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宗教意识的淡薄,乃不争之实。外国分析人士提出,中国人虽有祭神活动,但“神圣感似乎与中国人毫不相干”。1894年,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积其二十多年的在华见闻与观察,出版《中国人气质》一书(此书被誉为“一百年来研究中国人的权威性传世之作”)。史密斯书中指出:中国的神灵崇拜实际上无异一桩交易,“众神受到崇拜,就如在西方社会推出保险制度”。大概为了弥补缺欠,“康圣人”南海先生力主“立儒教为国教”。显然,此举不大合乎近代社会发展“时宜”。何况,“儒教”之说能否成立本身就大有问题。

(一)

相对康圣人的无根之论,鲁迅的看法无疑值得我们重视。1918年,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致许寿裳》)。1927年,他又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而已集·小杂感》)——行家指出,这是鲁迅关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一“绝大判断”。

鲁迅先生被誉为“最懂中国”的人。他的“绝大判断”能否成立?我想,深入研究才好下结论。与舶来的“二西之教”(佛、耶两教)相比,道教可谓“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地地道道的“国货”。诚然,“儒教”也是土产。“旁观”者如史密斯先生乃至断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教徒,就如同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一样”。可是,从中国内部分析,我们就觉得鲁迅讲得有理:儒家更多影响社会的“上层”和知识阶层,“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孔子在故国的“不遇”由来已久;——“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就是“权势者”和读书人,也无非把孔夫子当“敲门砖”使,“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这一论述鞭辟入里。

道教则不然。许地山先生1927年指出:“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想与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儒不过是占伦理的一小部分而已。道家思想是与汉民族文化同时产生的。”“中国一般的思想就是道教的晶体,一切都可以从其中找出来”。1936年,著名的道教思想家陈撄宁在所撰《中华道教会宣言》中写道:“试以历史眼光,观察上下五千年本位文化,则知儒家得其局部,道家竟其全功,儒家善于守成,道教长于应变,事实具在,毋庸自谦。”他提出道教是“国教”。这不尽是自吹的话。日本学者橘朴提出:“要理解中国人,无论如何要首先理解道教。”

“追溯道教的思想渊源,最古的是殷商时代的鬼神崇拜,继之是战国时期的神仙信仰以及东汉的黄老道。可以说道教是我国古代社会鬼神崇拜的延续和发展,道士是古巫祝、方士之遗绪。”(《文史知识》1987年5期)正因如此,道教与中华民族民俗关系密切,其“群众基础”非同寻常地广泛。作为典型多神教,道教的信奉者不分阶层、行业、年龄:就年龄言,幼童醉心神仙传奇,中年迷恋房事养生,老人痴望长寿不死;就行业言,铁匠崇老君,染匠崇梅葛,刺绣崇妃绿,墨匠崇吕祖,乞丐、剃头匠崇罗祖,文具商崇文昌帝君;就阶层言,下焉者普通民众,中焉者举子士人,上焉者皇帝老子……总之,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要长生的,迷上了炼丹术;要财宝的,迷上了点金术;想当官的,夜半去打醮祭神;要治病的,请道士来设斋上章;想使亡灵安宁,则让道士来作法事;想使活人无恙,则叫道士来画符念咒,道士可以给你驱邪捉鬼,也可以给你玩两套戏法;可以给你消灾,也可以代你祈福。”总之,道教完完全全表达了一颗“中国心”。葛兆光就此写道:

“‘圆首含气,孰不乐生而畏死’……人不是都不想死吗?好办,道教这里有的是长生不死的丹药与方术;人不是都想过神仙日子吗?也有办法,道教这里有的是导引吐纳、食气、辟谷、升仙、羽化的方法;人不是都害怕病疟、鬼魅、水旱之灾吗?也有办法,道教这里有的是斋醮祈禳、禁咒符箓供你挑选。总之,道教是‘主生’、‘主乐’的门径,会让你乐不可支,乐不思蜀,根本不想去死,享受人间快乐,要钱它能点石成金、化铜成金,要女人他能教你房中御女合气之术。这种宗教的教旨就是让人享乐,而且永远地享乐的,对于世俗人们来说,它既是人生缺憾的心理补偿,又是实际生活中应付日常困难的具体工具,因此,它有着颇大的诱惑力。”(《道教与中国文化》)

