜托附近的造反派武斗队协助维持治安。武斗队的成员倒是很乐意扮演这种警察式的角色。有的群众组织甚至把所在单位及其四周变成自己的领地，形成小小的割据局面。由于缺少必要的自我约束，他们的所作所为，纵然对社会治安不无帮助，但其自身却也往往构成了另一种社会治安问题。
枪枝弹药流布在一大批既未经训练又毫无管束的青少年手中，擦枪走火、失手伤人的情况便在所难免。我家邻居的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就是在和小伙伴玩弄手枪时走火身亡的。在我所熟识的人中间，因走火伤亡的比在武斗中伤亡的还要多。
291.关于武斗的理论
看到武斗之风竟然越来越盛，我不禁十分困惑。但是，在另一些造反派看来，武斗的发生乃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到白热化阶段的必然产物。还在五月下旬，川大八二六的一支战斗队就写出文章《保卫成都》。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132厂开枪事件证明，革命越是接近胜利，敌人越是疯狂。敌人磨刀霍霍，要砍我们的脑袋。在血腥的反革命暴乱面前，我们绝不可有丝毫的怯懦和退让。反革命的暴力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来粉碎。这番话虽然是针对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而发，但后来也很容易地就凭惯性而转用到造反派与造反派的斗争上去。
武汉七。二事件对武斗思潮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七月二十日这天，武汉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因为反对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对武汉问题的表态，强行扣押了王力，并在驻军部队的同情和配合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时，毛泽东本人就在武汉，王力的讲话实际上是传达中央的决定，但一般民众和战士对此并不知情。当日，毛泽东悄悄离开武汉。两天后，王力获救，飞回北京。紧接着，中央公开谴责武汉七。二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全国各地相继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游行，强烈声讨这一反革命事件。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更举行了有三百万军民参加的集会，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成员和三军负责人全数出席。大会提出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倒“百万雄师”的一小撮坏头头。
武汉七。二事件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许多造反派认定，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兵变。《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陆续发表社论和文章，号召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全国各地的许多造反派也都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口号。街头上出现了几份不同凡响的大字报，例如“兵变！兵变！”，“成都要爆炸”，“武装保卫成都”等等。作者高屋建瓴，纵论天下大势。按照这些作者的分析，文化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刘邓黑司令部正在调动他们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向革命派猖狂反扑，全国正处在由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的紧急危险之中。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而政权的根本问题是军权；反动派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一定要进行垂死挣扎，因此最终必定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江青在一次接见河南造反派组织的讲话中，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这次讲话立刻在成都两大派中引起热烈的反响。先前，不少组织已经成立了专门的武斗队，但仍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如今则堂而皇之地打出旗号，曰“武卫队”或“文攻武卫队”，“文攻武卫指挥部”，等等。
292.武斗之风在十九中
武斗之风也刮进了十九中。本派的一批同学—自然是男同学—闻风而动，找来钢钎藤帽把自己武装起来；其后，又不知从哪里搞到枪枝，凑起了一支武斗队。他们经常全身披挂，荷枪实弹，出出进进；有时还乘上由同学自己驾驶的汽车外出活动，虽然没有参加过几场武斗，但给校园平添了一股火药味。
十九中八二六派的头头们大都不热衷于武斗，不过对那批热心战备、耀武扬威的同学也眼睁眼闭、很少表示反对。自从目睹川棉武斗和132厂武斗后，我对武斗更加反感，忍不住常常要对武斗队的同学提出批评劝告。对方不予理会，有的还气势汹汹，恶言相向，往往是不欢而散。
武斗之风既盛，一些同学打人上了瘾。这尤其令我反感。有好几次，在校园内，我们见到本派的同学动手打人，于是便上前制止，但很少制止得住。我们发现梅耀荣同学出面劝阻一般更有效。梅耀荣是八二六战斗团十九中分团的团长。说起来，梅耀荣并不算十九中最资深的造反派，但他无疑是最孚人望的头头。在那场“对联”辩论会上，红五类出身的梅耀荣上台表示不赞成对黑五类同学采取排斥打击的态度，给全校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四月底十九中成立八二六分团以来，梅耀荣凭着他的勤恳踏实、任劳任怨，赢得了同学的普遍敬重。由他出面制止打人，动手者常常不好意思和他当面顶撞，故而比较有效。每逢有同学出手打人，被打者也总是高喊梅耀荣求救。不过，后来一位同学告诉我，梅耀荣其实并不简单。当有同学抓人来打时，被打者急忙喊着梅耀荣的名字求救，梅耀荣即便马上就听见了，但并不马上就赶去制止，而是略等片刻才去往现场。这样，打人者多少过了手瘾，再看在梅团长的面上，所以就住手了。我问梅耀荣是否如此，他笑笑算是回答。事后我想，梅耀荣的做法也有他的苦衷。若一开始就去制止，正赶在别人兴头上，很可能碰壁；一次碰了壁，权威便打了折扣，以后说话就更不灵了。由此我进而想到，运动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中央也不是一开始就出面制止，这是否也是同样的道理呢？如此说来，我的做法就不高明了。我似乎悟出点什么道理，但还是有些气闷，因为我总觉得对不良现象应该从一开始就制止才更好。
