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谈《李鹏六四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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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七月五日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的前夕,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英文版名为《国家的囚徒》)出版,一年过后,《李鹏六四日记》现身,两本书以不同角度揭露了六四事件的始末。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的严家祺,也在《李鹏六四日记》中被点名,严家祺认为,两部作品在四个关键问题的事实描述上大体相同,但在天安门广场的镇压上,李鹏做了极大的掩盖,李鹏日记也充分暴露出李鹏一开始就要利用“学潮”搞垮赵紫阳的用心。

严家祺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前所长,一九八九年六四后被中共列为“知识分子的头号通缉犯”,与妻子流亡海外,曾任总部设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主席、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现居美国,着有《首脑论》、《霸权论》、《普遍进化论》等著作。

严家祺日前就《改革历程》与《李鹏六四日记》两部作品的内容接受明镜网专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明镜记者:您如何评价《李鹏六四日记》?

严家祺:李鹏日记有“黑体字”与“非黑体字”两部分,“非黑体字”占了大部分。李鹏日记说,“黑体字”是当时记的,“非黑体字”是后来写的。“非黑体字部分”有许多内容引自港台和海外出版物,有些引证是“流亡人士”的“回忆录”,李鹏日记四月十九日说,王丹的“七条要求”有“各种版本”,这说明李鹏日记的作者是在一九八九年后看了“各种版本”后写的。我认为“学运”从总体上说是“自发而不受学生以外力量操纵的运动”,个别没有参与广场活动的人的“回忆录”为了说明自己对“学运”的影响,变成了李鹏日记编者证明“学运受操纵”的“根据”。李鹏日记的“非黑体字部分”是后来写的,五月二十七日的李鹏日记的“四条线索”是编造的,竟然把索罗斯作为一条“线索”,与赵紫阳、鲍彤联系起来。李鹏在五月二十七日日记中把香港记者张洁凤也作为“线索”,不知道李鹏是怎样在五月二十七日就注意到香港记者张洁凤的。李鹏日记不加核实就照抄下来,目的是为了证明“学运受操纵”。从李鹏日记大量引用港台和海外出版物来看,有理由怀疑占李鹏日记大部分的“非黑体字部分”是后来为了出版刻意加上去和编写的。至于是不是李鹏本人编写的,还是别人编写的,现在还不知道。

明镜记者:《李鹏六四日记》与《改革历程》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描述,是否有不同之处呢?

严家祺:在六四前的四个关键问题上,李鹏日记的“黑体字”部分与赵紫阳回忆录的叙述,事实大体相同,但没有提到一九八九年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和戒严部队总指挥杨白冰,陈希同、杨白冰在当时起了很坏的作用。如果“黑体字”部分是李鹏当时记录,那么,陈希同、杨白冰的名字就是后来删去了。

这四个关键问题分别是(一)四二六社论的产生过程;(二)赵紫阳五月四日的讲话;(三)五月十六日赵紫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四)五月十七日在邓小平家中的会议。

另外,五月十九日上午在邓小平处的会议,邓小平提出戒严,“要准备流点血”。这次会议赵紫阳没有参加,李鹏日记作了记录。

明镜记者:六月三日至四日当天发生的事情,比起赵紫阳回忆录,《李鹏六四日记》做了较详细的描述,您作为六四的亲历者,看了《李鹏六四日记》后是否有不一样的想法?

严家祺:对六四屠杀,因赵紫阳已被软禁,回忆录只提到“听到密集枪声”,而李鹏日记则竭力掩盖。李鹏日记说:“六月三日至四日凌晨,戒严部队执行任务,从首都市区各方向向天安门进发过程中,被有组织的暴徒拦阻攻击,是持枪暴徒首先向军队开火,火烧军车,恶毒地打、烧、杀伤战士,解放军被迫自卫还击时,双方都发生了伤亡。在戒严部队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没有死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

这里我要指出的是“解放军被迫自卫还击”,完全是一派谎言。数万全副武装的军人,在装甲车、坦克的掩护下,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开枪射击,分明是一场大屠杀。李鹏日记至今还在重复二十一年前六月三日“发生了暴乱”的谎言。

曾任北京新华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新华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的张万舒去年五月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六四事件全景实录》,完全是根据新华社资料写的。张万舒在这本书最后一章中写道: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副会长谭云鹤说,“整个六四事件共计死了727人,军队14人,地方(包括学生和群众)713人。”每一具尸体都经他检验过。李鹏日记说“在戒严部队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没有死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而李鹏日记完全不提戒严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和“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几小时中,用机枪和坦克打死压死了713人。后来知道,军人死亡人数是15人,其中有6位军人是开车转弯过快而翻车,因油箱爆炸起火烧死的。事实是,军队开枪在先,当713位学生和市民被军人开枪打死和被坦克压死时,只有9位军人因民众暴力反抗而死。李鹏日记竟然用“解放军被迫自卫还击”“双方都发生了伤亡”几个字掩盖了713比9的巨大差别和“六四大屠杀”的真相。这是整个李鹏日记所掩盖的最重要事件。

明镜记者:每一部作品都有作者本身想传达的概念,您觉得《李鹏六四日记》想传达什么概念或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吗?

