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

为历史留下见证
——从黄琉先生的长篇小说《逆党》谈起

流亡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它能给人们一种特殊的观察角度去认识祖国,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古今中外,有多少伟大的事业是在放逐之中完成的!

——文章摘录

为历史留下见证

长篇小说《逆党》(黄琉着,上下两部《炼假成真》、《惊涛裂岸》,香港田园书屋出版,一九九零年)被称为“向当代文艺界挑战之作”,诚非过誉。试将此书与《伤痕》、《班主任》、《人妖之间》、《在社会档案里》、《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芙蓉镇》、《绿化树》、《血色黄昏》一类“新时期”写实主义名作以及《尹县长》、《革命之子》等相比,《逆党》的确是独树一帜,向读者揭示了中国大陆社会的另一个重要侧面。这一侧面长期以来被严密掩盖,以致于许多人至今仍对之一无所知;或者是久已遭人淡忘:记忆本来就是很脆弱的东西,倘不曾得到外界的有力呼唤便可能沉睡于人心之中,有如压在箱底多年而不被翻动过的衣物,到头来连它们的主人都会忘记它们的存在。文人的使命之一便是将无形的记忆变成有形的文字,从而为历史留下见证。然而,在言论不自由的条件下,这种保存记忆的工作本身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于是历史便遭到严重的扭曲。人们说“事实胜于雄辩”。不错。但那只是在事实得到昭示、得到确认的前提下才是如此。和概念、和理论相比,“事实”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事实”——此处尤指人的行为——不具有逻辑上的自明性;第二,在“事实”与“事实”之间缺乏坚实可靠的逻辑上的蕴涵性。换句话,任何事实都是偶然的、非系统的、非演绎的。由此引出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许多真正发生过的事实很可能被歪曲、被封锁、被抹煞,而某些纯属虚构的神话却可能认假为真流传天下。等到有朝一日,当事者或目击者终于有机会大声讲出某一件被长期埋没的事实时,一般人倒要满怀疑惑地问:“这会是真实的吗?”

《逆党》独树一帜

这正是不少《逆党》的读者提出的疑问。

《逆党》描写的故事是,在“文化革命”初期大陆南方某市,一个被公安机关抓去的“投机倒把分子”因苦打成招,胡乱供出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公安机关如获至宝,立即派遣此人打入该集团内部,以求一网打尽。但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本是子虚乌有,那不过是几个身处下层、交情深厚、对现实不满的年青人。公安机关骑虎难下,一则为了邀功,二则出于自保,主事者决定弄假成真,诱使这批人真正组成“反革命集团”。而这几位血气方刚的年青人,既然早已对现实不满,又目睹到“文革”的血腥残暴,果然萌生异志,着手进行有组织的反抗。尔后他们发现了公安局的阴谋,一方面努力周旋,一方面更坚定了反抗意志,遂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力量悬殊的激烈斗争。最后,这一批年青人有的被捕、有的被杀,剩下的几个不得不投奔怒海、亡命天涯。

和大量的“伤痕文学”一样,《逆党》揭示了中共专制的黑暗暴虐。然而与众不同的是,《逆党》还展示了被压迫者的充分自觉的英勇反抗。在以往的“伤痕文学”作品中,身受迫害的人们,不是逆来顺受,就是一味愚忠。其间也有少量进行反抗的,但反抗的深度和强度大都十分有限。这些作者,或许是囿于见闻,对于那些英勇反抗的故事缺乏了解。更多的作者恐怕是不具有相应的眼光。他们不喜欢残酷的压迫,但同样也不喜欢强烈的反抗;充其量,他们只同情那种“第二种忠诚”式的反抗,而对于象“逆党”那样明确针对着整个共产党专制制度的反抗,至少是在前几年,他们还是不能充分认可的。当然,也有的作者早已有此观念,仅仅是考虑到国内的出版条件,不得不自我设限。我并不否认这一类作品的社会意义。事实上,当你看到那些老共产党人、那些真诚信奉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那些天真幼稚的青少年、那些小心本分的普通老百姓身受无妄之灾时,你很难不对那整个制度产生深刻的怀疑。无可否认的是,这些作品也同样深入地揭示了中国大陆社会的若干真实侧面。但是,这类作品读多了,有时也会令人发生误解,以为在过去就没有什么人在明确自觉地反抗整个制度,或者是以为只有一些知识分子才较早地具有那种明确自觉的反抗意识。这种误解已经发展为成见。以致于不少读者在接触到《逆党》的故事时,反而会怀疑它的真实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说《逆党》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我不知道,国人是否有一种偏爱“怨而不怒”风格的审美习惯。但一般而言,象《逆党》这类作品(它并非唯一的一部描写人们明确自觉地反抗共产制度的文学作品)一向少受读者和评论家的重视,那倒是个事实。这也是我要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原因。