据我所知，在许多学校的同一派别的内部，在坚持文斗的同学和热衷武斗的同学之间，都出现过某种程度的关系紧张。我发现，我宁可和对立派的一些人打交道，而不愿意和本派的某些人来往。我开始意识到—当然还很模糊—在政治上，持有何种观点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用何种方式、何种态度去持有该种观点以及用何种方式、何种态度去对待持有不同观点的人。
293.我的武斗观
我不喜欢武斗，但我喜欢阅读议论武斗的文章；不过对于它们的观点却并不信服。
譬如说，武汉七。二事件后，兵变一说很时髦。由于兵变这个概念特别刺激，所以人人都挂在嘴上。可是，我以为很多人和我一样其实并不相信这真是一场兵变。我相信解放军是承认毛泽东的无上权威的，因此绝不可能发生直接对抗伟大领袖的反叛行动。保守派的情况也是如此。大家争来争去，不就是争谁拥护伟大领袖谁反对伟大领袖吗？这种争论本身正好说明两派都拥护毛主席，因为它表明双方都遵奉毛的绝对权威。当时的人们个个都明白，不论争执多激烈，冲突多尖锐，只要中央一表态，特别是伟大领袖亲自表态，胜负立见分晓。也就是说，被宣判为错误的一方，决不会直接反对最高当局的裁决，更不会以武力来对抗。既然如此，怎么可能发生什么反革命暴乱呢？至于说两条路线斗争发展到白热化阶段必然爆发武斗这种观点，我也不相信。我看到的事实正好相反。有些地方两派恶斗不止，刀兵相见，那是因为两派彼此都认为他们自己代表了正确路线而对方代表了反动路线，但与此同时，中央却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一旦中央明确指出某一派犯了路线错误，那一派马上就泄了气，武斗也就差不多打不起来了。换句话，只有在中央看来两条路线斗争不够尖锐、不够明显的地方，才可能发生武斗；等到两条路线斗争发展到非常尖锐、非常明显的地步，中央出面发布判决，武斗反而会平息下去。
文攻武卫的口号提出后，武斗派的同学很兴奋，我却有些不满。我当然承认人们有权自卫。可是在我看来，正因为两派互不信任，各自加强武装的结果只能是造成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危险情势，从而使得武斗更容易爆发。若说你不武装自卫，对方却要用武力进攻，那怎么办？我看事情并非如此。事实上，在那些从不搞武斗也从不搞武装的地方—例如许多党政机关、文化单位，通常也不会受到武力进犯；因为两派发动武斗都是以对方搞武斗为借口。再说，就算有人硬要主动进攻，军队呢？军队干什么不出面制止呢？中央不是多次发文件（六。六通令、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制止武斗吗？糟糕的是，军队制止武斗不力，动作迟缓不说，而且不采取有效手段，光是手拿语录本，口中念念有词“要文斗不要武斗”，那能有多大用？记得一个夜晚，我一个人在学校宿舍里，听到远处劈劈啪啪的枪声响个不停，心中十分焦虑，于是在笔记本上写到：“权威就是说话算数，发了布告又不执行，这是为什么？”文化革命搞成了武化革命，两派杀来杀去，结下冤仇，将来还怎么能在一起共同生活呢？
294.九月的形势变化
进入九月，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北京传来消息，王力垮台了。据说其罪名主要是搞乱外交，鼓吹在外交部夺权；反军乱军，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这个消息让大家都感到很意外。文革发动至今，中央文革一直被视为毛路线的权威发言人，享有几乎不容反对的特殊地位。王力是其中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尤其是在武汉七。二事件后，声望达于高峰。如今突然垮台，众人无不惊诧。过去，许多造反派组织都以能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为荣，都以能和中央文革的成员拉上关系为傲。王力一倒，想来会对这些组织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成都的两大派中，一般都以为八二六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更为密切。前阶段大揪军内一小撮，八二六显然也比红成更积极。这次王力垮台，红成派抢先发布消息。此前总是八二六更热衷于发布各种来自北京的动态，以至于红成挖苦说“八二六专靠‘北京来电’过日子”。这次情况倒了过来。红成一面批“王八七”（王力八月七日在外交部发表讲话，被毛泽东批示“大毒草”），一面批八二六“极左派”。八二六显得有些被动，但很快就稳住了阵脚。毕竟，王力、还有关锋（另一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与王力同时垮台），对四川问题介入并不算深。再说，八二六虽然大力鼓吹“揪军内一小撮”，但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成都军区的领导班子早已改组，驻军（警司）也是新来的部队，对八二六颇为支持。至少是在成都地区，八二六谈不上有什么反军乱军的具体行为。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央有指示，王力的问题由中央处理，不要下面群众组织来稿。这样，由王力垮台造成的冲击波还没有广泛扩散就止住了。成都两派斗争的基本格局也没有发生显着的变化。
