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但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凡是仅只为了作者自己的,都是一文不值的。——帕斯卡尔《思想录》

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 ——《庄子·山木》

今年六十五岁的李敖是个小人,虽然他时常装得“大人”一般。许多人为他“自大”的表象迷惑,而忽略了自大背后的东西。那就是“小”。李敖本人对其“小”倒并不掩饰。——“‘小’之为用大矣!”有次他倚老而卖小,批评“党外人士不够小”并声称:“要搞政治,就得有一项功夫,就是‘小’。什么是‘小’呢?《水浒传》王婆对西门庆说做花花公子五条件:第一是‘潘’,要有美男子潘安的漂亮;第二是‘驴’,要有驴的大鸡巴;第三是‘邓’,要有财神爷邓通的钞票;第四是‘小’,要有体贴的巧妙;第五是‘闲’,要有闲工夫。合在一起,叫‘潘驴邓小闲’。”……如此一番王婆式的谰言高论,竟听得采访者眉开眼笑、茅塞顿开,连忙当面拍起李敖的马屁:“难怪你是花花公子。……阁下之‘小’,有甚于西门庆者!”

但这不是我所说的“小”。我所说的小有两层涵义:一是小气、小器,二是小人、宵小。相对而言,李敖作为宵小、小人的一面给人们印象较深,他自己呢,也惟恐天下不知而津津乐道、大肆渲染(这点上,大陆作家王朔跟他相仿);而对他小气、小器、“小儿科”、“不成材”一面,人们似乎缺乏正面的认识和思考。这对我们读者固然有失尊重,对李敖本人其实也不公正。为更好的“知人论世”,我想有做一反向考察的必要。

(一)

李敖很褊狭。不妨说,他有“岛民”固有的狭隘眼光。

这样讲,他大概会叫屈。谁都知道,正像柏杨极力痛斥中国“酱缸文化”,李敖一直在针砭台湾人的“劣根性”。“台湾人有很多美好的优点,但是,有‘岛国的褊狭之见’却是很不幸的一种宿疾”。此种狭隘并非所有岛国都有,自信的英国人就没有,日本人却很严重。日本人的小气经过半世纪统治,严重地感染了台湾人。为了揭露并以图匡正,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台湾的流氓传统》、《台湾的妓女传统》、《台湾人的官迷》、《台湾的“夜郎症”》、《台湾没有水准》等等。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他以“大陆型知识分子”自命,一再声明“并不止台湾出了个李敖,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他说自己好比海岛上的拿破仑,“堂堂湖海之士,只合在小岛称雄”。他一再说:“我们的苦恼是这个地区太小了,小得在世界上不论为‘民主橱窗’也好、为‘极权货柜’也罢,在大世界里,都变得微不足道,因此我们的许多记录,都给埋没了……”。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认定他是“岛民”,具有未必所有岛民都有的岛民意识、岛民心理?因为圣人教导我们,看人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李敖怎么“行”的呢?

其一、视野狭小,台岛之外,李敖存而不论。

李敖不是天生“小小”。七十年代初,他曾写日记提醒自己“专注于世界性大目标的研究,瞩目于新世界、大世界,而不斤斤于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一个老人政治、一个小岛”,这些念头后来全都到九霄云外了。作为“著作等身”的作家,我们看到他对“一个小岛”死缠烂打,可关于大世界、关于祖国大陆他关注了多少?看不出来。我见过一篇四百来字的短文《婚姻、迷信与帮派》,说明“共产党穷四十多年的大力与努力,都铲除不了中国民间的保守、迷信、与秘密帮派,可见旧势力根深蒂固到何种地步了。”从这样的评语,看不出论者有什么真知灼见和分析问题的训练。另有一篇《“平生之志,不在温饱”》,李敖借这话表明自己日月般皎洁的心志。让人不快的在于,抨击台湾某些人“商人根性”、“经济挂帅”,作为正面样板的,却是大陆“宁要核子,不要裤子”之类。明明在恭维我们大陆,可为什么听起来那么别扭?无他,“杀君马者道旁儿”。即使在“文革”最疯狂的年头,我们也不缺少“海客”对于我们的恭维。问题是此文写于1988年,大陆已经改革开放了十年。我怀疑李敖究竟对大陆资讯有限?还是其实并不关心?后者的成分居多。有篇文章可以佐证我的判断:《索尔仁尼琴错在哪儿?》。此文批评索尔仁尼琴台湾之行,未能亲临台湾“地狱第一层”,反倒惦记着大陆“古拉格群岛”,属于典型“舍近求远”、“铁口直断”,真正岂有此理。索氏头脑的天真让我们叹息,更让李敖愤愤不平。不过平心而论,“舍近”固是局限,“求远”其实不值得责备。因为二者并不冲突的。不过这件事倒使我感到,李敖虽然动不动以“中国”、乃至“古今中外”定位自己,其实海岛以外的“新世界、大世界”属于他“盲区”。他对更大的世界置若罔闻。像他批评女作家三毛时所讲:“我之人道,给中国自己人犹且不足,对非洲固‘不能人道’也”。

其二、见识短浅,作为批评家、思想家完全是“小儿科”。

作为批评家,李敖对批评的理解很肤浅。他认定批评即“唱反调”,“真理从唱反调而来”,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派小生”——“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必须是反对形态的、异议形态的、你说东我就说西形态的”。该怎么评说呢?我不否认,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异议、你东我西来着眼很重要。当一党独大、众口一声的时候尤其如此。可是,这毕竟跟严格意义上,认定批评(用康德的话叫“批判”)等于“唱反调”是两码事。二者性质的不同,就像“杀人”不等于“行刑”。起码许多的抬杠并不是批评。如果批评文章即你东我西、你警察我小偷、你“伪君子”我“真小人”式“反弹琵琶”,那么批评家就很好当了。如果知识分子就是“反派小生”,那我也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本人十几岁上已是“知识分子”了。那时我已开始“逆反”,经常顶撞自己的父母亲。可我知道自己不是。

