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年前台湾所发生的二二八事件虽然在台湾人的心灵上留下了巨创,然而这件事情于将近半世纪后终于云拨青天,政府正式向人民道歉,并建立纪念馆,树立碑文,赔偿受难者家属。二二八事件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桩大事,冤案得以昭雪,权力向人民低头。台湾人经过长期的争抗,付出了几代人坐牢流亡的代价,才逼迫政府跨出“澄清历史,还我公道”的一步。在今天台湾朝野和民间展开“手护台湾,纪念二二八”的这个日子,海峡对岸的大陆人民的心境如何?何时中国人民也能摆脱“光、伟、正”的话语和思维模式,让半世纪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中的冤案大白于天下,让千百万枉死的亡灵得到安息?繁荣下的“娼盛”和贫穷、黑暗司法掩盖的冤屈不公、腐败贪婪权力下人民的呻吟和无助、精神贫血下“失语”和“失忆”的中国人何时才能真正站起来?

犹记在台湾上中学的时期,同学之间偶尔私语二二八,绝大部分人从未听说过此事。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上低阶层的劳苦大众多半是台湾人。台语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我生活在台湾二十年,周围很多说台语的同学和街坊,自己却从来没有产生学台语的念头。当时对台湾籍的人抱着一种看殖民地二等公民的态度。家中洗衣妇和清洁工都是台湾人,跟他们谈话时,“请”或“谢谢”从来不在我们的词汇中。我注意到台湾人对日本既怀念又崇拜,台湾的习俗中从吃便当、穿木屐到上酒家嫖妓,都带有日本东洋文化的残余痕迹。中老年人更以能说日语为荣。这些引起我极大的反感,认为这是一种奴性的表现。当时年少幼稚,并不明白台湾人对于来自同族同种的外省人的歧视,屈辱的感受更胜于来自异族的殖民统治。

真正开始思考这些省籍问题和初步认识二二八事件的内情,还是在离开了那片“非我故乡”的海岛之后。如果那块我长于斯的台湾宝岛不是故乡,那么什么是我的故乡呢?江南水乡是母亲的原籍,成都平原是父亲的家乡,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的“熏陶”下,我滋长了一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华夏情怀”,它同这个小岛是格格不入的。这是国民党“身在曹营心在汉”统治术的成功。在台湾生长的人,并不认同台湾,却认同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把那从未踩过的土地认作自己的故乡。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接触了西方的人文精神和思维方式之后,才开始返身对台湾和中国的文化和体制进行反思,逐渐抛弃了“国家”“民族”的狭隘框架,不再为自己的文化追求和精神价值设限,对许多历史和社会问题开始有了新的理解和诠释。

二次大战后,台湾脱离日本统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派大员陈仪接收台湾,然而陈仪官兵将大陆的贪污腐败无能和蛮横作风带到台湾。加上战后经济体系破败,物价高涨,人民生活艰苦,才从“日本皇民”变成“中国公民”不到2年的台湾人民,怨声载道。1947年2月27日于台北发生官员查缉私烟,打伤女贩,又开枪误杀抗议市民的事件。次日台北市民请愿要求严办凶嫌又遭机枪扫射,终于引发全台民众纷起抗暴,全岛本省人对外省人的流血大冲突。抗议行动后来发展成要求政府彻底改革的争取民权和民主的运动。陈仪起初佯作妥协,然私下电请中国派兵。国民党大军登陆后随即展开全岛恐怖大屠杀和清乡,逮捕知识阶层,举凡教师、医师、记者、作家尽皆落网,造成台湾精英死伤无数。随后的白色恐怖长达四十年。这一段历史跟八九民运,天安门大屠杀和其后的追捕民运分子的红色恐怖在很多地方可以前后呼应。

二二八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为一个历史的谜团。各家有不同的说法,从《杨亮功调查报告》、《白崇禧报告书》中的一千七八百人到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中提到的两万多人和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所说的十几万人,中间差距很大。1960年行政院下令把户籍正本中,有籍无人的户籍消掉,其数目高达126800多人。总之,不少台湾人家庭的远亲近邻中,总有那么几个当年突然从人间蒸发,从此生死下落不明的。一件历史大事被掩盖,受难者的家属和社会被强制噤声沉默长达数十年,这样的例子对中国人来说太熟悉了。中共治国以来,五十年代的各种运动,从土改到反右,六十年代的四清到文革,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到“四五”,八十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到天安门事件,一路的血迹斑斑,都同样地不让人民和受害者公开申诉和进行调查。历次政治运动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也始终是国家机密。

八十年代后期台湾解除戒严,并开放党禁和报禁以后,各地开始调查研究二二八真相的个人、机构和基金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1989年第一座二二八的纪念碑在嘉义市兴建成立。几年之后,连台北的新公园都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了。李登辉的国民党政府还于1994年开始发放受难家属补偿金,至今总额已达26亿台币。始终是台湾人和外省人心中疮疤的二二八事件现在伤口总算愈合,留下的难看疤痕是一道警示,唤起记忆,但是它会随着时间逐渐苍白淡化。笔者在波兰华沙市内的大街小巷行走时,引我注意的不是他们重新修复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繁花似锦的萧邦公园,而是那每三五步就有一块小小的立着或躺着的铜制碑牌,有时不过一个巴掌那么大,上面刻着华沙某位市民的名字和生年死月,一看日子就知道此人是死于纳粹的铁蹄下。走过的陌生路人,有时在那里放一朵小花或一盏蜡烛。这样简单平常的“拒绝忘记”举动,令人深深感动。什么时候中国的大地上不再争着去盖那些靓丽的高楼大厦、名人不再在风景胜地的山石上题字糟踏自然、毛泽东纪念馆从天安门广场上消失、各地的“伟人”铜像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以遍地开花的形式,在全国兴建大大小小的纪念馆和碑文,有那百万千万哪怕是小块小块卑微的石刻和铜碑,上面刻上普通冤死的平民的姓名和生死年月,当这些出现的时候,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良心和尊严就又失而复得,那时候中国人才真的有资格感到骄傲了。

——《观察》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为《观察》评论员(2/2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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