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日文版题记:小林一美先生是日本神奈川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他生于1937年,年轻时候是左派,以后专门编了一本书整理“乌托邦思想”,认真反思了他的治学经历。去年他选了我的书《文革受难者》来翻译(现已出版),作为他对文革五十年的纪念,也作为他对文革的看法和结论。他让我有“知音”之感。去年小林先生要我写一篇短文《致日文读者》,我用中文写了,他翻译了印在书里。如果能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可以让文革研究深化和发展。

To Japanese Readers

上个月,我收到小林一美先生的电子邮件,知道他正翻译我的《文革受难者》书,将印入他和安藤久美子女士一起编写的书《中国文化大革命受难者传及文革大年表》,副标题为“崇高な政治スローガンと残酷非道な実態”,书的第一部分采用《文革受难者 》,第二部分是文革大事记。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惊奇。先前我并不知道《文革受难者》书在日本受到关注。搜索电脑网络,我读到了关于小林一美先生所做的中国历史研究介绍以及一篇演讲,题为《关于学习历史学的意义》。他在演讲中呼吁建立“更为精密、正确的历史学,将人类的未来导向正确的方向” 。

我的第二个反应是共鸣。我把《文革受难者》称为一部“调查性的记述”(an investigative account),我和上千名文革经历者谈话,所做的采访笔记本立在书架上,从书房的南墙排到了北墙。文革的残酷现实,在发生的当时没有报道和记录,写作文革历史,需要把调查采访和文字资料结合来做。这样做,也是为了写出尽可能如小林先生强调的“精密、正确”的历史。

我的第三个反应是感谢,感谢小林先生把文革的“残酷非道な実態”写进了书名。对千万人的迫害、监禁和杀戮,是文革的主要场景,也是文革所做的主要事情。但是,文革的残酷现实长期以来在历史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忽略。同时,小林先生把“残酷非道な実態”和“崇高的政治口号”并列在书名和正文内容中,也给历史写作带来了透视效果和空间纵深。我想,残酷的文革现实不仅会揭示文革口号中作为宣传性部分的虚伪性,也会揭示文革口号中作为文革理论的组成部分本身就是荒谬的。我感谢小林先生对文革五十年所做的这种深具智性和善性的纪念。

《文革受难者》出版于2004年,之后我继续思考和写作文革。在《文革受难者》书的献词里,我用了“群体性迫害”的说法。那本书里有659名受难者词条,我也还收集了更多的资料可以写《文革受难者II》。文革受难者的死亡都是非常悲惨的,他们不但不是在家中或医院的病床上去世,甚至也不是由刽子手的子弹或大刀一下子杀死。他们被用拳头棍棒在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折磨中死亡,或者,在遭到酷刑和监禁后“自杀”,我在“自杀”上加了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平常意义上所说的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自杀。文革受难者的第二个大的特点是他们因为属于文革设立的某个群体性的打击目标而被害,如教师(普遍受到红卫兵学生的打骂),作家(全国只有极个别作家免于被“批判斗争”),被清洗的党政干部(被指为“黑帮”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住在自己私有的房产中的人(当时已经没有其他私人财产),文革前就被划为阶级敌人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等。受难者中最大的群体之一就是学校的教员和校长。在历时30年的广泛的调查中,我还没有发现一所学校,那里没有发生过暴力攻击教员。我也未找到过没有被学生打过的校长(包括大学,中学和小学)。而在历史上,“校长”从来没有像“盗贼”“杀人犯”那样成为一种受到严重惩罚的罪犯。

例如,在我的调查所及的北京的10所女子中学里,在1966年8月,有3名校长和3名教员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又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的一个30多人的小班,大多数人当了中学教员,其中有3人在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文革受难者》中写入了3人中的2人。在1966年8月,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兴起。据当时的“内部”统计,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最多的一天(9月1日)打死282人。

这种“群体性的迫害”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有哪些特别的手段和方法?有哪些条件才得以发生?造成了什么样的效应?有一连串的问题在等待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进行研究和探讨。

Sheila Fitzpatrick是芝加哥大学的历史教授,写有《Everyday Stalinism》等重要著作。她跟我谈到,她曾建议与汉学家(sinologist)一起研究苏联/中国历史,但是被拒绝了。汉学家说,中国的传统不同,中国的现实主要是由中国传统造成的。我把我写的《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英文本给她看。我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导师孔子是一名教师,中国没有打老师的传统,但是在文革中发生了。现代中国发生的和苏联发生的事件有很大关联,就文革迫害来说,斯大林的影响大于中国传统的影响。——2004年,大学图书馆帮助我从俄国要来了两张光盘。光盘上赫然印着1,345,796这样一个巨大的数字,这是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被害死的人数。光盘里一个一个,有每个的受难者的名字和案情简介。

然而,尽管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在两个国家都发生了,具体的迫害方法有所不同。在《文革受难者》中频繁提到“斗争会”和“牛棚”,并没有给予这两个名词特别的说明。这两个词在中国被人们所熟知,是因为这实际上是文革使用最多的两种迫害手段。