作为“思想界的天王巨星”,李敖有什么思什么想、他为中国思想贡献了什么?我们无所发现。是的,他讲“全盘西化”,谁都知道不是他的发明。他也没有提供更新、更高明的阐释。是的,他讲自由民主,但他的理解属于什么水准?李敖认定,自由主义必然反传统,言论自由的获得好比“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些理解太简单、幼稚了。当然我也注意到,后来他也开始关注英美式民主政治思想,不过这些思想成分在他著述中太不成比例。有时我发现,李敖批评许多事情,其实并不是基于“自由”、人道等理念,而隐含着“胜者王侯败者贼”之类陈腐价值观。比如他经常揭短、挖苦国民党“丢了大陆”,隐含的大判断是“既然行、为什么还输?”惟独没有考虑历史的复杂性,更没能从古老民族“其命维新”的角度立论。看来,李敖的思想中有许多盲区。我们知道,历史领域有先知、有后知。储安平就是先知,因为他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预言是正确的:一个执政党对于社会的尊重程度不够,则这个社会的民主会由“多与少”变为“有与无”。相对于储安平,一般人是“事后诸葛亮”,是后知后觉。而李敖,至今“不知不觉”。只晓得以成败断是非,不懂“有亡国、有亡天下”(顾炎武语)之辨,他哪像“历史学出身”的人?许多时候他看问题的水平,接近一个不明事理的中学生。

李敖的思维方式确实像中学生,比如他最堪自豪的“反国民党”事业。“我的反国民党记录最完整”,“国民党有史以来从来没领教过像李敖这样高段的敌人”……这里夸夸其谈的地方我们不予理睬,单看李敖式的“反国民党”处于什么水准?谁都知道,中国当代语境中,讨论政治、思想问题很容易“不入于杨,则入于墨”。李敖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也曾明确表示要“不受政治的影响,而独力做研究”。可事实上他做到了吗?没有。因为他的思想框架基本是摩门教式的,他的思维方式、论证方式属于“冷战”、“准冷战”式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分法”、“非此即彼”:你看,在李敖的话语体系中,“国民党”一词具有绝对负面的价值,一切的人与事,只要沾染上它就摆脱不了秽气、邪气。他的许多政论文章也确实贯穿着一条逻辑红线:起点是“妖魔化”(姑用此词)国民党,——这种妖魔化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比如连孙中山也不放过);中介是“两分法”,即我们一度很熟悉的“分清敌我”——为此李敖不惜采用大陆文革当局查政治面貌、查社会关系的方法;落脚点呢,我们也不陌生,那就是“凡是”理论:“只要是弃国民党的,或者被国民党所弃的,都是我们的同志”;反之,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李敖许多政论文章都是这样构成的。比如你感到奇怪,问李敖为什么老骂钱穆、林语堂、徐复观、余英时这些人?我告诉你,原因简单,仅仅因为他们是“国民党学者”、“国民党同路人”、“国民党文化特务”和“国民党教授”。总之,在李敖看来,一个人只要跟“国民党”沾亲带故,这个人就万劫不复了:道德品行不必说,即使学术研究吧,对不起,也是“大言欺人”,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太绝对了吧?”你可能会疑惑。遗憾的是,类似的论断在他的文章中并不少见。这种论断、论证方式,说好听点叫“愤怒的青年”;说难听点,其实是大陆曾经流行的“大批判”。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大陆稍有头脑的人想起来就摇头。李敖却靠着这东西在台湾冲锋陷阵。怎么回事呢?李敖不是以殷海光先生的“门人”自居吗?如果按照上述“三段论”,怎么解释“大陆沦陷”前,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师选择了赴台(到了台湾以后思想仍在发展),而不是留在大陆迎接解放、拥抱光明?可见历史事实远比李敖的逻辑信念复杂。李敖式“三段论”的大前提,似乎难以遽然成立。(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大陆也出现了“愤怒的青年”。——比如,被称为“大陆李敖”的余杰,因为钱穆跟老蒋的交谊而撰文抨击钱穆先生。不是受了李敖的影响,余杰对钱穆莫名的恶感从何产生?又如,被人不公正地谥为“黑驹”的文学博士王彬彬,根据胡适政治上靠近国民党的事实,遽然断定“自由主义本身,内在地包含着通向专制、独裁之路”。┉┉让我们设想,如果这些批评家的“逻辑”能够成立,海峡对岸的同胞难免会“妖魔化”共产党,连带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妖魔化”大陆的知识分子,任你再优秀的学者、再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都难免被横加以“共产党学者”、“共产党教授”之名而遭抹杀。值得庆幸的是事情不是这样。相互丑化、相互抹黑的时代过去了,冷战、准冷战式的思维也该寿终正寝。)

其三、识时务而失大体,蔽于近而不知远。

李敖反“台独”的立场值得肯定。平心而论,这也只是一个炎黄子孙应有的立场。作为“思想家和先知”,人们难免对他产生更高的期待。不过如果那样,期待就会落空。据我有限的资讯和阅读,李敖的反对“台独”,除了认为大陆为台湾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空间”而外,更多时候是立足于“别无出路”。易言之,不是着眼于“台独”“理之不该”,而是立足于“事之不可”——“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理论而在于事实。事实上,有一个强大大陆政权的存在,台湾独立就没有可能。”他说得当然很对,对极了。但我们知道,“理之不该”与“事之不可”是两个问题,应该受到同样对待。“理”对于“事”而言,应该是更内在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仅仅“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就会丧失一些内在的东西,会多少减弱我们“反台独”的战斗力。李敖同意这一点吗?