从杨小凯先生的狱中杂忆,我们可以了解到,起码是在六十年代后期(其实还可追溯得更早),就已经有不少人对共产制度具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其见解之透辟,便是比诸当今民运先进也不遑多让甚或尚有过之。无怪乎小凯要说: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的第一流人才都死光了。剩下来的都只是二、三流而已。此话当然有点极端。以暴秦之酷,犹有张良、韩信之辈大难不死;以克格勃之狠,犹有索尔仁尼琴得以幸存。所以,我们似乎也不应对如今中国的异议人士的素质评价太低。不过小凯此话仍大有深意在。它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无名的先驱,它要求我们务必要重建被埋没的历史,并且如实地评价自己,从而以更沉重的责任感和更坚韧的意志力去推动我们的事业。

铁幕内外

《逆党》并非自传,但它却有著作者本人丰厚的亲身经验作基础。黄琉先生是广东人,在一九六七年曾浪游中国大陆,因涉嫌为“反革命集团”起草纲领宣言而被公安机关缉拿,以后又多次逃跑和多次被监禁,最后只身来到香港。《逆党》一书是黄琉先生历经十年、反复修改的精心之作。个中艰辛,凡体尝过海外生活者当不难想见。诚然,“时无出版自由,遂使三等货成名”;然而,如果说在铁幕之内你苦于有话无处说,那么在铁幕之外,你又会苦于说话无人听。毕竟,在那些未曾经验过极权统治的地方,一般人对于描述那种非常生活的文学作品是不大容易引起深切共鸣的。这类作品之中也有少数在海外获得了广泛注意,但那多半(当然不是全部)是因为它们先在大陆发表而在大陆造成了某种轰动,有时还加上中共点名批判的免费宣传,这才使得在海外,除了一批有心人之外,一般读者会出于慕名或好奇之心而争相传阅。况且,就连这种肤浅的赶时髦也要常常受到变幻莫测的政治舆论气氛的巨大影响:同样一部作品,倘若不期而遇地碰上了某一时刻在海外出版,能够得到相当可观的反响,而若是发表得晚了一点甚至早了一点却很有可能遭到冷落。江文先生描写反右运动的长篇小说《浪淘沙》,无疑要比“新时期”若干同类作品深刻得多,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在香港出版,但其反响有限,即为一例。海明威说,作家最大的敌人是耐不住寂寞。说得很对。但是要能耐得住寂寞,真是谈何容易。人们常说,作家脱离故土,就失去了那种特殊的感觉,因而常常再也写不出好作品来。依我之见,失去感觉倒未必,失去读者才是货真价实。写作过程中的寂寞还好忍受,作品发表后反应寥寥、依旧寂寞,那就更难忍受了。我写这篇文章,多少也是为了给作者、以及给一切在孤寂中从事严肃写作的朋友们增添几分相濡以沫的温暖。

受压抑或者被冷落

自由世界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但它却未必是文学创作的天堂。也许,人间压根就不存在文学创作的天堂,因为在天堂之中就不再有文学创作——除非是娱乐性的文学创作。不要说对于脱离了故土的作家,就是那些在自由世界土生土长的作家,当他决心从事阳春白雪的创作时,也免不了要受曲高和寡的寂寞之苦。过去东西方的作家一起聚会时,东方的作家总是抱怨政府的压制,而不少西方作家则常常是抱怨社会的冷淡。也许,有些作家或知识分子甚至认为,宁肯受压制——只要不太严酷,也胜似被冷落。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这些在过去“新时期”十来年间成名的文人朋友们来到海外自由世界反倒觉得别扭,反倒写不出我们本当写得出的更好的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去在国内,我们固然常常苦恼于政府的压制而无法畅所欲言、拿出我们的最高水平的作品。但是,每当我们发表了一些相对优秀的东西时,我们都能立即获得整个社会的强烈反应。数量庞大而又善解人意的读者们的热情共鸣,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由于言论不自由的压抑之感。它使我们体会到自己工作的巨大价值。我们很有成就感。这就使得我们对由于大胆创作而招致的种种有限的麻烦甘之若饴,并进而还产生一种获得某种道德自我完成的崇高意识。

