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二章 关于八九民运失败的结局

索尔仁尼琴指出极权社会靠着谎言与暴力共同维持。当谎言有效的时候,谎言不被看作谎言而被看作真理,而凭借着谎言的掩饰,暴力也不被看作是暴力,而被看作是人民的权力。如今的情况是:谎言业已破产,谎言被现相为谎言:暴力公开登场,暴力也被现相为暴力。

——文章摘录

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以一种十分不幸的悲剧方式结束了。回想起在运动初起之时,多少人对它所怀抱的热切期待:以及在运动高潮中,千千万万的人所洋溢的乐观与自信,我们不能不说.它的结局是和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在‘事与愿违’这一种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八九民运的失败。

当然,对于一椿正义的运动,其失败总会留下许多正面的遗产。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就不再是失败。避讳‘失败’这个词,不是勇者的表现。它妨碍着我们正视现实,总结经验,重振旗鼓,以便力争下一次的成功。

一、八九民运:是失败还是成功?

有人认为:八九民运并未失败。相反,它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它让中共当局的凶残本质彻底暴露,激起了更多的人们的觉醒和反抗,从而为专制制度的崩溃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道理。八九民运,以空前规模的群众参与,温和节制且深得人心的诉求目标与和平理性的非暴力的抗争方式,把冥顽不灵的中共当局逼到了死角,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丁这个政权的不合理性:六四屠杀固然暂时地压下了人民的反抗,但它同时也使得中共当局完全丧失了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毫无疑问,八九民运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有人说六四屠杀使中国又回到了文革时代。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今天的中共统治已经全然失去了它在包括文革时代在内的过去几十年间所具有的欺骗性而蜕化为一种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按照波兰团结工会顾问、民主运动理论家库龙的说法,极权主义乃是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包含在内并形成某种社会契约。极权制度越是完美,它越是善于掩饰自己的暴力本质。成功的极权制度不仅在于它全面地压迫人民,更在于其人民对这种压迫的不自觉自知甚而主动参与这种自我压迫。从这个意义上讲,八九民运是对极权制度的否定,而六四屠杀同样也是对极权主义的否定。我们不能说今天的中国‘倒退’了多少年,因为某些社会进程是不可逆反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心的转变是不可逆反的。索尔仁尼琴指出极权社会靠着谎言与暴力共同维持。当谎言有效的时候,谎言不被看作谎言而被看作真理,而凭借着谎言的掩饰,暴力也不被看作是暴力,而被看作是人民的权力。如今的情况是:谎言业已破产,谎言被现相为谎言:暴力公开登场,暴力也被现相为暴力。至此,极权主义便走到了它的末日。一句话,八九民运的伟大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二、关于八九民运的失败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八九民运未获成功。因为:

第一,成功的本义是,后果符合于目的。八九民运的目的是争取基本的自由权利,建立和扩大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运动的后果显然没有达到这些目的,甚而还造成了已有成果的严重丧失。所以它是失败而不是成功。

不错,有些参与者所怀抱的目的或许不同。根据柴玲五月底的一个录像讲话,她说到:

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等到政府最后在无赖之极的时候,用屠杀来对付我们,我想只有到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国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团结起来。

如果从柴玲这段话来看,运动的结果正好是符合了她的预期,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成功的了。但是,八九民运的绝大部分参与者肯定不是持有与柴玲相同的目的预期,柴玲本人恐怕也不是从运动一开始就有上述的打算。所以我们很难按照柴玲这段话便断言八九民运是实现了它的目的。

其实,即使按照柴玲设想的目的,我们也不能说八九民运是成功的。因为,在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国人民并没有如她所预期的那样‘团结起来’。这不仅仅在于,在六四之后,中国大陆又出现了较之六四前更严重的背叛、疏离、出卖、相互猜疑等消极现象(那正好是团结的反面):更在于,当我们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谈论问题时,我们必须重视的是现实的存在而不是潜在的可能。尽管在六四之后,中国人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统治集团更加同仇敌忾。但在社会现实中,他们却变得比原先更隔离和更孤独。毕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种子径直地视为成功本身。