我有个印象:李敖在向国民党争自由时,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这方面他像三十年代“左翼”文人);而在“反台独”时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没有论证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一致性,没有深入论证“反台独”与整个民族自由强盛的一致性。不知我这个印象对不对?如果对,希望他能够补上。1990年,李敖在“全美华人协会颁奖典礼”录音演讲中,曾引用富兰克林一句话——“哪里有自由,哪里便是我的祖国”,并加以修正、改为“哪里有祖国,我要使它变得自由”。我至今认为这一表述非常精辟。但好像他在说这话时,瞩目的仅仅是台湾,而没有旁及广阔的祖国大陆。李敖应明白,现在大陆已纠正了过去的愚蠢,不再把自由、民主、人权之类价值拱手让给“资本主义”,为民主自由和反“台独”事业而战的他,更无须为“坚守立场”而把自由之类价值拱手让给国民党。我们不能为了反对自己的“敌人”,而抱着“你东我西”、你警察我小偷的抬杠意识使气任性,一步步莫名其妙地弄拧了自己的立场,最后使自己陷入尴尬莫名的境地,对不对?客观地讲,这些年随着两岸交往的扩大,台湾人民对大陆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多有肯定,而大陆知识界对台湾政治民主化方面的尝试也非常关注。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多以对方的进步为自己的进步。李敖看清这一点了吗?如果看不清这一点,仅靠传统的“一统”信念支持自己其实容易陷于悲观。——“台湾对我并不那么全部,它太小了、太被污染了。当然大陆对我也决非‘长江美’、‘黄河壮’那一种虚幻。我能喜欢大陆多少,也至为可疑。”这种微妙的心态难免使他进退失据。

(二)

“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我们试图为李敖分析病因。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根据殷海光对社会学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解,“这种土里只合长出这样的菜”。李敖也意识到这点。他在《党外与混蛋》一文中承认:尽管对国民党采取批判、怀疑的态度,但这种怀疑和批判毕竟有其限度:“大家同局促在一个小岛上,相激相荡总是无法避免的,统治者的不能脱胎,被统治者就很难换骨”。“花对花,柳对柳,破扫把对箕帚”的谚语说明这个道理。有一次采访者问他:环境很难摆脱,或许你也接受了台湾酱缸环境的影响而不自觉?他答曰:“我觉得我自觉,我没有受台湾这个地区什么影响。如果有,我会自觉。”尽管如此,还是坦陈有时“无法用一种很宽阔的心胸来处理事情”。——“好比你碰到人,才能谈人话,碰到狗,只有先跟它打,打跑了再说”。

如果我理解的不错,则李敖这话不外乎讲,打狗也就难免使打狗者沾染上“狗性”(如果不是变成“狗”的话)。是这样吗?我们应该以狗咬狗、“以恶抗恶”吗?这是一个大问题。从历史来看,各民族都有由反对恶而产生的新恶。有时是更大的恶。基于对这一事实的深刻洞察,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深刻地指出:一方面,人应当具有“见恶”能力。为了战胜恶,必须先看到恶、揭露恶。对恶视而不见,会使人变得非常麻木;但另一方面,也应避免一种极端,就是只注意到恶,到处见到恶,夸大它的力量和诱惑。这不合乎道德的法则,也不合乎精神卫生学。其实也是对善、对光明没有信心的表现。“真正的精神卫生学在于不要陷于恶的世界,而要集中在神的世界,集中在光的幻觉上”,“不应使整个世界受恶魔控制,不应睁眼闭眼尽是恶魔”。因为恶对于人,不只通过它的否定,而且通过对它的夸大发生作用。走向善没有恶的途径,在恶的途径中胜利者是恶。恶魔庆祝胜利的时候,就是人们以恶的手段同它斗争的时候。所以,我们“对于恶应采取的不是恶的态度,而是豁达的态度,对恶魔也要采取绅士态度、友善态度”(《恶与赎》,转引自《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选择以狗咬狗、“以恶抗恶”,只能促使“人在精神上毁灭自己”。

我们说,自诩“智者”的李敖陷于不智。他由于对善、对光明没有足够的信心,而“睁眼闭眼尽是恶魔”,不仅使自己陷入认知上的误区,更不善于保护自己的精神不受毒害。他也是一个不幸者。——据影星胡茵梦回忆,在跟李敖的短暂婚姻中,对方的“多疑与防卫”、爱中搀杂的“恐惧与自保”给她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与李敖同居,除了深刻地感觉到他的自囚、封闭和不敢亲密之外,还有他的洁癖、苛求、神经过敏以及这些心态底端的恐惧与二元对立”:“虽然他认识的人不少,但深交的朋友几乎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多交一些朋友,他说他对人性抱持着悲观的态度,即使最亲近的人,也可能在背地里暗算他”。这是人性的悲剧。我们同情李敖,却不能不指出,“恶化”不是外界环境造成的必然,也应该“反求诸己”。他太不善于护持了。面对未必“漆黑一团”的环境,智慧如李敖者却要“予及汝偕亡”。发生了什么事?

除了认知方面的原因,李敖的自毁、自误跟其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生活方式、写作方式对于他既是一种无奈,又是一种主动,最终成为他自设的囚笼。为什么这样说?台湾的开放比大陆要早,但对李敖而言却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曾多次跟人表达过“不准出境”带来的沮丧:“其实我想离开这个岛走一走,也不过只是出去看看而已,一如顾亭林所说的有体国经野之心,然后可以登山临水……可是国民党连让我走一走都不肯”。我相信这是他真实的苦闷。可到了后来,苦闷居然得到化解,说法随之发生变化,由“他妈的”变成“无所谓”:你不让老子出去?老子还不想出去呢!有人问他:“老实说,你想不想出去看看?”他笑着反问:“你是说镀金?我不需要镀,因为我本身就是金。”┉┉我们看到,通过精神胜利和“破罐破摔”,一种后天的缺陷竟变成先天的超异。