九月的形势变化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揪军内一小撮”被定为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反动口号。连带着，象“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一类口号也被否定。中央并要求开展拥军爱民运动。二、中央发布九。五命令，严禁群众组织从军队夺取枪枝，严禁武斗。为了配合九。五命令，要求各群众组织上交枪枝。三、公开发表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其中强调革命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大联合。在成都，两大派都作出响应中央号召，执行九。五命令，坚决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烈姿态。随后，有些组织（包括十九中八二六分团）上交了至少是大部份武器，武斗队也散了伙。一些单位的两派还签订了停火协议。尽管两大派依然对立，武器也远远没有收齐，暴力冲突仍时有发生，但总的来说，成都地区的武斗现象确实减少了。虽说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两派对抗重新强化，并很是延续了一个时期，不过到底比这七、八两月要缓和多了。
295.再度推动大联合
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宣扬联合。中央首长讲话也一再敦促联合。这样，实现联合的问题又一次提到了两大派面前。
麻烦还是出在刘张问题上。许多八二六派声称，毛主席号召我们“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联合。刘张问题是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联合就没有基础，联合就只是凑和。我当然不赞成这种观点。我以为，所谓“革命的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联合”这条指示，意思是说只要双方都是革命的，那么就应该在这个原则下实现联合。
看来，在本派内部，持有我这种观点的人仍不占优势。不过从其他方面，我听到了和我一致的声音。有两家组织采取类似的立场。一家叫红卫军团，是个工人组织。一家是九中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简称九毛）。我对九毛素有好感。六六年年底，九毛曾在市体育场举行批判“对联”的大会。在成都地区两派内战中，九毛大概是唯一的一家不介入内战，不从属于两大派的组织。这在当时十分不易。两大派几乎瓜分天下，游离其外者难免不感到落寞。能顶住这分落寞需要格外有定见，有凝聚力。
我在三月底以《中学战报》名义举行的串联会上结识了几位外校的同学，有的在事后继续保持联系。其中一位是一中高三年级的徐友渔。他是该校红成派的要角，好象还是个头头。我和他虽分属两派，但相谈甚洽。我们都反感武斗主张联合。于是，我们也都参加了由九毛发起的几次关于大联合的讨论会。会上，一位人称老惠的人发言颇有份量，条理清楚，娓娓道来。老惠是西南局机关造反派，看上去也是个头头，三十岁上下。顺便一提，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大都是年轻人，学生不必说，工人造反派和机关造反派的头头们也少有超过四十岁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眼下暂且不表。我在会上也讲了自己的观点。会下另一位九毛的头头找到我表示欣赏，并鼓励我写成文章。这位同学叫张隆溪。
九毛首先贴出一张宣扬大联合的大字报，题为“春天里的几片阴云”。我深为赞同。可惜注意到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多。我以为就联合问题还有进一步分析和论证的必要，尤其是读到几张持相反观点的文章后。我几度拟稿，但写来写去总不能让自己满意。写得太琐碎，似乎缺少别人文章的那股气势。写写停停，迟迟拿不出手。直到后来形势又变，题目已经过时，遂作罢。
读到报上所说“要斗私批修促进联合”，突然生起一个念头。过去说克服私心，那似乎是极难极难之事。不论你怎么做都还说你没做够。如今倒变得简单了：只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这看来也对。在生活琐事上再克制私欲，对人对己，其意义都不大；在大是大非上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更重要。在眼下，那就是实行大联合，不要争什么“以我为核心”，不要在乎自己一派的小山头，这并无任何难为之处。可是，为什么别人偏偏就不肯去做呢？
296.对“全面内战”的反思
文化革命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广泛的群众参与。这种广泛参与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群众依据观点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派别，派别之间进行激烈的斗争，其斗争导致了严重的暴力冲突。毛泽东将之戏称为“全面内战”。如何理解这场“全面内战”，无疑是理解文革的一个最有趣、也是最复杂和最困难的问题。
六七年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 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更没有理由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然而，“没有理由”的事情毕竟发生了。我们可以说，文革中的全面内战，既不是毛泽东事先期待的，也不是他事先料到的。那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我想，群众组织闹派仗，搞武斗，屡劝不止，想来一定让中央也很伤脑筋。至于民众，我相信，如我一般反感者一定不少。一年后，清华大学发生百日大武斗，毛泽东批评学生造反派“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群众不满意”；同时派驻工人宣传队接管清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红卫兵造反运动从此寿终正寝。红卫兵造反运动如此下场，谁能说没有咎由自取的成份？
相对而言，文革中“全面内战”时期是中共当局对社会控制较松，压迫较少的时期，也是民众的活动空间较大的时期。无怪乎一批昔日的造反派至今仍把这段时期称为变相的自由民主，也无怪乎某些人一听到别人争自由争民主就联想到这段时期的“全面内战”。由此可见，认真反思这段历史绝非没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7年3月号（总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