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雄》只是一部娱乐片吗
张艺谋执导的影片《英雄》上演，引发海内外一片责难。许多人发表文章，批评《英雄》歌颂暴政，取悦当局。为《英雄》辩护的人自然也有，耐人寻味的是，为《英雄》辩护者很少正面反驳批评者的论点论据。他们只是责怪批评者不该追究《英雄》的主题思想和政治倾向。
有人说，《英雄》是艺术片，不是政治片。我们看《英雄》，是为了获得美的享受。
不错，《英雄》是很美。可是，《英雄》的美，除开自然风光与武打功夫外，更多的表现为法西斯之美。《英雄》是极权主义美学的杰作：宏伟壮观的大场面，整齐划一的动作，高高在上的伟人和千千万万充当道具的群众。在那里，伟人是抽象的，被当作历史规律的体现或集体意志的化身或人民利益的代表；群众也是抽象的，无个性无面目，其存在的主要功用是烘托伟人及伟人代表的伟大事业。《英雄》的不少镜头，在美学上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年纳粹德国的名片《意志的凯旋》。
为《英雄》辩护者拒绝和回避针对故事主题的批评。他们反问批评者：《英雄》是部娱乐片，你们怎么老批评它的什么主题思想？
这句话刚好问倒了。你不应该用这话去反问批评者，你应该用这话去问导演：既然拍的是娱乐片，为什么偏偏要选择一部其主题思想会招致非议招致反感的剧本呢？
众所周知，一般的娱乐片既然以取悦观众为原则，它总是力图避免冒犯公众的价值观念，总是力图让各色人等皆大欢喜。这就是为什么象《泰坦尼克》一类好莱坞娱乐大片能够全球通吃的奥秘所在。我并不很欣赏《泰坦尼克》，我觉得在其中爱情故事喧宾夺主，比不上当年的《冰海沉船》。不过我必须承认，《泰坦尼克》中的这段爱情故事确实也容易让人感动，起码不会招人反感。毕竟，生死之恋总是人们共同珍视的一种价值。《英雄》则不然。《英雄》不能不激起人们的反感。《英雄》宣扬的主题，既冒犯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又冒犯了现代的人权理念；不符合中国人的价值标准，也不符合洋人的价值标准。张艺谋如果事前没想到《英雄》的主题会是对人们价值观的挑衅，那是他无知；如果他明知故犯，那说明他要拍的并不是单纯的娱乐片，而是“寓教于乐”片。
为《英雄》辩护者还说，《英雄》是商业片，图的就是票房价值。这种辩护也有同样的问题：商业片就商业片吧，拍什么不行，为什么偏偏选上《英雄》？好比一美貌少女，追求者如云，她却偏偏嫁给一位黑帮老大。她说她图的是钱，可问题是，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有钱人多的是，其中有的是正派，清白，社会地位高或广受尊崇的，为什么偏偏看上一个黑社会呢？
中国的武侠小说中，好作品多的是，绝大多数的主题都能投合大众的价值标准，在细节上也不象《英雄》那般悖情逆理。如果选用别的武侠小说作剧本，凭着张艺谋的高超导技和众明星的出色演出，再加上如诗如画的景观和钜额资金的投入，完全可以创造出同样的或更高的票房价值。可是，张艺谋偏偏选中了《英雄》，这不能不让人怀疑，除了金钱之外，导演是否还另有所图。
如果你告诉我，不选拍《英雄》而改拍别的本子，中共当局虽然也能容忍，但不会鼎力相助；而没有当局的鼎力相助，《英雄》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商业成功。倘若果真如此，张艺谋拍《英雄》取悦当局之说就落实了。
也有人说，《英雄》招来如潮倒彩，安知不是一种成功的行销策略？我看不象。《英雄》没能评上金象奖，估计也评不上奥斯卡，这就无助于提高票房价值。退一步讲，用招人骂的方式招揽生意，其代价是自毁人格自毁形像，君子不为。
张艺谋拍过很多电影，不过，以后人们提起张艺谋，首先想到的会是这部《英雄》。
二、评《英雄》的反历史虚构
《英雄》宣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受到猛烈批判。为《英雄》辩护的人说，《英雄》里的故事是虚构，何必当真？
这刚好把话说反了。正因为是虚构，所以尤其要当真，否则岂不辜负了编导虚构的一片苦心？
大致上说，历史小说或历史影剧的虚构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如《三国演义》，是在历史上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油添醋。第二种类型，人物和事件都是虚构的，但合情合理；不具事实真实，但具有情理真实。《英雄》的虚构显然和上述两种都不同。《英雄》的故事发生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中（这一点编导相当强调），但故事本身是虚构的；关键在于，《英雄》里虚构的刺秦故事完全不符合情理真实而且违背情理真实，它不仅不是历史，而且还反历史。