“中国人底生活目的只是‘长命富贵’四字”。(许地山语)“中国心”在本质上是一种务实、入世的精神。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是“务实的人”:“他们的生活只由两部分构成:肠胃和钱袋。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你无法让他理解他没有看见过或听到过的事物,他们压根没有追究事物原因的观念。生活对于他仅仅是一系列事实。”“大概很少有什么宗教比道教更露骨地去迎合‘人欲’了。”青年学者葛兆光中肯地指出:“尽管道士们在理论上很强调‘心斋’,即‘疏瀹其心’、‘澡雪精神’、‘无思无虑’、‘无嗜无欲’、‘无秽无累’,称之为‘上士所行’,但事实上更主要地还是‘左佩黄神印,右佩越章印,后中天部霆司印,身立园景之中,足履九台之像’,画符念咒,祈禳颂赞,作鬼弄神”:“对道教来说,它根本的东西并不在于老、庄那种精神的超越,而在于满足现实世界的人们的心理欲望,乃至解决现世的种种实际问题,否则,它也就不可能在那么广泛的阶层,那么广泛的生活中渗透它的影响了。当然,这并不是说道教就一点儿也不讲精神的超越,但这毕竟不是它的主要成分”。道教被称为“完全入世”的宗教,它重视肉体生命重于一切,强调乐生养生,生道合一:所谓“天大、地大、生大”。(《吕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生以长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陈撄宁谓“他教每厌弃世间,妄希身后福报,遂今国家事业,尽堕悲观,道教倡唯生学说,首贵肉体健康,可使现实人生,相当安慰。”)借用王派后学的现成话,属于彻底至于透底的“百姓日用即道”,易言之:肉体即是灵魂。乐生养生当然具有积极意义,“我命在我,不属天地”;可执著到极端,养生就沦为“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乐生呢,——“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鲁迅语)

“僵尸的乐观”含有自欺欺人且贪生怕死的意思。“怕死贪生原是人类的通性”,英国哲学家罗素快人快语:“但是……不论哪一国人没有像中国人这样的怕死”。仅此,足以阻止一个民族进步、并剥夺他的生机和活力。追求肉体生命的永恒,进而享受永恒的欢愉,是人们信靠道教的根本动力。我们知道,道教被称为“神仙道教”,神仙信仰对于朝生暮死的人类具有显见的抚慰、镇痛效果。中国第一部道教史的作者傅勤家写道:“儒畏天命,修身以俟;佛亦谓此身根尘幻化,业不可逃,寿终有尽;道教独欲长生不死,变化飞升,其不信天命,不信业果,力抗自然,勇猛何如耶!”这话未免过于美化。“征帆一片绕蓬壶”,确实缓解了人们对大限到来的恐惧,同时使人们心智不通、感受麻木。“……都无所爱憎,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斘薤h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列子·黄帝篇》描述华胥国人民状态的这段文字可谓浓墨重彩。批评者曰:“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鲁迅语)用精神分析学者荣格的话,道教不愧为“古代的长生不老药”。问题在于,凡药三分毒。过于依赖药物,与吸毒何异?一味“享受永恒”,必然使中国种族停留于“大洪水以前”。

“中国人算是大洪水以前的人。”这是史密斯的结论。大洪水以前的人,其老朽、弱智可想而知。史密斯这样讲,还有其他理由:“中国人是按戏剧方式思维的”,“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甚至,“中国缺少真实与虚构的明显界限”!鲁迅先生分明支持这一看法;他说,中国人善于瞒和骗:“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坟·论睁了眼看》)

