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爱国热情是不够的,要有爱国志,还要有实力。这是人们对北约“误炸”一事由最初的愤怒到最后引出的结论。最近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推出了“实力说话系列报道”:经济强国,科技兴国,知识报国,等等。良苦用心,天日可鉴。

不过我想表达的,主要不是这些。

只有爱国是不够的,我们应思考“为什么爱”。围绕这一问题,实际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清末,同为倡导反满革命的同盟会领导,受过西方教育的孙中山同主要受“国粹”影响的章太炎就存在思想分歧:中山先生反对秦始皇君主专制,章太炎却崇拜专制帝王明太祖、秦始皇。难怪后者眼看着袁世凯蹂躏国会、破坏约法,公然出面为袁世凯辩护,借口“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牵拘约法”云云。再如,新文化运动中,同为中共的创始者、领导者,陈独秀强调“民权”,认为国家不为人民谋利益即不可爱;李大钊则主张国家不好也要爱,不管政府如何都要爱。当然从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前述这些人都是爱国者。我想今天的人也应思考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我认为,我们从理性上说应爱国,因为不把本国弄好我们个人也不得自由生存。就像此次为三位遇难的中国公民下半旗,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可见我们爱国“非仅为国家计,亦正为正义人道计也”。

立足于“正义”、“人道”,我们的爱国事业就理直气壮,我们的爱国行为就会理性、文明得多。这也是一部近代史告诉我们的。自从1840年以来,我们民族经受了多次列强的欺凌,有许多丧权辱国的教训,不过也确实积攒了若干沉着应对、转危为安的经验,比如抗日战争的胜利。8年抗战,如果从1931年算起则14年,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卧薪尝胆,在国际上则建立了健康的关系,赢得全世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既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又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被拉扯为“四强”之一。这些对我们至今有启发。天道酬勤,得道多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用“五?四”思想家周氏兄弟的话说:“我想国耻是可以讲的,而且也是应该讲的。但是我这所谓的国耻,并不专指丧失什么国家权利的耻辱,乃是指一国国民丧失了他的做人的资格的耻辱。……这样的耻辱才真是国耻。”(周作人)“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鲁迅)苟能这样反思,我深信中华民族总有一天会重新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只有爱国是不够的;爱意味着负责任、意味着高瞻远瞩。为我们民族长远计,爱国要爱文明,爱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好东西,也爱、并基于这种爱自由地“拿来”:有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既包括“船坚炮利”层面,也不排斥政治、文化层面。马克思说,“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毛泽东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些话现在没有过时。闭关锁国、孤芳自赏是没有出路的:“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子民若问江山事,江山还是旧江山”,那不是我们所要的“爱国”。那只会误国。真正的爱国者决不排外。我们永远也不要忘了: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改革”与“开放”如何如影随形、相互促进,我们才一步步发展到今天。

只有爱国是不够的,有时爱意味着抨击和批评。这就是感情的辩证法。“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鲁迅对阿Q的爱。“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们要切开民族昏聩的痈疽,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疯狂”,这是“五?四”思想家对中华民族的爱。中华民族配得上这种大爱,于是不遗余力地揭发“劣根性”的鲁迅先生被推为我们的“民族魂”。这确实耐人寻味。国外有位作家激动地提出,“真正的爱国主义表现为对本国人民的弱点进行批评和努力去克服它。这样的真正的爱国者的结局往往是被钉上十字架、遭到焚烧,或者被流放,而放逐他们的却是那些他们为其幸福而斗争的人。”我想说的是,就算他说的是事实,也只是部分现象;祈愿如他所说的悲剧不要在今天的中国重演。

人们不能不爱自己的祖国,但不能只爱自己的国,而忘掉了对于兄弟民族、全人类、整个地球应负的责任。日本人至今不向我们道歉,因为他们爱自己的弹丸小国,把大和民族看得至高无上。爱自己的国家本来无可非议,但像日本人那样的做法却有“兽爱”之嫌。如果“爱国”果真是这个世界上即使不是唯一、也是至高无上的价值,那我们当然就无话可说,我们就难以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或者我们的谴责就苍白无力。幸好事情并不是那样。爱国只是现今人类价值之一,在它之上尚有人类意识、人类公理。它是纽伦堡审判所确立的法则。比如西德总理勃兰特,1970年12月7日出访华沙时,为了希特勒曾屠杀六百万波兰人,他在一座纪念碑前突然下跪。如果单纯从德意志“民族感情”说,勃兰特的认错举动似乎不那么“要得”;但从更高的人类价值、人类意识看,勃兰特比日本人的拒不道歉要光彩一万倍!这一点,是我们在强化爱国主义教育时不可不提的。更不用说,马克思有“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论断,爱因斯坦有成立“世界政府”的倡议……。当然,你可能会感到这些“老外”的主张过于缥缈、迂远,那就让我们温习一下中国圣人的教诲。孔夫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不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且慢,在顾炎武,它们是大不一样的。顾专门讲述过它们的区别,原文是:“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舆有责焉耳矣。”

写于1999年5月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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