李敖说自己生活如“老僧闭关”。他为这种生活寻找到几款“理论”。一是“卧游”说:以“不出门的秀才”自居,夸说“段数高”的人不受时空限制,可以间接从书本知识做研判和推断,也就是“不出户、知天下”——“譬如考古学家凭一块死马的骨头,就可以描述出一个天马行空的局面,不需要完全靠实际的接触”。我们承认“间接推断”和“想象力”的有效,但这种效验不是比较有限的吗?《庄子》为什么说“夏虫不可语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可见李敖把问题绝对化了。二是“独学”论和“独立思考”论:以“学问上的单干户”自居:“我活到今天,从自己困学得来的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我想我最可贵的一点就是,我对很多问题独立思考过,我独立思考的时间比别人多,因为我跟别人‘隔离’的时间比较多——除了坐牢以外,我不太跟别人来往,所以我用于思考的时间比别人多——这样会慢慢训练出我个人独立的看法。”这些话有是也有非,有对有不对。毕竟“独立思考”同“不跟别人来往”是两码事。李敖把二者混为一谈了。三是怕“糟蹋”时间而“厌闻人声”:这种说法最有道理。不过也应指出,李敖其实是口是心非的,他的个人生活未必真如“老僧闭关”。不过鉴于他所交往对象的性质,我们同意他事实上在“单干”。古人曰,“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我们借此弄懂了,他为什么坐井自大、许多时候不知深浅。

环境因素与主观因素孰轻孰重?我认为对李敖而言,后者更为要紧。不管我们对他如何褒贬,都无改“台湾出了个李敖”的事实。是台湾而不是其他地方养育了他。基于这一事实,我以为更全面、正确的说法是:台湾养育了李敖,李敖限制了自己。李敖可能会连连摇头,向世人作“血泪控诉”:从在台湾出书以来,在他名下被禁的书达九十六种之多,“国民党箝制言论自由,有如此破世界记录的成绩,真令中外侧目”。这诚然是事实,但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却有些踌躇。何况事实还有其他的侧面、方面,诸如:有严格的管制措施而仍有出版、言论的空间,如“出版法规定作者可以自己出书,并且不需经过书店登记”(每月一本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就是这样出笼的);不管因为当局的“无知”还是“宽大”,反正,类似三十年代那种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客观上得到延续;虽有限制而仍比大陆早得多的对外开放政策、留学生派遣制度(余英时、林毓生那些人因此脱颖而出);胡适、殷海光、徐复观等大师的积极发挥影响,以及朝野双方、社会各界协同推动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凡此等等,都是李敖和李敖样人物产生的现实土壤。李敖先生可以不认帐,身处大陆的我们却不能不有所领会。

李敖确乎不认帐。他不同意那种看法,说自己客观上是“国民党民主橱窗内的模特儿”。多年来,围绕“李敖为什么能够存在”,他至少为读者提供了四种版本的“解读”:一是“聪明人说了算”说——“聪明人对我,只是十分讨厌,似乎尚未百分仇恨……”。这是他早期的解释,后来逐渐不提了。二是“知名度帮助”说——“李敖够能‘苟存性命于乱世’,也正因为早已‘闻达于诸侯’的缘故。这一知名度,对我的安全的确帮助不少。”这一解释有一定道理,不过人们总觉得,能够“投鼠忌器”的暴政,似乎到底“暴”得有限。李敖以为呢?三是“国民党糊涂”说——“国民党也有糊涂的一面,……从来不重视思想人物的厉害”,“国民党是顽固如驴的党,从来迷信枪杆,不怕笔杆,他们从来不知道笔杆的厉害”。果真如此吗?果真如此,怎么解释《自由中国》的被封,以及李敖本人“九十六种”著作的被禁?四是“李敖不要命”说——“李敖今天的一点点言论自由,绝非国民党宽大的结果,而是李敖不要命的结果。你总不能把一个人的不要命,说成是言论自由吧?”并说,国民党的本领不过是关人,可是,“有了李敖修理土城看守所的经验,恐怕台湾任何监狱都不敢关我了。”——这一种解释,最能体现“李敖精神”,可谓最能解释“李敖现象”的权威说法。

我钦佩真的勇士,也不敢抹杀“拼命三郎”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但阅历告诉我,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拼”就灵,言论自由的获得更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它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是的,自由从来不是统治者的恩赐,自由的实现要靠争取自由者争取。但,争取自由与终于争得毕竟是两码事,个别人物获得发言机会同社会言路空间的普遍拓宽不同性质。我不相信李敖的解释,对于他拼命夸大自己的“拼命”,尤其把自己骂国民党同“犹太人反对希特勒”相提并论,我总觉得不伦不类。除非希特勒不是希特勒、“古拉格”也不是“古拉格”,要不,我根本不能相信李敖编造的鬼话,什么东方“古拉格”不敢关押他一个政论作家!李敖,你在发昏。——要不,你把风车当作假想的敌人,让全世界知道你在浴血奋战;要不,你像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孩,以为争取民主、自由像在父母怀里撒娇那么容易。我总觉得,李敖能够放言高论,因为他面对的不过是“气数将尽”、“日薄西山的老人政权”罢了。——这样的政权虽然有时不知深浅,毕竟难以使人感到畏惧。——如果真是秦始皇、希特勒般的暴政,如果真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斧钺悬挂头顶,谅你怎么的“不要命”、怎么的“声名闻达于诸侯”,又会怎么样?又能怎么样?在那种情况下——容我套用一句难听的上海话,——“侬是一只卵!”

我说台湾养育了李敖,李敖不这样看。“台湾真是一个怪地方”,他怨天尤人地说,有的人跟台湾扯在一起,占尽便宜,有的人跟台湾扯在一起,吃尽大亏。他说自己属于后者:“四十年来,讲受的罪,世无其匹;讲坐的牢,古今罕见;讲个人的苦心焦思、辛勤努力,不比任何同类的人少”,却“因为身处台湾,跟台湾扯在一起,一切都埋没了、或不成比例的浪费了”。这些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都觉得是“讨了便宜还卖乖”。

(三)

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这话对李敖也适用。他所“吃”的东西是什么?中国传统。虽然他很多时候迷迷瞪瞪,对此缺少清醒意识。

我不否认,李敖从尼采、卡莱尔那里吸取了某些精神养分。不过作为整体的人格模式,应该说他继承的是中国固有的“狂狷传统”。李敖也认可这一点:“任性是我的特色。我们中国历来喜欢叫人温柔敦厚,所以乡愿特别多,狂狷之士太少,我是台湾的一个狂狷”。一方面,“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另一方面,哪里有高压,哪里就有反弹,狂狷身上正体现了反弹意识。一部二十五史中,狂狷人物的谱系连贯而完整。《独白下的传统》一书对此有所交代。能否认为,《传统》中多数文章是李敖为自己“寻根”、“招魂”?