与弱智相关,“中国心”尚有一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宿命观念。“中国人是一个宿命的民族,”史密斯写道:“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如此相信命运的存在,就必定不愿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做激烈的斗争。”不仅如此。“现存的民族中,没有一个文明的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迷信,那么轻信……不管是富有的商人,还是博学的学者,每月都有两天时间花钱膜拜狐、鼬鼠、猥、蛇,和老鼠等动物,即使被人们撞上,也丝毫不感到难为情”!美籍加拿大学者欧大年则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中写道:“在传统的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和每一件事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为了发现这个命运,人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显然,道教与“中国心”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以至我们能够通过这一视角,认识中国历史、洞悉中国现实。

(当然,道教的来源非常芜杂,“道教中既有粗鄙凡近的斋譙符咒、鬼神之术,又有精微玄妙的哲理妙旨、养生良方”。尤其,为了生存与享受,道教对于人的健康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对人的寿命表现了最大的关注。因而,道教在形成祈神降福、驱鬼避祸的仪式的同时,也在寻求增强人的抵抗力以避免病疫侵害的方法及长生不死的途径。这样,健身术、药物学等也就发展起来了。这方面的贡献应当肯定。——“但是,道教并不是医学,内丹说也不等于中医理论。它的终极目的毕竟是长生不死、飞升成仙而不仅是健康无病,因此在内丹说中有着浓重的神秘色彩。……特别是道教不同于医学,它在关心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同时,还要干预人的精神生活和思想意识”。)

(二)

“凡古今中外,宗教与政治,始终结为不解之缘,殊足发人深省。”(南怀瑾)中国历史上,“每逢国家变故,起而拨乱反正的世代,多半有道家的人物,参与其间的现象,这几乎已成为过去历史的定例。”“磻溪垂钓,吕尚扶周;圮桥授书,子房佐汉;三分排八阵之图,名成诸葛;一统定中原之鼎,策仗青田”(陈撄宁语)就不必细说了。宋元之际,新兴的道教宗派全真派大师丘处机以“天道好生”、“不嗜杀人”说服成吉思汗,为国家民族保持文化的元气和精神的故事每为人们津津乐道。丘处机确实用心良苦,功德无量。丘处机对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洞若观火。值得注意的是,他教给成吉思汗的,都是中国正统学术,儒、道两家忠孝仁义的话,而不是长生不老、修成神仙的法术。南怀瑾指出:“全真教的学理与方法,完全近于禅宗北宗渐修的路线,而且又富有儒家与宋代新兴理学家的精神。”葛兆光则提出,从中、晚唐起,道教就不得不向儒学靠拢,学一点忠孝节义、伦理纲常。“中唐时代,少讲或不讲鬼怪巫术而转向清净修身的道士渐渐多起来了。”——宋元之际兴起的全真教作为“新道教”,“决不带有老子那种愤激与偏执,相反,却充溢着克制与忍让。这倒与佛教尤其是禅宗很相似,与儒学尤其是理学也很相似”:“似道非道、似禅非禅”,“明明是抄了南宗禅法,再补上北宗禅法,最后再贴上道教商标。”

道教历史颇不光彩。鲁迅提出:“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值得专门研究。(《华盖集续编》)“道教徒们不象佛教徒们那么爱装做不干预政治,倒是很会走上层路线。”(葛兆光)道教有时借助政治力量红得发紫,道士自己也一下子飞黄腾达起来。最触目的一个事实是,历史上的皇帝老子、包括一般文才武略颇不凡的“圣君”对道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衷。李唐、赵宋皇帝与道教攀上关系,认了干亲,企图赢得皇祚长久。“文采风流”者,如宋徽宗赵佶,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天神、人君、教主三位一体。大敌当前,不是全力设防,而是迷信道法,相信方士“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帅”。金兵已渡黄河,犹自遣使押送“神霄宝轮”到全国各地的神霄宫,以镇四方兵灾。俘虏北去,犹自身穿紫道袍,头戴逍遥巾,可见至死不悟。靖康耻,如何雪?!《宋史·徽宗本纪》把“溺信虚无”作为“徽宗失国”的一大原因。徽宗而外,著名的“佞道昏君”尚有明朝的嘉靖皇帝。专家们断言:“有明亡国,不亡于崇祯,而亡于嘉靖、万历。衰败的因素很多,但世宗崇道,神宗佞佛,是重要原因”。世宗自己也因服方士的丹药而死。