第二,长期以来,许多人迷信一个未加批判的论断:‘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我曾在这句话后面加上过一个脚注——‘在弹性限度之内’。经验一再证明:严酷的压迫会招致反抗,并且它往往比平淡无奇的安逸生活更能激发起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可是,过分严酷的压迫是会消灭反抗的,确切地说,它能把反抗压缩到几近无形的程度。过分严酷的压迫肯定是要挫伤、而不是激发,侵蚀而不是助长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表明了,大规模的反抗暴政的运动,都不是爆发在暴政最严酷,而是发生在暴政不太严酷的时候。八九民运就是发生在中共的专政如故,但其严酷性已大不如前的时候。六四屠杀则使得这种专制重新恢复到极端严酷的程度,因此,正像以后的事实所揭示的那样:它不是刺激了更强烈的反抗,而是平息了(虽然只可能是暂时地)反抗。注意:反抗意识和反抗本身是不同的。六四屠杀强化了前者而削弱了后者。现在,很少有人相信在近期内国内会爆发比八九民运更大规模的反抗,多数人都把下一次民运高潮的到来寄托到邓小平死后或上层出现新的分裂,也就是严酷的压迫重新出现薄弱环节的时候。可见人们凭感觉还是都明白高压对反抗的抑制作用的。然而,由于理论上不少人无批判地迷信所谓‘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迷信所谓‘越坏越好’的辩证逻辑,结果是导致这些人在把运动引向危险时却还宣称是在走向胜利,并把明明白白的失败依然叫做成功。

我们看到,在同一篇讲话中,柴玲抱怨起了中国人。她说:五月二十八日后我越来越悲哀。……我想说,但一直不愿说,但有时不得不说,那就是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为你献身。

在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抱怨背后,无疑蕴藏着深厚的爱。可是,柴玲爱的是那些勇敢的中国人,而现实的中国人之中,那种人并不是大多数。柴玲为什么要抱怨中国人民呢?因为她发现,当政府在无赖之极而举起屠刃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没有如她预期的那样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行拚死的反抗(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如她想象的那么多),而是变得惊惶、退缩、逃避。这当然是令人伤心的。柴玲的心理正是一个典型的激进革命家的心理。在每一个激进的革命家的内心深处,都暗含着巨大的对芸芸众生的恨铁不成钢的责怨。从道德理想的角度,这种责怨是正确的——因为你可以激励一般芸芸众生超越自己:但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这种责怨则是不正确的——因为你不能要求一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事实上,在八九民运中,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已经表现得很优秀、太优秀了。通过电视的传播,全世界无不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在那些日子裹,许多人都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所谓节日。不仅是指欢欣、兴奋,而且还指的是神圣、崇高(西方许多节日都与宗教有关)。两辆自行车撞上了,人们不是像过去那样彼此争吵,而是互相道歉:连小偷都宣布‘罢偷’:整个北京城的社会治安和道德风貌空前良好。不少人说,中国人的丑陋都是由于专制压迫造成的。这话很深刻,但并不全面。我相信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条件下,中国人会变得更好一些,但我不相信个个都会成为圣贤。毕竟,人不能天天都过节。现实生活的平凡琐碎不会让人们老是飘飘然地超凡脱俗。一批勇敢的大学生,用榜样的伟大力量,拨燃了广大民众心中的圣火,但是这种动人的情景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谁不善于拨燃这种圣火,谁就不可能发动伟大的群众运动:然而,谁要是对这种圣火的持续燃烧力抱过高的期望,谁就可能使运动以失败告终。其实,连大学生自己,也不可能使他们的大多数人长期保持这种英雄主义的浪漫情怀。运动后期学生队伍自身的混乱乃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具有激进革命家气质的人本以为把事情引向极致便会出现奇迹。可是,人间没有奇迹。相反,肉体凡胎的人类会因为忍受不了长期地高悬云端而不得不摔下来。于是,在一段时期的热情进发之后,人们重新回到了缺少诗意的现实:血腥的屠杀并没有导致更大的反抗。而只是再度造成了普遍的消沉。

我们谈到了激进革命家。在历史上,激进革命家当然也取得过胜利。但是他们的胜利几乎都不是仅仅建立在广大民众的浪漫的热情进发之上的。历史上成功的激进革命并不像后人描述的那般充满诗意。革命很少是统治者单方面的高压的产物,它往往同时也是一批革命家刻意追求的产物。因为任何统治者在坚持残酷的高压之余,总是要注意给人们以顺从偷生的机会的:而革命者为了把一般民众卷入誓不两立的斗争漩涡,他们就不能仅仅借助于激发人们的正义感和反抗意识,他们还必须尽力阻挠和切断使一般人得以苟且以及对那种奴隶式的生存还会略有改善的任何可能性(想一想《水浒传》中相当一部分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没有这后一种工作,革命便很难发生,很难发展,很难成功。所谓‘置诸死地而后生’的逻辑就是激进革命家的逻辑。因此,激进革命家的心肠通常都是很硬的,而革命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心肠就变得越硬。