有人说,狂狷体现出“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对此我可不敢苟同。“高贵”为什么高贵?还不是取决于一定参照系统?就是说,“高贵”是有条件的。一种语义环境、社会背景下的价值换了环境、背景,原有的价值往往难以保持。所谓“橘生南成枳”,所谓“自从李杜吟诗后,忧君爱国成游戏”,透露的就是这个信息。深入的分析,传统狂狷人格对于专制主义、尚同思想既是一种反动,同时也是一种补偿、补充乃至有效缓冲。应该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花对花,柳对柳,破扫把对箕帚”的俗谚,以及“统治者的不能脱胎,被统治者就很难换骨”的道理在这里也管用。可以前我们对这个道理似乎思之不深。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众多启蒙者为颠覆儒家“礼法文化”,极力推崇、表彰据说是礼法文化天敌的“狂狷”传统。在许多人眼里,儒家文化是“专制主义”,老庄思想是本土的个性主义。今天来看,这难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们要问:莫非历史上的儒家没有、或不支持狂狷传统?比如,难道不是别人、正是孔子本人最早激烈地抨击“乡愿”?还有,我们长期以来表彰、弘扬的老庄、韩墨之类,究竟有多少东西真正合乎我们的需要?比如从老庄传统中,我们能够“转换”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人格吗?从狂狷人格,是否能够转换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们是否单相思、表错情,“多情反被无情恼”?……应当正视、重新研究这些。我个人的观点:正像儒家文化不等于“人本主义”,老庄等思想也不等于“自由主义”。盲目、简单化认同老庄们对孔子的批评,无异重新排练“盗跖斥孔丘”。那是一种时间的错位、能指的游戏。无论“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都是在旧的传统、旧的历史的中转圈。

李敖的人格模式似新实旧,他的精神、道德、文章也是如此。甚至其“全盘西化”论也不是什么“西方式”的,而是中国式的东西,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惰性、盲目性和破坏性。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知人论世”,对二十世纪吾国文化、道德、乃至政治的状况获得一种总体清醒。  先说精神失重。

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自由与失重同在、解放与撒野共舞的世纪。可能失重与撒野的成分要更重一些。精神断顿,青黄不接。许多人失去安身立命的根基而无所适从。在这样的精神状况下,为了发扬蹈厉,人们倒向实用主义、物质主义;为了有所凭借,人们膨胀自我、靠拢“心学”。于是各式各样“心学”的发扬,成为人们就地取材的体现。据贺麟先生观察,陆王学术的发扬成为近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分析其原因,“大约由于:(一)陆、王注重自我意识,于个人自觉、民族自觉的新时代,较为契合。因为过去五十年,是反对传统权威的时代,提出自我意识,内心直觉,于反抗权威、解脱束缚,或较有帮助,(二)处于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无旧传统可以遵循,无外来标准可资模拟。只有凡事自问良知,求内心之所安,提挈自己的精神,以应付瞬息万变的环境。”(《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18页)。我们尤其不能忘了西学东渐的背景。在此大背景下,心学作为传统思想“在野派”,容易得到西化论者、启蒙论者的青睐,被后者援为自己的同盟军。此前处于“在朝”地位的程朱学术运交华盖也就顺理成章。不过,贺麟只看到历史“横”的一面。

我想有所补充。从纵的历史发展来说,心学走红也是中国思想的“因果报应”。还在一百五十年前,针对那时“考证汉学”对于程朱理学(宋学)的攻击,杰出的桐城派思想家方东树痛切陈辞:“人情好高而就易”,一旦汉学盛极一时,必将出现一种大反动,那将是陆王思想的风起云涌——“使其人稍有所悟而反乎己,则必翻然厌之矣。翻然厌之,则必于陆王是归矣”(《辨道论》)。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先生注意到某种普遍事实,提出“方东树的预言似乎要实现”(胡适跟贺麟“英雄所见略同”)。我们据此得出的结论是:“陆王”的走红既是巨大外力作用下出现的,也是清代以来学术思想争论(所谓“汉宋之争”)水到渠成的演绎。不过这样讲,仅是描述一种事实,不意味着我们无保留地肯定它,更不意味着我们要提升“历史必然性”的神话。历史不是神话,神话也不是宿命。历史,不过是历史人物选择、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这一过程有经验,也有教训。历史人物当然应该同时为光荣和“失误”负责。就说陆王心学的近代兴盛吧,它固然切合了时代精神的需要,也取决于特定历史人物的认识水准。好比当病人痛楚难捱时,注射吗啡并不是唯一途径。即使需要,大剂量服用吗啡也很有害。我的意思是说,狂狷意识以及作为它的援奥的老庄思想、陆王学术等也是如此。我们承认它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也要认识它的副作用及历史后遗症,诸如:战术上的启蒙主义、战略上的虚无主义,表面上的无政府“解放”、实际上离“自由”、“民主”越来越远……。对此迷迷瞪瞪、乃至故步自封,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次说道德,它跟文化、精神有密切关系。