1964年,毛泽东放言高论:“书读多了,就作不了好皇帝。”他举明朝的例子,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可以成为好皇帝:“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说嘉靖是“知识分子当政”,未免错认道士为儒生。何况,一些“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皇帝在佞道方面比徽宗、嘉靖也高明不了多少。别的不讲,就说秦皇、汉武那两位主儿,“武功”赫赫、毛泽东甚为偏爱,为追求长生而迷信方术,给后世留下了多少笑柄!“世上道人多误人,披图醮录益乱神”,这是唐人刘义的指斥。“但闻方士腾空去,不见童男入海回,无药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来。”南宋诗人刘克庄这诗很辛辣。“秦始皇的时期,神仙方士等流派,并未受焚书坑儒的影响,依然甚为活跃。卜筮、方伎、医药等传述,并未置于禁例”(南怀瑾语)。这是偶然的巧合吗?著名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匠心独用,提请人们注意:“那位焚书的罪魁、儒生的敌人(按:秦始皇),为了吃到道家的不死药而同他们合流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他晚年酷好神仙方士之术,并不亚于秦始皇的作风:曾立五祠,建甘泉宫,筑承露盘,修造蓬莱、方丈、瀛洲、壶梁等海上仙山的假想建筑;又因女巫可以随便进出宫廷,造成有名的“巫蛊”大案,太子被迫自杀,后果不堪收拾。……

“每当封建主义到了穷途末路、儒生的主要对手成了依靠宦官、武将和非儒的宠幸独裁制的时候,道教总是站在后者一边,这已经成了规律。……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西太后统治时期,每次总是以儒生的胜利而告终┅┅”(《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韦伯的眼光让人叹服。着眼于儒道关系,我们对几千年东方政治会有更深切的认识。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认为,“以虚静为内容的道家的人性论,在成己方面,后世受老子影响较深的,多为操阴柔之术的巧宦”:“在成物方面,却于先秦时代,已通过慎到而逐渐与法家相结合,┅┅而成为扼杀自由最力的理论根据。”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在中国传统上,道教总扮演“扼杀自由”的角色。客观的历史要复杂得多。不过,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二十世纪甫始,“和道教也有一定的关系”(卿希泰语)的义和团有些怎样的表演:刀枪不入、飞檐走壁、撒豆成兵、剪纸为马,天兵天将啊;——“拳民们衣着不振,披头散发,手执”法宝“,禹步而行,极象传说中的巫师。北京完全成了一个妖魔鬼怪活动的活地狱”。(《剑桥中国晚清史》)因了西太后支持,义和团排外暴乱这场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佞道运动,对我们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一点儿都不下于遥远的徽宗。

(台湾学者南怀瑾辩称,“义和团是假托符咒神鬼以动,应与道教无关。”这话难以成立。因为,即如宋真宗之“神道设教”,造成道教在历史上的污点,众所公认的事实,南怀瑾先生都要曲意回护:“这是帝王玩弄宗教的肤浅权术,于正统道家[按:应为道教]无关。”而在提到靖康国难时,南怀瑾写道:“每读史,至宋代徽钦父子昏庸之处,深感当时所为新儒家的理学家们,何以无一人犯颜诤谏,揭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计?……”矛头倒是指向儒、佛诸家。这使人感到,他对道教明显回护,对于儒家过于苛责。)

“虚幻的神仙毕竟挡不住真实的金戈铁马”,从来如此。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无论如何不该出现这样的“恶作剧”。既然出现了,人们不能不对“文明”的品格重新思考。何况,类似的表演在中国社会屡见不鲜。——“凡是利用宗教作为愚民政治的治术,其后果如何,不待辩而可知。”南怀瑾这话倒是说到点子上了。

(三)

