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全台湾至少有一万个人在用力写诗的回应

Share on Google+

各位诗友好﹗看了你们的讨论感到受益匪浅。

诗歌在中华文化中至少存在有两千多年了吧﹗人们为什么要写诗﹖我看起初起于民间歌谣,正如现代的“卡拉OK”一样,众人都可以传唱。后来,诗歌渐渐偕音乐得以光大,而“中国的音乐起源于娱神,是先民巫文化的主角,至殷周时就有完整的《乐记》,音乐理论系统而完整,”诗歌也得以用文字记录下来,如﹕<诗经>。

到了汉魏晋与盛唐时代,诗歌便逐渐“格律化”,由风﹑雅﹑颂而离骚,再变为西汉五言,三变为歌行杂体,四变为沈宋律诗。内涵也由“言情”到“言志”,甚至在中国传统文化参玄悟道,天人合一的教化下成为“论诗如论禅”的悟道途径。诗歌,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又有了“正”﹑“邪”之分。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先生等首倡新诗,即白话诗,自由体。但“新月派”又主张新诗的“格律化”,作过一些尝试和探索,其成败是有目共睹的。

在中国大陆的毛泽东时代,由于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他还1965年致陈毅的信中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这是继他指定文艺要无条件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后,又武断地否定了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新诗,封闭式地切断了新诗借助白话和世界资源以求得探索发展的道路。所以当时的中国诗坛上除了大量的民歌体的,诸如<红旗歌谣>之类的伟大的空话外,剩下的也只有贺敬之﹑郭小川几个寥寥可数的承颜顺旨派。

大陆“改革开放”后,在官方的“宽容”下有了“朦胧诗派”。后来,在经济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中诗歌已无高雅、庸俗之分,一切都成为商品。唯一的例外是一群寂寞的追寻者——中国的地下文学。

关于大陆的“现代诗”,诗友陈墨在他的<对话——旅湘笔记>中有一段描述﹕

“1988﹑5﹑26长沙

午始抵长沙。蔡君接站,食宿均已安排好。稍事休息,与蔡君逛街。

见一处排长队,买油炸臭豆腐也。欲尝,遂排于队尾。觉无聊,留蔡君排队,我往前逛。见一“诗书店”,大奇。店中全售诗:各种诗刊、诗报、诗集,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留连良久,急归以召蔡君。时蔡君尚在队之中,言可在“诗店”候他。复返,翻读种种怪诗。我曾组诗社,自是爱诗之人;又曾编《中国新诗大概选》,自然也收集了不少现代派诗。其中偏爱戴望舒而不喜李金发,因李诗读不懂。读过一些介绍法国象征主义的理论、评论文章后,亦似懂非懂,过后终于不知所云。而现在这些后现代主义诗,则更莫明其妙。虽然不懂,但仍有兴趣。蔡君来,捧一大塑料袋臭豆腐,嘴中尚在咀嚼。见诗后,亦兴奋,遂各买怪诗若干而返。

晚饭后,与蔡君躺床上、啖臭豆腐,喝酽茶、抽劲烟、瞎争论至深夜。

Y:这些诗人好象把这世界看成一只破得不能再破的破鞋,或者一个梅毒三期的娼妇,——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因而对那些“企图治疗者”骂为“愚蠢的怜香惜玉意淫狂”,对那些“企图还要与其性交者”,骂为“精明的被虐自杀狂”;而欣赏自我的“懒”、“散”、“无聊与狼狈”、“无奈的亢奋”,当然也骂自己,骂自己还未完全烂透。好象世上一切都毫无意义,根本不能理喻,也无须理喻,包括他们的文字。难道上帝死后,人类必将面临万劫不复之灾么?

¥:钟嵘《诗品》说:“穷贱易安,幽居靡闷”。中国古人大约都把诗当作一种生活的奢侈品。诗是人类发明的精神慰藉,就如同人类发明了烟酒茶一样。阿尔温托夫勒说:“从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只有短短的三十年了。亿万心理正常的普通人都将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同未来的沖突。要适应那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无穷无尽的变化的要求,是一件越来越痛苦、越来越令人烦恼不安的事情。显然,对很多人来说,未来是来得太快了。”尤其是那些敏感的年轻人,当面对“第三次浪潮”。提前来临后,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出现的“思想的大崩溃”、“群体人格的大失落”、“传统道德的大解体”、“生存的大挑战”使他们不能不首先感受到这剧烈的“未来的震荡”。作为一种生活的奢侈品的诗,已不足以慰藉他们,他们需要制造一种强刺激的兴奋剂,来麻醉自己。若用罗丹的雕塑来作比喻的话,唯美主义诗是《思》,现代主义诗是《思想者》,而后现代主义诗则是《青铜时代》——一个受伤的惊悸的青年(原题《失败者》)。

Y:所以现代青年喜欢把自己比喻成一匹孤独的、受伤的狼。

¥:他们当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孤独。不过从他们惶恐不安的眼神里和梦呓般的语言里,却庄严地警告着世人:别活得太惬意,也别活得太累。因为他们至少知道一点,当今人类全是被物欲镣住手足的一群“文明”的《加莱义民》!

Y,虚无之外,还有迷惘、绝望、焦虑、没意思、反道德、无深度、熵增加、丧失自我、礼崩乐坏、垮掉的一代、中心解构、游戏原则。过把瘾就死、现在世界上谁怕谁?这是思想统治崩溃后的必然果实,它的意义仅在于对伪道学的反动。

¥:所以,我们应当努力作一个圣徒中的流氓和流氓中的圣徒,圣徒和流氓都不相容的孤独者。”

我个人的体会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我之所以写诗,故然有美的追求,但更根本的还是内心心理本能的冲动,一种内心情绪的宣泄方式。后来渐渐养成习惯,即使因写诗不但不能发表,反而因此而遭批斗也不悔改。我自以为,在那个物资生活罕见的贫乏,精神生活的极度空虚的年代里,写诗是一种最佳的自我安慰方式,是一种寻求找回自我求得内心平衡的途径。

这个世界太寂寞,如果没有文学,那就更加荒凉。而在今天,诗歌成为“卡拉OK”一样,众人都可以传唱,可以自由书写,实在是一种好现象。因为天上的星星是没有一颗完全相同的,那才是灿烂的艺术景观。

哪一颗最亮﹖有那么重要么﹖

2003·3·29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阅读次数:1,175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