严家祺:日记暴露了李鹏一开始就要利用“学潮”搞垮赵紫阳的用心。李鹏日记四月二十日记载,李鹏在一九八九年三月就知道邓小平对赵紫阳有不满。李鹏日记四月十八日和十九日记载,胡耀邦去世后三天,李鹏与赵紫阳在处理“学潮”上就有分歧,赵紫阳出访朝鲜前对李鹏说了处理“学潮”的包括“展开对话、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避免流血事件、对打砸抢烧行为,依法症处”等“三条原则”,但在赵紫阳出访朝鲜的第二天,李鹏故意与赵紫阳“对着干”,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作出“学潮”是“动乱”的决定。

因为赵紫阳不同意说“学潮”是“动乱”,李鹏日记五月四日说:“赵紫阳在讲话中肯定了参加游行的大多数同学是处于爱国热情,并说中国不会出现大动乱”,“我估计经赵紫阳这一煽动,已经宣布复课的学生,也许会再度闹起来。”李鹏日记五月五日记载:“应该说,这个时候起赵紫阳就已经公开站在党中央对立面,站在邓小平路线的对立面。”所以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李鹏就已认定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就已经公开站在党中央对立面”了。

在“学潮”是不是“动乱”的问题上,李鹏当时就颠倒黑白,借四二六社论和邓小平的独裁权力来支持李鹏最早提出“学潮是动乱”的说法。四月二十七日大游行和后来的绝食,非常关键,都是学生为了证明“学潮不是动乱”的实际行动。四月二十七日大游行非常有秩序,有拥护共产党的口号,绝食是一种“非暴力抗议”,不能说是“动乱”,但李鹏坚持称“绝食”使“动乱升级”。李鹏日记对他当时就是要颠倒黑白的做法,作出了记录。如果没有李鹏,赵紫阳完全可以使“学潮”和平结束。

如果说,李鹏日记“黑体字”部分是李鹏写的话,那么,李鹏日记充分暴露了李鹏一开始就要利用“学潮”搞垮赵紫阳的险恶用心。

明镜记者: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赵紫阳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由于提到:“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被外界认为是邓小平与赵紫阳决裂的关键点。《李鹏六四日记》指出,赵紫阳等于向天下昭告一九八八年的经济混乱,与当前政治动乱,邓小平都要负责,而《改革历程》则解释,“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您在这个事件上的看法为何?

严家祺:确实赵紫阳与邓小平在学运上有不同看法,但李鹏在中间起了非常坏的作用,让赵紫阳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学生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与之后的绝食,学生用“绝食”方式进行抗议,从根本上是为了证明学生运动不是动乱、证明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这一点我当时就这么看)。五月十六日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时候,分歧就更加公开、明确地暴露出来,赵紫阳可能在当时感到无能为力、无法挽救情势,所以才把这样的话说出来了。

有一个朋友问我,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当时要卷到学运里,这么多年来,我自己也没有老想这个问题,但读了李鹏日记后,我马上想起,我在四二六社论后的隔天意识到学生运动绝不是动乱,虽然我不赞成绝食,但它本身不是动乱,要证明不是动乱,就要修改社论,为了平息学生的矛盾,赵紫阳采取一种慢慢转弯的做法,但李鹏竭力扩大分歧,说赵紫阳反对邓小平,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明镜记者:《李鹏六四日记》有几次提及您的名字,比较有争议的是描述“精英们从后台直接跳到前台直接指挥动乱”的一段。日记提到,“其中最明显的是五月十九日由陈子明、严家其、包遵信、王军涛、周舵等十二人参加的蓟门饭店会议,研究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您是否有参加这场会议呢?

严家祺:李鹏日记很多内容是根据港台报导重新编写的。我完全没有参加蓟门会议,我都弄不清蓟门在什么地方,把我作为蓟门会议的参加者,这样的线索是编出来的,为了证明学运受到操纵。我以前看到类似的报导,但没有能力更正,我看到李鹏日记引用港台相关资料,而不是新华社的数据,这些数据是后来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出版这本书时,临时加上去的。(注:据报导,李鹏六四日记原计划在二○○四年、即“六四”十五周年时出版,但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否决公开发表,仅印刷少量在内部流传)

明镜记者:您认为《李鹏六四日记》与《改革历程》两本书的出版,对社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力?

严家祺:李鹏日记表明,李鹏从一开始就是要搞垮赵紫阳,一开始就对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矛盾起了加深作用,日记指出邓小平要在六四事件中承担重大责任,所以李鹏日记的出版,不但引起中国国内与海外对六四事件的重新关注,也暴露了李鹏的险恶用心,李鹏就像中国历史上的秦桧,利用当时跟皇帝一样的邓小平陷害赵紫阳。

赵紫阳回忆录详细叙述了当时赵紫阳怎样解决学运,怎样对中国改革开放出力,他也对自己多年的软禁表达强烈抗议。赵紫阳跟胡耀邦一样,都是少数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从赵紫阳回忆录中看到他为中国人民、为中国前途、为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以及遇到问题考虑爱护人民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心。

明镜记者:六四事件至今二十一年,这些年随着有份量的书陆续出版,中共对六四的态度是否有转变?

严家祺:看来胡锦涛不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对他不抱希望,本来他同六四没有直接牵连,但胡锦涛“不作为”是有责任的,二十一年了,还不能为这样一个影响到全国与“最高权力更迭”的事件来翻案,那是中国的不幸,中国今天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一方面出现大量不讲是非、不讲正义的事件,根源就是李鹏日记里表达的,把“不是动乱”叫“动乱”,把“大屠杀”说成“平息暴乱”,这样颠倒黑白的作法影响了整个中国。

明镜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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