“中国文化与宗教,在清朝中叶以后,概受西洋文化思想输入的影响,一蹶至今,尚未重新振起”,“二十世纪的现在,道教实已衰落之极”。(南怀瑾)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史,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1840年以后,中国相继出现了基督教对华传教热潮、佛教复兴思潮、现代新儒学运动,其中有些至今势头很猛;惟独道教比较沉寂,未能成为知识界的关注对象。“佛规道随”徒有形式。其实,更早的时候,满清政府对于道教,“除循例封赠张天师世袭,以为羁縻之外,对其余有关道教各派……皆在严禁之例。”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曾“拟欲没收道观土地财产,一律与佛教并案办理”。1927年,民国政府驱逐道教六十三代天师张锡龄,去天师号……。有人用“江河日下”、“奄奄一息”来形容道教的颓势。

是否道教确实大势已去?该怎样理解这一现象?我的看法是,知识界的忽视或沉默不能表明它不存在。“凋零”、“微弱”只是相对而言。道教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并没有消失。对生存的忧患和对享受(肉欲、食欲)的向往,使道教在一般民众中具有潜在的市场。而且事实上,目前又值新一轮道教文化热(广义上的)潜流涌动乃至甚嚣尘上。气功、算命、巫医、风水、星象┅┅种种被启蒙学者称为“扶乩打拳那些鬼画符的东西”(鲁迅语)在“弘扬民族文化”、甚至在“生命科学”的旗号下得到默许、助长。许多人相信奇迹,顶礼膜拜。不少人甚至迷信已故毛泽东可以“显灵”。……我们知道,人的神化和人死后可以变“神”,不是儒家的主张,不是佛教的主张,正是中国道教的信仰。中国有着如此丰沛的“造神”资源。“气功热”、“毛泽东热”,表明以前“普及科学”、“思想启蒙”的工作不过是“雨过地皮湿”。科学家愤怒,启蒙者顿足,而张天师在云端发出狞厉的笑声。(葛兆光:“民间需要降福消灾,需要有一种心理依托,需要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而道教还没有消失它的这些功能。”)

由此,我意识到:近代以来,中国的精英文化与民众文化存在着可怕的疏离。当然“疏离”并非今天才有。外国学者早就断言,自古以来,伴随着儒道之争,“中国下层的多神论和泛神论与上层社会的无神论形成了对立”(史密斯语)。葛兆光指出,明世宗后,道教乐极生悲,开始走下坡路。但是,“尽管它在士大夫那里被打入另册,却在民间与宫廷中仍有广阔的市场……道教在民间还有生存的土壤,极大的一片土壤。从明代到清代,斋譙祈禳、禁咒画符、印剑镇妖、占卜扶箕、令牌考召、祈雨止风、镇宅镇墓……这些玩艺儿仍然在民间长盛不衰。而在宫廷里,期望满足自己的权势欲与贪欲的皇帝与贵族仍然对道教有所留恋,这也常常能使道教小小地红火一阵。”

只不过,近代以来这种对立更加严重。从“书面文章”、“官方”形态看,一个多世纪以来,基督教、新儒学之类在走上升轨道,道教走下降轨道。而从更深层次看,情况不尽然。现代新儒学、自由主义之类虽然声音很高,充其量是“小圈子”话题;道教文化虽为精英阶层所不屑,却代表着最广泛的“中国心”。——瑞士神学家汉斯·昆主张“匿名的基督徒”,我们能否套用这一说法,普通的中国人多是“匿名的道教徒”呢?“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我们不该掉以轻心。