在文革时代,除了婴幼儿,每一个人都参加过“斗争会”。 “斗争”作为一个两字词语,首先源于日语,用来翻译西方语言中的“阶级斗争”,然后传入中国,开始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intransitive verb)。1930年代开始召开“斗争会”后,“斗争”成为一个及物动词。斯大林有过“表演性的审判”(Show Trial),把大批无辜者判处死刑或者送去长期服苦役。那种审判是假的,但是他至少还假装进行了法律审判。文革中用的是“斗争会”,无需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开几十、几百、几千甚至几万人的大会“斗争”人。“斗争”的意思听起来抽象,实际上是进行人身侮辱和殴打折磨。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副校长,就是在“斗争”过程中被红卫兵打死的。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被30万人大会“斗争”,那是中国人数最多的“斗争会”(详情见我的长篇文章《文革斗争会》2013)。

“牛棚”是指文革中普遍建立在各个工作单位的用来监禁本单位工作人员的牢房。这种牢房被称为“牛棚”,因为监禁在那里的人被称为“牛鬼蛇神”。在古代,“牛鬼蛇神”是指牛头的鬼,蛇身的神,并不是实有之物。从1950年代开始这个词被毛用来指代他认为的社会中的“敌人”和“坏人”。斯大林在遥远的寒冷地区建立了大量苦役劳改营,后来被称为“古拉格群岛”。文革则把“古拉格群岛”建到了每个工作单位,包括所有的学校。酷刑和杀戮在“牛棚”里发生,还有大量的所谓“自杀”。

“斗争会”和“牛棚”的理论基础,是毛所主张的“群众专政”。“群众”成为打手和狱卒,这很阴险,或者从文革的角度来说是很高明的领导方法。可以说,“群众专政”是仅次于军队的使文革得以进行10年的重要的保障。同时,“群众专政”对中国人的道德造成了极大腐蚀,这种腐蚀还需要从心理和价值层面上做出进一步的反省。

今年夏天,我的网上文章和书的两位读者远道来看我。他们告诉我,不管怎样(指《文革受难者》书不能寄进中国大陆,我的相关网页一直被封锁),《文革受难者》书的存在,使得任何想要合理化文革的企图都不可能了。

我感谢读者的支持,却没有那么乐观。当历史事实被漂白或否认,“合理化”文革变得容易可行了。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春桥狱中书信》。张是文革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和毛妻江青等3人一起被称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被逮捕及判刑,2005年死在监狱中。这部书装帧豪华,书名烫金。不但用印刷体排印,而且还另册印出了张的全部手迹。张的女儿张维维在书中说:“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 ,“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名研究文革历史的瑞典教授Michael Schoenhals则称张春桥这本书可以和另一本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1920年代写的书“媲美”,他懂中文,中文“媲美”的意思是两个东西“美的程度差不多”。问题在于,张春桥思想是“美”的吗?

我注意到,2014年一部柬埔寨电影The Missing Picture 在美国获得电影奖提名,这部表现柬埔寨人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悲惨生活的故事片中穿插了当时的记录片。其中有张春桥的一分钟:他精神抖擞地走下飞机舷梯,和波尔布特(Pol Pot)握手拥抱,他们碰杯饮酒,他们举行会谈。张春桥说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取得伟大革命成就,做到了“中国没能做到的事情”。而中国报纸从来没有报道过张春桥的这个柬埔寨访问。

红色高棉在掌权的4年中进行了激烈的极端的社会改造和转型。他们废除了货币、自由市场、正常的学校教育、私有财产、宗教活动以及非革命的娱乐,同时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柬埔寨人。中国人和柬埔寨人一样经历了这种社会改造和转型带来的残酷与恐怖,贫困与匮乏。唯一“中国没能做到的事情”,是红色高棉政权从来没有使用过货币。中国政府为柬埔寨印好的7张一套的纸币都被他们当作废纸扔掉了。其实这一点毛和张春桥也已经准备实行,张春桥发表的最后一个长篇理论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975年4月)的核心意思就是强调要对“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实行“专政”。毛的去世与“四人帮”被逮捕使得这一步未能进行。

张春桥新书的出版,中国文革和柬埔寨惨剧的关联,也让我再次思考多年前和Sheila Fitzpatrick 教授讨论过的问题。我想,关于造成社会转型的革命如中国文革的历史研究,不只和具有某种传统的特定国家有关,而是超越文化和语言边界会引起人们普遍的兴趣和研究。此外,对文革所主张和已经造成的社会现实的了解和认识,也会让人们对小林一美先生在《关于历史学的意义》的演讲中强调的通过历史研究“将人类的未来导向正确的方向”有更具体和切身的理解。

我希望日文读者看了这本书以后,会提出批评和指正,并给我建议。我还在继续写作关于中国文革的书和文章。我的电邮地址是 [email protected]。谢谢您的帮助。(2016年10月2日于Chicago)

来源: 熊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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