对历史进行反历史的艺术虚构，通常表明作者对历史真实非常不满，因为真实的历史严重地违背了作者本人的价值标准。作者对历史真实的不满是如此强烈，以致于他认为，只要他还必须在历史真实或历史的情理真实的前提下做文章，那么，无论他怎样演义虚构，仍然不能够充份地表达出他自己的价值观念，所以，他公然地有意地违背历史真实并且违背情理真实进行反历史的艺术虚构，以期突显作者自己的价值倾向。“改造”历史，就是用自己的价值观改造历史。在被改造的历史中，作者展示给我们的不是历史，而是作者自己的价值观。
举个例，《荡寇志》就是一部反历史的虚构。我们知道，《水浒传》是根据《大宋宣和遗事》中几段记载渲染演义而成。关于《水浒传》的主题思想，有人说是“诲盗”，有人说是“忠义”，有人说是歌颂反抗，有人说是赞美投降；也有人说统统不是，《水浒传》的主题思想无关紧要，作者无非是把一段历史记载给我们编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又好看又好玩的故事而已。
假如说对《水浒传》这部书，人们还可以见仁见智，有不同的解读的话（但是，这不同的解读决非半斤八两而无高下之分），那么，对《荡寇志》我们就不好这么说了。
本来，根据史书（尽管你可以对其可靠性存疑），宋江一伙确被朝廷招安，可是，《荡寇志》的作者却要进行反历史的虚构，去掉宋江等被招安这件事，改成被朝廷大军毫无妥协余地的彻底剿灭。本来，早在《荡寇志》问世之前，梁山好汉的故事就流传了多年，深入人心；《荡寇志》的作者要写《荡寇志》，显然就决不只是换个法子讲一个有趣好听的故事而已。他是以此来表明他对草寇的深恶痛绝，也是力图对《水浒传》流行多年造成的阅读效果“拨乱反正”。作者坚信，梁山草寇犯上作乱，罪该万死，朝廷怎么能招安？纵然这伙强盗被招安后的下场也不美妙，那终究还是太便宜了这伙十恶不赦的强盗！所以，作者要把人所共知的一段招安历史生生抹去，硬是让梁山好汉一个个都死在官军的刀剑之下。
读《荡寇志》，你不能也不该不重视它的主题思想和政治倾向，因为那正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就像你读寓言不应该不重视它的寓意。
《英雄》的情况与此相似。刺秦的故事流传了两千多年（从《战国策》到陈凯歌），至今不衰。只要你了解有关的历史，了解此前关于刺秦故事的种种描述及其社会影响，当你看到《英雄》，你很难不强烈地感受到编导者以反历史的虚构来作翻案文章“古为今用”的创作意图。
有趣的是，当年《荡寇志》的作者和辩护者决不讳言该书的主题思想（事实上，他们唯恐别人不关注）；而今天为《英雄》辩护者，却很少有人敢于堂堂正正地为《英雄》的主题思想和价值取向辩护。他们只是一味地顾左右而言它，假装《英雄》根本没有什么重要的思想观念要表达。那是否意味着辩护者们自知理亏心虚，知道他们那套道理端不上台面，只能暗示不可明言？
三、对历史须心怀虔敬
我不敢说，对犹太人，宗教是他们的历史。不过我确实敢说，对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
中国人缺少宗教，缺少外在超越的信仰，可是，中国人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不是没有人生意义的寻求。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在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别人靠宗教，我们靠历史。
我们不相信灵魂不朽，可是我们相信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流传后世。不朽就是在人类的延续即历史中不朽。
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可是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可是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
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我们不相信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可是我们相信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