二十世纪,不仅学术界还是普通民众当中,“道学”、“程朱理学”名声都不好听。这一现象固然有复杂的历史成因,也应该认识到它是我们既有精神、道德资源被掏空的体现。“程朱理学”成为过街老鼠,我们并没有迎来新的“戈多”,而是陷入空前的虚无狂欢。取而代之的是全社会的“物化”、“矮化”、“痞子化”过程。当然,有人会提出,“物化”、“矮化”、“痞子化”之类既是精神断顿、神意饥渴的结果,其实也是造成它的原因?我想这需要深入研究。不过我再也不敢对“历史的进步”盲目乐观了。对于我们民族的精英分子也不敢盲目推崇。我发现,许多我所看重的启蒙论者、精英分子对于“程朱理学”有一种无端仇视,有时是一种莫名的恶感。这种不仅存在于民众中、也存在于知识界精英中的“集体无意识”,是否也有“错把杭州作汴州”的成分呢?我认为,这一“集体无意识”的成因即使千头万绪,形而下的个人心理、个人动机绝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方东树当年指出,汉学家攻击理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我不以为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今天的人学问赶不上汉学家,但在仇视“程朱”方面倒是惟恐落后,这很耐人寻味。为什么这样呢?有形而上的考虑,有形而下的动机。大多数人应该是后者。李敖属于什么情况?自称“万世生表”、“一代大儒”的李敖,能说自己一直生活在“形而上”的天空?我才不信。前面已讲过,李敖由于对善、对光明没有信心,而“睁眼闭眼尽是恶魔”,最后使自己为“恶”的意识所吞没。可悲的是,“恶化”了的他无怨无悔,完全一幅“当个小人真自在”的嘴脸。比如,他说自己比恶人还恶,台湾的恶人都怕他。同时称赞历史上著名的“长乐老”冯道为“快乐的聪明人”(“冯道”在中国语境中已然成为隐喻)。他欣赏历史人物管仲、寇准和文天祥,着眼点在这些人“不注意小节,而却能对国家有大贡献”。┉┉怎么评说呢?如果我说中国文化讲求“王霸之辨”,他大概会冷笑一声,斥为“不通历史的书生之见”。如果我引用一代大儒顾炎武的名言,说“耻之于人大矣!”、士大夫应该“行己有耻”与“博学于文”并重,他也可能嗤之以鼻。那么,容我引用殷海光一段话在这里。1969年,殷先生在他去世之前二十六天完成的《海光文选·自叙》中说:“……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写了《我的殷海光》一文的李敖,能领会殷海光的用心、思想吗?

最后说学术,它也能够透露出李敖的“似新实旧”。

无论同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比,还是同吾国清代极一时之盛的“汉学”相比,二十世纪中国学术都具有今文、准今文的痕迹。这一特征,除了体现为选题上的“致用”意识,论证上的喜作翻案文章而外,还体现在语言风格上,那就是长于情感煽动而非缜密分析。套用现成的话语,如果说清代学术是由“尊德性”转变为“道问学”,可否说二十世纪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双重失落?这当然就“学术”的严格要求而言。就严格意义而言,我同意余英时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诊断,即中国思想具有“反智论”的特征。我认为这一特征“今文”比“古文”更为鲜明。在李敖身上比在李敖的“敌人”身上体现得更鲜明。李敖推崇经世致用、主张“儿戏学问”,号召“在知识上起义”、做“知识上的陈胜、吴广”,完全一幅“文化盗跖”的模样。“道问学”在他那里怎样失落的呢?他把读者对象“大都拟定为高中程度的读者”,对读者的基本态度、方式是挑逗和煽情。“我的目的就是要影响群众。”他说,“在这种‘唤起民众’的大目标下,我们必须放弃学院派的枯燥论文,放弃书呆子的愚笨面孔,放弃一本正经的不通文字,转而走向‘挑逗大众’的路线”。怎样“挑逗”呢?“要影响一个人,必须从情绪开始,情绪的力量有时候比知识更大。”有人质问他,你为什么不把文章中情绪化的语言抽掉?他的回答倒爽快:“抽掉以后没人看了!”——这样一个李敖,他的读者倒比他钱穆、殷海光、甚至胡适那些人还要多,说明什么?“这种土里只合长出这样的菜”。非理性,轻视学术,瞧不起逻辑,依旧是我们民族心理的痼疾。

就此而言,李敖之“土壤”岂独在台湾?这才是真正让我们忧心的地方。

(四)

“观其行”,则李敖式“全盘西化”也是一种盲目。

李敖不同于胡适、陈序经。无缘领会欧风美雨的他跟殷海光也不能相比。他无缘成为“西化”之人。《独白下的传统》引用一段“海外学人”捧场的话:“……至于攻击传统文化的知识之士当中,倒有不少来自中国内地,足迹从未到过‘西洋’,对于中国文史典章之通晓远在他们那点点‘西学’之上。主张‘打倒孔家店’的四川吴虞便是一个典型。台北的李敖,主张‘全盘西化’,那么坚决,那么彻底,然而他也从未出过洋,他对西方任何一国的语文未必娴熟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经卓然成家。更基本的,他那种指责当道(包括学术界的当道),横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这是一篇得到李敖“鼓掌再鼓掌”的文章。可见他不介意把自己跟吴虞相提并论。在另外的地方,他也老老实实供认:“我并没有读遍西方经典,而且读得并不多……”,同时标榜自己是“今之古人”:“我是个真正了解传统的人,中国的线装书我几乎读遍了”。

