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杨尚昆去邓小平家汇报。这次私下谈话主要谈论了以下问题:一、这次学潮为什么结束不了。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支持学生。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态度。四、军队的情况。五、北京和地方政府的态度。六、下一步怎么办。邓小平特地询问了军队对学潮的看法、态度等情况,杨尚昆作了详细汇报。可见邓小平此时已有动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念头。

下午2时许,北大校园内贴出署名“46楼部分研究生”的《紧急建议》:鉴于目前的严峻形势,我们建议破釜沉舟,采取如下紧急措施:A、集体绝食,具体时间、地点可商量。B、竭尽北京高校之全力,于戈氏访华之日游行进驻天安门作最后拼搏。成败在此一举。

据北大、北师大学生反映,北高联成员王丹、吾尔开希等人今晚聚会策划绝食,筹备有关组织。他们的理由是:“绝食是同学们自发组织的,谁也没有权利阻止。”北高联关于绝食的通告明天将会在北京各高校公开发布。

晚7时,北大筹委会在第二教学楼203教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天津学自联两名代表介绍天津学运情况。北大筹委会宣布:学生要求对话,政府在一个星期内答复;北高联总部由政法大学移至北大;在戈尔巴乔夫来华期间将邀请他来北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前往中国青年报社,就这次学潮的报导和新闻改革等问题与该报记者、编辑对话,听取意见。在一千多名记者签名要求对话的请愿书递交上去仅两天,胡启立便来到记者中间听取意见,此举可谓罕见的迅速反应。

参加这次对话会的还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书记李源潮、中国青年报原社长余世光、中国青年报原总编辑王石等。该报社长兼总编辑徐志庆主持了对话会。胡启立首先表示,什么都可以说,特别欢迎听到不同意见。

该报记者部主任、曾去递交请愿信的郭家宽发言:新闻界对这次学潮没有作出全面反映,是学潮不断扩大的原因。我们的新闻界就与国家的计划经济一样。新闻界在1958年就起到帮凶作用,祸国殃民;文革中更是起着帮凶作用。

郭家宽表示不同意袁木所说的报社已实行总编辑负责制,他认为一遇到重大问题时,这就不行了;党对新闻界还是限制太多,希望逐步放松一下,按新闻规律办事,这样有利于民主气氛下的安定团结。胡启立对此的回答是“很好”。

起草对话请愿信并第一个签名的该报科教部主任李大同发言:无论从今天的社会情况,无论是世界潮流,新闻业是有独特功能的职业,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工具,但现在往往总是把新闻界简单地等同于党的宣传干部,进行管制,进行约束。在重大的突发性事件的报导中,我们这些第一线的记者编辑感受到的是刻骨镂心的耻辱感!为我们的职业规范职业道德感到耻辱。这伤害了我们的职业自尊。新闻是记录事实的,将来翻开历史,这会是怎样呢?

李大同披露,该报一位副总编没费劲就迅速整理出三十个中宣部下达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禁令,这些禁令都是近两年下达的。他说,请中央领导像学习法律一样,学习当代新闻的基本东西。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树立现代新闻观念。

该报原总编王石发言:我不赞同《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根据我听到的同志们的意见,是不是起初对学潮有不科学的判断?开胡耀邦追悼会,那么多高级干部,面对广场上那么多学生,心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复杂心情?一些同志看到那个场面都流泪了。我问学生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他们说走了六个多小时。我就想,这么多学生就站在那儿为了什么?我想里头一定有很多共青团员,……最使我难受的是三个学生下跪。人民大会堂啊,应该是反映民意的地方。究竟理解不理解学生?

该报另外几位记者贺延光、刘扬、张岳庚、孙亚明也发了言,内容包括对这次学潮的看法,群众对学潮的反应,对《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被停职一事的反对意见,对党报与非党报应该分类的建议,中央的决定在基层的反馈,对即将出台的新闻法的意见等。

胡启立较少插话,他最后总结说:今天来不虚行,不仅是对话,今后在有些问题如新闻法等问题,都应当按法律程序办。加速新闻改革,是我们的共识,新闻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的认识也不够,我承担责任。通过这次事件,要进行深刻的反思。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通过中国政法大学校党委书记转述政府就学生们要求对话的答复,信访局称:中央正在研究学生们要求对话的问题,暂时还没有结论,不过,信访局会在本周内随时通知学生们中央的有关决定。

15时35分,同济大学学生、1986年学潮的骨干曹建华等“决策组”成员在复旦大学召开记者会。《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记者出席。会上决定组织七人请愿团,以上海高校联合会名义赴京请愿。

上午,山西大学、山西医学院、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太原电力专科学校等校逾六千名学生游行到山西省政府静坐,要求与省长对话。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负责人出面与学生对话。

20时50分,海南大学2000多名学生打着“打倒官倒”、“自由万岁”、“惩治贪官”等横幅,呼喊口号,在海南省省会海口市游行。

李鹏《六四日记》:上午,邓小平秘书王瑞林给我来电话,传达小平的意见。小平说:没有4月26日社论,就没有今天形势的缓和,要我坚决顶住来自内外的压力。王瑞林和李先念的秘书徐桂宝、陈云的秘书许永跃都列席了昨天政治局会议。

李鹏《六四日记》:下午3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冲来找我,说,6月20日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程包括学潮问题,要国务院准备向会议作报告。我当即表示这样做不妥。立即打电话给赵紫阳,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动乱问题是不合适的。……后来赵比阳来电话告诉我,昨天人大委员长会议已作了决定,将听取整顿公司和听取学潮的汇报,不好改了。这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他们早已商定好了的。

李鹏《六四日记》:晚上7时半,应王震邀请,我到他家谈话。他强调四个坚持,建议开一次类似1960年中央召开的六千人大会,来统一党内思想,解决动乱问题。王老的想法是好的,反映了一个老革命家的赤胆中心。但是。目前不具备开这样大会的条件。

李鹏《六四日记》:今天,乔石主持了制止动乱小组的办公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维持社会秩序的措施,包括坚决维持校园的稳定,依照北京市法规加强对游行示威的管理,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的导向作用,宣传中央的方针。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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