没有人愿意为敌人献身。一个认为不值得为民众献身的人恐怕也不太愿意为民众献身。假如这样的人投入到一场具有巨大危险的斗争,那么他们的献身精神就常常是出于自我实现的冲动或对一小批优秀人物的同志之感。这种精神是伟大的,只是由于在其中包含了相当程度的愤世嫉俗心理,因而也不是毫无瑕疵的.常常有这种情况,有的人痛感专制对人民的压迫而投入反专制的斗争,他们的感情最初含有不少悲天悯人的成分:然而,伴随着斗争的激烈化、残酷化,他们发现有那么多的民众动摇退缩,转而生出一种抱怨众人的愤世嫉俗心理。悲天悯人和愤世嫉俗是两种极易混淆但很不相同的东西。两者共同之处在于对自身优越的自觉体认,不同之处在于对他人的态度。确切地说,是对他人、对一般芸芸众生的弱点的不同态度。悲天悯人者和愤世嫉俗者对普通民众的弱点,他们的怯儒、庸俗、自私,都有深刻的了解,但前者对这些弱点是抱一种同情与谅解的态度,希望他们变得更好。但并不强求他们变,同时也容忍他们的不够好:后者对这些弱点则更多地持一种否定乃至鄙视的态度,很难容忍他们停留在原有的状态,恨不得强迫他们变得更好。激进革命家常常是愤世嫉俗多于悲天悯人,这也是为什么革命会导致专制的原因之一,尽管一个真诚的激进革命家所建立起来的专制往往带有父道主义的色彩而并不相同于普通的暴君专制或养尊处优的专制。但那毕竟不同于民主。民主制度,只是防止民众中暴虐的一面,面对人们的一般性弱点是予以容忍的。一个好的民主改革政治家固然不必像基督,但在他那裹。悲天悯人的成分到底是更大一些。他不大情愿刻意追求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他当然知道‘不冒险,无所得’,但是他力图把风险控制在一般人能够承受、愿意承受的限度之内。即使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使得其成就不那么快捷和辉煌。

激进革命与民主改革是两种很不相同的运动。两者都需要凸现矛盾。革命者要竭力使矛盾激化,使敌我双方壁垒分明,使所有的政治力量向简单的两极化发展:改革者则需要努力使矛盾分离和多样化。革命者要使政治强硬严厉,改革者则需要使政治始终保持弹性和适应性。革命者要造成双方都没有退路。改革者则必须使彼此的冲突总是有缓解的可能。一般来说,改革比革命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而革命比改革需要更多的政治条件。改革需要的智慧简单说来是一种把握分寸的艺术,革命需要的条件简单说来是进行以暴制暴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假如一场运动未能妥当地把握分寸而偏向于过激,与此同时人们又并没有作好以暴制暴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那么这种运动就很难逃避失败的命运。

我决不是笼统地、一概而论地不赞同激进革命家的做法,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激进革命家的做法也许是最好的做法。但八九民运肯定不属此例。八九民运本身是一场民主改革运动。它之所以在后期变得具有几分激进革命的架式,只是由于人们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而脱腔走板的结果。因为不具备必要的政治条件,八九民运终究也没有变成一场真正的激进革命。因此,无论是从民主改革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激进革命的角度出发,这场运动都没有获得成功。

第三,在本节一开始,我曾经谈到过,八九民运(包括它的悲剧结局)意味着对极权统治的彻底否定。那么,我们可否据此而结论道它是成功的呢?我以为仍然是不能的。因为这种否定,事实上早在八九民运之前就基本上完成了。八九民运强化了我们反对现存体制的意识,然而这种反对意识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了足够的储备(否则也就不会发生八九民运了)。我们所一向深感欠缺的是表达这种反抗意识的机会或曰空间。八九民运的结局是,使得我们原已充足的东西变得更多更多,使得我们原本欠缺的东西变得更少更少,因此权衡这种一得一失的实际效果,应该说是得不偿失。