“读遍”云云当不得真。不过更“土”而非“洋”,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五四”是全盘否定传统、主张全盘西化。李敖也持这一看法,在此基础上提出用不着谈“超越”、我们今天能够五四已经不错。真是这样吗?据王元化先生的考察,五四反传统精神用不着讨论,问题在于传统的内涵是什么以及从什么角度反?“我认为五四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问题,而主要的是反儒家的‘吃人礼教’。……五四启蒙者对儒家以外的诸子如墨子、老庄、商鞅以至魏晋时代的人物和后来的李贽等都采取了肯定的态度”;比如,“吴虞这位在当时被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照理说应是一位全盘反传统的闯将,但是读了他的《文录》,我感到他虽然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思潮,但他的反孔非儒并没有多少新思想,其格局甚至不脱我国早期思想史上的传统与反传统,魏晋以来的儒道之争,以及宋明以来的天理人欲之争,他在行文中也确实屡屡援引老庄、列子、墨子、文子、商鞅、王充、阮籍、嵇康、孔融、李贽等人的话,作为抨击儒家纲常名教的武器”(《传统与反传统》)。这里对吴虞的评价,我以为可以用来说明李敖。据我翻查,李敖确实称引了一些外国作家和著作,主要有:《新旧约全书》、《伊索寓言》、《富兰克林自传》、《瓦尔登湖》、《性心理学》、《花花公子》,罗素、卡莱尔、罗勃特·佛洛斯特、屠格涅夫、霍桑、柯斯勒、狄士累利、威尔·罗吉斯、柯林伍德、杜鲁门、巴顿……等,他援引的“国故”、“线装书”则更多,往往是连篇累牍。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借鉴,那么后者则更加内在于他。随举数例:称引孔融、“能为青白眼”的阮籍;讴歌“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表彰荀子、王充,惋惜“两千年来,由于独尊孔孟的关系,荀子的高明思想,一直被忽略、冷落了”。┉┉联系起来,我们能够看清李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确实是一个“今之古人”,他的“西化”云云也是贴有洋文标签的“古为今用”。“西化”者,中国传统思想“同室操戈”罢了。

我无意于全面比较李敖和吴虞两个人,只想揭露一个容易为人忽略的事实,指出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标签重要、标签下面的实际货色更重要。

李敖对中国传统的取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似有偏差。不是说批评传统的做法不可取,而是说,李敖、吴虞式“反传统”太老调,内底里是以中国传统之矛、攻中国传统之盾;不是说五四启蒙精神过时了,而是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之后,我们更应该继承五四基本精神,而不是无条件接受它的某些结论。具体说来,我认为,五四以来的东西有两样我们再也不能“克隆”了:一是基本思路上,以为要建设民主政治必须跟本民族文化认同(不是政治传统)实行决裂。近百年中国发展的史实表明,“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两种理念完全能够并行不悖、相互支持。比如1949年以前,自由主义旗手胡适和国学大师陈寅恪同机南下;以及后来台湾,病床上的殷海光同徐复观终于握手言欢。这是两个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镜头。至于乌托邦式反传统的不智,也为晚年的殷海光所明白确认。1968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如不无谓的幼稚的破坏原有的制度,符号系统,价值观念,即信仰网络,则identity[认同]保住了。如果identity保住了,则不致引起旧势力的强烈抵抗。这样以来,近代中国可望孕育出一种类似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内新运动’。如果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有这样一种运动,那末就不致出现目前的文化旷野和废墟加垃圾堆乘小丑了。”(《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二是,对“传统”的分析、取舍上,排练“盗跖斥孔丘”之类闹剧。“吃人礼教”无疑应该批判,但是理性的批判拒绝饮鸩止渴。如果我们不再把儒家与“专制主义”划等号,并对一切“前门打狼、后门进虎”,“支持王八打乌龟”的做法保持戒心,我们理当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拿来”更先进的思想武器而非迷醉于代用品。负责任意味着理性。“五四启蒙者对儒家以外的诸子如墨子、老庄、商鞅以至魏晋时代的人物和后来的李贽等都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今天来看这些对历史的重估本身需要重估。我们要问:商鞅是什么东西?黄老之术难道同专制主义没有联系?难道我们不该“对墨子学说所反映的小生产的狭隘性及某种专制倾向与尚同思想做出应有的批判”(王元化语)?……一个粗浅的道理是,在“告别中世纪”的呼声下,“打倒孔家店”既可能出自西化立场、西化阵营,也可能发自传统内部黄老之术、申韩思想等。而后者往往使“中世纪”更加永久长存。从几十年历史发展的轨迹看,我们似应老实承认:对“孔孟之道”的批评虽然有时发自“西化”阵营,而更经常、更迅猛、更奏效的批判往往不是来自“西化”分子,而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政治内部。试问:“批林批孔”中,法家思想被凌驾于马克思主义之上,那时“西化”派和“自由化分子”在哪里?“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这里的逻辑因果清清楚楚。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许多自由主义“叶公”仍旧懵懂懵懂。

李敖说他是战士,很好。那么,“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五)

可否说,“自大”也是一门生意经?

“生意”有广狭两层含义。许多人把自己的一生当生意来经营,更多的人把生意跟商业联系在一起。前者为存在主义者,后者是实用主义变种。在我看来,李敖的“生意”兼有两个方面内容。我们不能忘,他是文化人,却不是单纯书生,而是一个文化生意人。他所从事的是写作,更是“文化产业”。从而“李敖式自大”也就不单是性格现象,更属于“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范畴。

自大是李敖的民生。六十年代初,他跟朋友信上怅然写道:“无所谓失不失业,盖我有生以来,还没找到过任何一个正式的职业……今后之路,亦极茫茫,台湾似乎已无敢用我的公私机构,我打算完全靠写书过活。”中间虽有“改行卖牛肉面”的插曲,但也只是插曲。作为靠写书过活的人,他自然得考虑读者、考虑“卖相”。谁知在此基础上,他的价值观也逐渐成型、巩固。比如他推崇胡适,着眼于胡的“‘卖相’、‘卖幅’都不错”;批评政治人物尤清“不会挤”,说“这点很重要,除非你不干这行。就像电影明星,哪一个不争排名?你不争的话,观众自然把你排到后面去了。”——即使坐监狱,他都要抓机会赚一笔。据说他客厅里的钢琴,是第一次坐牢时,给其他牢犯写状子赚钱为女儿买的。自大对于这样一个人,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商业行径、包装手段。

第一、剑出偏锋,以骂国民党为“营生”。

李敖早就立意,过一种“哗众取宠,而又不惹麻烦”的生活。于是,骂国民党成为他“哗众取宠”的首选业务。他可不是“愣头青”。他清醒地估量了对手,认定“国民党真气数尽矣”、“国民党既老且去,已在意中,一切指日可待”。这使他增添了胜利的信心。身处大陆的人我们有时难以理解,他甚至起过英雄难觅对手的荒诞念头——“我们的敌人太不‘司麦脱’(smart)了。他们如果是如日中天的希特勒,斗起来倒也起劲,但他们又不是,他们只是日薄西山的老人政权而已。跟他们斗,斗得爱困无比、窝囊无比、哭笑不得无比。”你会否觉得他“欺人太甚”?当然,麻烦不会绝对没有,关键要看它值不值。结果表明很值:“我很会赚钱,我不是书呆子。‘千秋评论’被查禁前,可卖万多本,我每个月卖书便可赚钱,本来我也可以每个月赚二十万,收入和王锡爵差不多。你看,骂国民党的生计也不错啊!”