六四之后,国内的言论空间急剧萎缩。当然,你可以争辩说现今国内的言论空间也还不至于太狭小,和八十年代后期虽不能相比,但较之于八十年代初期,在某些方面或许还要略宽一些。即便如此,两者的走势是不同的,作家和读者的自我感觉也就是不同的。好比让一对已经经验过接吻拥抱(如果还不曾真正做爱的话)的恋人重新隔离,只准鱼雁往还或互赠信物,其感觉便和当初他们刚刚只是写情书、“谈”恋爱时的那种感受貌似而实非、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风花雪月的软性文学可望获得一种畸形的繁荣。而举凡触及敏感现实内容的东西,多半只能采取讽喻或调侃的形式。整个社会既然被迫“由聪明转糊涂”,这就会造成一种普遍的玩世不恭的气氛,它对于严肃深刻的文学创作的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伟大事业多半是在暗中完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地下文学和流亡文学寄予厚望就是很自然的了。

伟大事业多半是在暗中完成的。象民主墙时期的优秀作品,许多都是作者在几年前就写好的。我们很可以大胆地推测,在今日大陆,恐怕有不少人还在暗中着述。既然人们普遍相信眼前的文化控制决难持久,这就会极大地鼓舞作家们创作的意愿。当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海内外交流的种种便利,客观上也为地下文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讲,眼下国内的高压可能还有它特殊的好处,因为它可以使那些有雄心、有才气的作家免于急功近利、削足适履的诱惑,横下一条心,为明天而从事真正自由的写作。

流亡作家的特殊处境

我要多谈一谈流亡文学。流亡者是出于政治原因,自愿地或被迫地离开故土,短期内不能或不愿回到祖国。这就和观光客或出访学习人员不一样。流亡者也和侨民或移民不一样,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始终把寄居他国作为一种临时状态。流亡者和飘泊四海的游浪者也不同,因为他们是秉持着某种原则。流亡者的最大特点是,他不仅仅是怀念祖国,而且是把祖国当做自己活动的目标。流亡者所从事的事业,即便具有超越国界的意义,但他们总是首先地或主要地是为了自己的祖国。流亡作家之为流亡作家,在于他无论写何种题材,其心目中总是把本国人的人们、而不是把他所寄居的外国的人们作为第一读者。

和地下文学不同,流亡文学是“地上”的,也就是说,流亡作家能够使自己的手稿变成书籍;但和地下文学类似的是,流亡文学和它所意欲面对的主要读者群是相互隔离的。因此,流亡文学也是为着明天而写的;流亡作家也要忍受更多一层的寂寞。近代以来,中国人有着相对丰富的留学生文学、游记文学或浪子文学,但真正的流亡文学则相对贫乏。这是因为在过去,身为作家而流亡海外者还相对稀少。只是在今天,属于中国的、严格地说应是属于中国大陆的流亡文学才可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流亡作家的处境是特殊的。一个来自大陆的流亡作家,他和其它来到海外的大陆人一样,面临着种族、文化、生活习惯和谋生方式的种种严峻挑战。由于流亡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和流亡的自愿性或被迫性没有关系,因此很多流亡者通常比别人更缺少在海外生存的准备(例如语言上的准备、谋生方式的准备)。所以,流亡者往往必须花更大的气力去调整自己以适应海外的生活。然而,既然他要坚持从事流亡的文学创作,他又必须保持本色,保持自己原有的经验。他必须始终保持对本国状态的深刻感觉,必须始终保持对母语运用的高度技巧。换句话,他必须在努力进行调整适应的同时,又努力地抗拒调整适应。对他而言,过分的不适应和过份的适应很可能同样都是有害的。搞得不好,他会变成“四不象”而一无所成:没进入西方,却脱离了东方;外文学不好,中文却退步了;既没有过上安稳的小日子,同时又没有做出可观的大成就。