陈撄宁《中华道教会宣言》谓“夫道有入世,必有出世,有通别,亦有旁支。若彼磻溪垂钓,吕尚扶周;圮桥授书,子房佐汉;三分排八阵之图,名成诸葛;一统定中原之鼎,策仗青田,此入世之道也。又若积精累气,《黄庭经》显示真修,抽坎填离,《参同契》隐藏口诀;勾漏丹砂,谈稚川之韵事;松风庭院,羡弘景之闲情,此出世之道也。”实际上,与其他宗教相比,道教的“出世”依然在世间。出世依然是入世。务实是好事,入世比出世可取。不过,“完全入世”、极端务实是否也让人窒息?没有“生活在他处”作为支点,“此处”的地球何以撬动?没有出世的精神,入世的事业如何保证?……凡此种种,都是我们不该回避的问题。站在基督文明的立场,传教士史密斯自然要说:“无神论的荒漠沙地,根本不能支撑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学者马克斯·韦伯异曲同工:“中国并不缺少关于鬼神的道义资格,相反┅┅有这种功能的鬼神信仰是中国唯一的,但是,却又是十分有效的正式的民众大宪章”;另一方面,中国“所缺少的是:一种救世宗教的有条不紊地指导生活的核心力量。”(《儒教与道教》)我们应该勇敢地作出回应。人们说,东方文明“鬼神为道德根柢”,说难听些,“道德全靠鬼话”。有没有效果?诚实地讲:有效但也有限。“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问了鬼神问苍生,如何?不问鬼神问苍生,能否行得通?依旧是问题。不管怎么说,长期“短缺”、“有限”必然造成恶果:精神价值缺席,彻底、透底的世俗主义,从根本上否定对现状的改变;——“日常生活便成为缺少时间三维分化、缺少自我否定飞跃环节、没有差异区别(不再区分有无意义或意义大小)、没有对立统一矛盾动力机制,从而也失去超越与发展的停滞匀质态。无条件地肯定并沉溺于这种匀质态,正是腐朽的一个根源。”(尤西林语)我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领教了这种“腐朽”,它的别名:“十全停滞的生活”;鲁迅先生愤激地写道:“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

穷极了的中国需要物质财富,穷极了的中国也要警惕只要物质。中国穷,穷的不只是物质,精神同样穷。有句话:穷凶极恶。“富”也不等于“福”。“没有任何一种炼丹术能点石成金”,同理,再健美、肥硕的肉体也不等同灵魂。“中国需要的东西不多,只是人格和良心”,“中国需要的是公正”,“她最深刻的需要,是人类的同情心”……这是外国传教士史密斯的看法。作为中国“民族魂”化身的鲁迅,则从另一方面做出了回答。1919年,他在《随感录》中痛斥传统国人“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进而揭发:“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肉体,肉体,还是肉体,这就是中国人及其“最高理想”!在这一理想的指引下,国人“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距离鲁迅讲上述话已经八十年,当代中国人是否摆脱那种陈旧的“理想”?不好讲。

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我觉得:多年来人们比较注意鲁迅反“吃人礼教”的一面,却忽视了他既批“礼教”更批“张天师”。对鲁迅“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绝大判断重视不够。(五四思想家颇有人把“孔门学说”与“道教妖言”并提;如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写道:“欲去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去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以剿灭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庄的道——为唯一之办法”。用“剿灭”一词,旗帜比鲁迅更鲜明)这实际上是把鲁迅混同于吴虞,也就限制了鲁迅思想的意义。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店”。据王元化先生的分析,吴虞“并没有多少西化思想,其思想格局仍不脱我国早期思想史上的传统与反传统,魏晋以来的儒道之争,以及宋明以来的天理人欲之争。”(《传统与反传统》)显然,吴虞站在道家(乃至法家)立场批孔,鲁迅则把目标同时对准儒、道两家,视“儒道两派的文书”为“助成昏乱的物事”(《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录》,多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鲁迅并且一再表示:“我并没有在吕纯阳祖师门下投诚过”:“我也没有做过道士”……对道教的嫌恶之情表露无遗);吴虞最终拥抱了“腐朽”,而鲁迅则自觉地“剖物质而张灵明”,清算国民劣根性,两者的思想高下何啻以道里计!

着眼于这一区别,我们不能不认为,对于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命题至今不曾失去意义。最起码,它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

“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热风·随感录五十九》)

(主要参考:《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人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道教史》,许地山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道教发展史略》,南怀瑾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道教与中国文化》,葛兆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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