第二、亮出旗号,实行品牌战略。

李敖迷恋自己的姓名,像水仙花迷恋自己的倒影。他坦白过其中的奥妙。“一个人要取得发言权,就必须制造一个为群众所注意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你所说的商业气息。你讲话他不看,我讲话他看了,为什么看?注意我的动态,他要注意我说些什么。哦,说李敖身上有三颗痣。他看了这句话以后,底下可能看到真的话了。”于是我们明白,为什么他热衷于张榜自己的姓名,为什么众多著作归属于“李敖千秋评论”和“李敖万岁评论”等系列,为什么别人主持的《自由时代系列》要打“李敖总监”的字样。我们明白了,“李敖”是一个人,更是个作坊、一个品牌。“李敖”的实际含义是“李敖造”。李敖完全可以成为大陆书商的教父。

第三、王婆卖瓜,包装反比货色好。

以我有限的接触,李敖的书无论盗版还是正版,书的封皮、扉页、封底几乎无一例外印有广告。说实在的,许多广告词很受看,像现在电视上的广告片,往往比节目本身还好看。你可以拒绝购买,但那些广告词总能给你留下印象。据李敖前妻胡茵梦回忆,她买《独白下的传统》最先也是为封底的题词所吸引——“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这一行字看得人百感交集,有伤感,有希望,也有怀疑;伤感为作者的过去,希望是看到作者的未来,怀疑却是怕被出版社和自称‘最高明的宣传家’的宣传术所愚弄。”……随手拈来的一个例子,说明李敖为什么能够成功。说实在的,没有广告哪有李敖的成名?

第四、实施“美人计”,赔了夫人又折兵。

李敖早期反对过“媚世”性的写作。可到后来一步步“尽量通俗,降低读者对象”。他的借口是“游戏文章”也能“载道”。如何“载道”?起初他倾向“美人计”说:“裸女是战斗中第一流的武器”,把性问题性字眼性观念带进文章,消极的目的固然在打破禁忌、从“性自由”入手,但在积极的目的上,却是佛门中的以“淫女”诱人,引起趣味然“后令入佛智”。后来的说法更摩登,变为语言表达应与文章主题一致:“自由民主的气质是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的,青年会总干事式的……”,文章语言风格理应同样。我不太看重这类“解释”。联系李敖对“书呆子”出版家刘福增毫不客气的批评——“他搞文化出版,在水准上要求很高,结果‘负责人’变成‘负债人’,怪可怜的。毛病都出在书呆子不知群众心理的缘故”——我们干嘛不挑明:“美人计”首先出于“拉客”的考虑?李敖在另一处讲,“妓女不能靠有性欲才能接客,我不能靠有灵感才能写作”,可见美人之意在于“卖”,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何况以“载道”为标准,李敖当然是失败者。有人问:“就我们所知,那些高中生读你的书,不太可能明了你经世济民的苦心,他们只会吸收你的偏激与情绪。”回答:“是的,所以我是个失败者,和孔子一样。”看来“美人计”、煽情等在商业方面是成功的,在“载道”上却可怜无补费精神。借用扬雄评论汉大赋的话,叫“劝百而讽一”。是否得不偿失呢?1988年,李敖曾引用马特勒(N.M.Butler)的话——“当一名绅士的难处在于,你不被允许粗暴的主张自己的权利”,借以说明在英美式民主政治下,不论议会论政也好、抗议游行也罢,都不时兴粗暴,“政治立场尽管坚定,但表达这种立场,却‘其争也君子’”。李敖自己做到了吗?显然没有。“财政学上有一条定律,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但这条定律在文化界或杂志界却不适用。”其实何须羞羞答答呢?“商业气息并不代表罪恶。我只是觉得在中国太缺乏一种大言不惭,自负自傲的气魄,每个人都在温柔敦厚的教诲里造就成一副同样谦卑的面目,所以我要故意这样写。”好了,我们进一步弄清了李敖为什么“自大”:“商业”也,“故意”也。

最后,我们要不要指出,李敖是一个十足的“小男人”?虽然他往自己脸上贴金,说自己是“大丈夫”,说自己对很多事的处理,都表现出“大丈夫性格”,但只是精神胜利、自欺欺人罢了。“大中华、小爱情”,“宁愿小气,不愿厚颜”等,最能暴露他的精神隐秘。我们要不要进而指出,以“战士”自命的李敖其实只是“小顽童”、“小男子汉”?——诸如,以蛮横为有力、以撒野为自由、以抬杠为真理……青春期的男孩,谁不用这种姿态宣布“我已成人”?……不过,打住吧。君子应该待人以厚。

概括一下李敖给我的印象,这就是小、小、还是小。这是历史活动家的李敖。三百多年前,一代大儒顾炎武严正提出,一个民族的精英分子应“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并重,因为“耻之于人大矣!”,“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三百多年后,自吹“一代大儒”的岛民李敖反弹琵琶,歌颂“‘小’之为用大矣!”,辩称“政治人物不能以有耻无耻做唯一相绳标准”。作家李敖是否以“政治人物”自期?换句话说,浑身浸润了“小”之因子的李敖,有朝一日会成为大政治家吗?我不知道。那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

2000年6月16日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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