从别林斯基到索尔仁尼琴

我们不妨看看俄国流亡作家的先例。在沙俄时代,象别林斯基这样的西化派,当其来到西欧时,由于不懂外语而极感狼狈(据说列宁在流亡西欧时也比其它的流亡者更为不快)。这甚至影响了他们对西方的评价。赫尔岑等人的处境当然要好一些。不过我们不应忘记,赫尔岑等人出身贵族,从早年起就对西欧国家的语言、文化乃至生活习惯相当熟悉,并和那里的许多文人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再加上家境优裕不缺衣食。但就是赫尔岑等人,其作为流亡作家的生活也远远不是舒适平和的。苏俄时代也有过不少作家流亡。纳博科夫虽然是人到中年才移居美国,然而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在西欧求学,英文造诣非同小可。严格说来,纳博科夫并不算流亡作家,因为他的小说并不那么切近苏联的现实并主要用英文写作(为此,索尔仁尼琴还有点抱怨)。在美国的百科全书中,纳氏被称为美国作家而不是被称为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当然是一个伟大的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美国生活了十好几年。除了在一开始还偶尔地外出讲演外,长期以来他把自己禁闭在弗蒙特州自家的深宅大院之中,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活。他之选择弗蒙特州作为居住地,据他自己说,是因为那里的“漫长而多雪的冬天”能使他“想起俄罗斯”。他要求自己的子女接受的是纯粹俄罗斯式的教育。索氏这样做,从主观上讲,是为了尽量排除外界影响,充分利用自己以往的丰富经验和西方社会的丰富文献从事写作;从客观上讲,那也有赖于他的雄厚财力与赫赫名声,使得他能够一心写作并使其著作能够顺利出版以及获得外界的重视。因此,作为流亡作家,索氏的情况并不是很有代表性的。大部分流亡作家,既不能象纳博科夫那样溶入西方,又不能象索尔仁尼琴那样与世隔绝。他们必须在充满矛盾的境遇中从事创作。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无论如何,俄国的流亡作家的确实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的作品不仅在俄国文学史、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创作出辉煌的流亡文学

相比之下,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流亡文学的成就仍是贫乏的。平心而论,我们现在的客观条件并不差。我们有台湾、有香港这样的华人社会;有广大的华侨和留学生、新移民。由于震惊世界的八九民运、六四屠杀,由于中国大陆已是最后仅存的共产大国,我们的流亡作家们所受到的国际社会的关注是罕见的。和更早来到海外的大陆文人相比,和大部分其它国家的流亡作家相比,我们的条件就好多了。我们理应创作出辉煌的流亡文学。

不错,如前所说,从事流亡文学的创作决不是轻松的。这需要勇气和毅力,那是一种和我们在国内面对专制政府的压力从事创作所需的勇气和毅力不尽相同的另一种勇气和毅力。对许多人来说,还需要有进一步的眼光和知识。大多数当年在国内发表而引起强烈效果的文学作品,它们之所以能引起那种效果,其实是和当时特定的国内形势密切相关的。现在回过头去重新检视这些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种种局限;而这种局限并非都是由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同时也是由于我们的主观认知。要有大魄力、大眼光、大手笔。记得在前些年,大陆文坛颇有些繁荣景象,很多人都对之抱以极高的期待。但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都不那么以为然。正所谓“人道洛阳花似锦,依我看来不是春”。我并不是要否定“新时期”的文学成就,那无疑是四九年以来的高峰。我只是说我们要看到“新时期文学”的局限性,我们必须走出“新时期”——随着六四、随着共产制度的历史性失败,这个时期已经结束。我宁可对今天寄予更高的希望。

流亡的政治活动和流亡的文学活动不是一回事,不过也有若干相通之处。我想:一切在海外致力于推动大陆自由化民主化的朋友们,也应当认真思考一下,对我们的境遇、对我们的角色功能有进一步清醒的认识。流亡的政治活动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失去坐标系,失去现实感,失去准确评估自身活动意义的能力,耽迷于虚幻的自我满足而未能将精力投之于真正有实效、有积累价值的工作。流亡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它能给人们一种特殊的观察角度去认识祖国,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古今中外,有多少伟大的事业是在放逐之中完成的!然而,流亡者又是那么地容易堕落(此处的“堕落”一词主要不是指通常所谓的道德上的堕落),变成化石,变成戏子,变成梦幻家或变成恨世者。和一切非常状态一样,流亡生活会造就强者而打垮弱者。但愿我们相互激励,相互鞭策,不躁不懈去赢得那难能而可贵的成功。

(1992年4月,《中国之春》第一零八期,1992年5月号)

《从自由出发》(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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