第四,也许有人会说,七六年的天安门运动也遭到残酷的镇压,但是,难道不正是那场运动,为半年之后的十月政变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

此话当然不错,但它仍然是把一椿正义事业的失败和这种失败留下的正面遗产混为一谈了。失败,诚如格言所说,常常是成功之母,但失败毕竟不是成功,况且,今日之失败要转化为明日之成功,还需要许多条件,需要我们的新的努力。失败并不是绝对地转化为成功。在最近的将来,中国不但有变好的可能性,也还有变坏、乃至变得更坏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以未来成功的某种可能性否认现在失败的现实。

第五,有人说,八九民运彻底暴露了中央政权的顽固凶残,激起了人民更彻底的反抗意识,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八九民运事实上是加速而不是延缓了专制制度的彻底崩溃。按照这些人的分析,如果八九民运‘见好就收’,它取得的成就依然是很有限的.由于这种有限的成功会模糊人民对整个极权制度的决裂意志,使人们满足于一点一滴的渐进改革,到头来最后完成对极权制度的全盘否定反而需要更长的时间。相比之下,八九民运虽然由于遭受血腥镇压而暂时受挫,不过今后一旦再起,势必要‘一次到位’地把专制制度彻底击溃。

这种观点我未敢赞同。且不说我们现在尚不能断言,只能推测下一次民运再起时很可能出现‘一次到位’的结局。而推测并不是可靠的证据。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接受这种推测,我们依然得不出八九民运的受挫要比它的‘见好就收’更能加速专制制度的垮台。同样是为了根本改变极权专制,民主改革与激进革命这两种办法,撇开其间的痛苦大小不论,仅从时间上着眼,后者是否会比前者更快,其实是大可怀疑的。不错,改革是‘分期分批’的革命,而革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因而乍一看去,革命的过程会比改革的过程短。但是由于酝酿一场革命本身就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因此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当甲地终于爆发了‘一次到位’的革命时,乙地的‘分期分批’的改革也早已经大功告成了。

具体地说,倘若八九民运‘见好就收’,此后又遇上了东欧、苏联巨变的刺激,则今日之中国大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恐怕已然终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八九民运的受挫反而会加速专制制度的垮台呢?

此外,我们还应懂得:一个专制政权的垮台是一回事,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另一回事。二者并非总是同步进行。罗马尼亚的民主前景显然并不比波兰、匈牙利、捷克等更乐观。在一种渐进的民主改革过程中,专制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此消彼长常常是成比例的:专制力量退一分,民主力量长一分。因此,对民主改革而言,专制政权的结束差不多就等于民主制度的确立。激进革命则不然。在现代社会中,激进革命很少是由纯粹民间力量造成的,它往往也是旧政权内部一部分人武装反叛的结果,因此,激进革命胜利后,掌握者主要是来自旧政权中的某些派系,而很少是原先的民间力量。今天罗马尼亚临时政府中的主要人物,许多都是前共产党政府中的头面人物。这和辛亥革命后原北洋军阀、清朝中的立宪派人物占有主要地位的情况颇有几分类似。所以它的成果常常更不可靠。和许多偏爱激进革命的朋友的想象相反,激进革命才更容易不彻底,更容易造成‘换汤不换药’的局面。当然并非一概如此。不过我们不应忽视此一可能。

简言之,那种认为八九民运的受挫反而会加速专制的彻底垮台、因而反而更成功的观点是缺乏脱服力的。毫无疑问,对于八九民运的悲剧结局,我们必须正视它。并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力争从坏事中引出新的好的结果。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八九民运的实际结果确实是不幸的。

三、民运应有强烈的功利意识

我在这裹之所以要反复证明八九民运的结局是失败而不成功,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给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找出一个更准确的名称。我希望借此来检讨一下在我们民运人士中间普遍存在的那种过度的浪漫主义情调:当许多人在为一种他们坚信是正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奋斗时,他们常常有一种不关心成败、至少是不以最大的注意力去关心成败的倾向。这种心理在道德上也许是很伟大、很动人,但在政治上却不一定是很合适的。我们必须懂得,当我们投入一场现实的民主运动时,我们决不仅仅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证明自己的良心、实现真正的自我,也决不仅仅是为了让全世界向我们致敬,让历史记住我们的名字,让后人感佩我们的精神。更重要的,我们是为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功,是为了改进我们生存的环境,是为了让所有的人能够生活得比以前更好一些。没有这种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我们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

《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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