和其它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中国的历史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它对真实性的坚持，不畏权势，秉笔直书；一是它对道德裁判的强调，春秋笔法，意含褒贬。
写历史而带褒贬，某些现代西方学者也许不以为然（注），但是它对我们中国人至关重要。“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中国，坏人不信地狱而无所不为，能让他们还有所忌惮的也就只有历史的裁判了。所以，中国的历史不能不承担起道德裁判的职能。
文天祥从容就义，鼓舞他的精神支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不是怕生前被清算，而是怕死后遭唾骂，在历史上遗臭万年。文革中，刘少奇遭毛泽东陷害，百口莫辩，他只能用这样一句话安慰自己安慰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在中国，历史是好人在现实生活中能一反趋利避害的本能，坚持道义理想的唯一凭借，是不幸者陷身绝境所能保持的唯一希望，也是坏人虽有赫赫权势但仍不敢为所欲为的唯一忌惮。越是在极端处境，中国人越是感到对历史的依赖。“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也许有些中国人不曾感觉过这种依赖，他们以为他们不靠历史也能合乎道德地生活下去。其实，那只是因为他们要么太幸运，要么太肤浅太懵懂，未曾体验过或思考过人在此一世界中面对强暴与灾难时的孤立无助。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尼采说：“上帝死了。”不少中国学者对这两句话阐释发挥，启人深思。但这些议论放在中国的语境，则有隔靴搔痒之嫌。因为中国人本来就不信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西方的问题是，由于对上帝的信仰衰落，引发了严重的道德危机；然而在中国，道德秩序本来就不依赖于对上帝的信仰。我们的宗教是历史。宗教出危机是人家的故事，历史出危机才是我们的故事。如果我们的历史出现了危机，我们的道德也就会出现危机。
林则徐晚年感慨：“青史凭谁定是非？”此话对中国人的意义，大可以和上述陀翁与尼采的两句话相比拟。我们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了怀疑，怀疑历史能否沉淀出真实，怀疑历史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怀疑历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换言之，我们中国人一旦失去了对历史的天真信仰，我们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整体动摇了（这正是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
极权统治是历史的大敌。极权统治者精心地、系统地篡改历史，用谎言淹没真实。毛泽东要求“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全盘推翻传统的历史评价。但反过来这也表明极权统治者和我们一样十分重视历史，它是企图用自己的一套历史————包括自己的一套历史叙述和自己的一套历史道德裁判————取代先前的历史。它要窃取历史的神圣光环，所以它依然保留了历史的神圣外观。
后期极权主义改变了做法。它不能不改变做法，因为到了极权统治的后期，统治者编造的历史叙述已经破绽百出，失去欺骗效力；它对历史的道德裁判也前后矛盾，再也无法自圆其说。在后极权时代，统治者一方面要继续用老办法编织和构建自己的那套历史，另一方面则开始鼓励对历史的玩世不恭，竭力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消解历史的神圣性。
象前些年以“戏说”为名的清朝帝王戏和现在的这部《英雄》，这种影剧歌颂专制，暗中配合“主旋律”；如果你要批评，它又推托道这是戏说是娱乐，何必当真。好比有人假装酒醉骂人，因为是假装酒醉，他很知道该骂谁不该骂谁；但你若和他理论，他又摆出一副醉态，倒显得你小题大作了。
撇开真醉假醉不谈，这种对历史的轻浮态度也是令人忧虑的。昆德拉说：“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强权对历史的传统手法是涂抹和篡改，它企图以假充真，以恶充善；当这种手法失灵后，它就摆出嘻皮笑脸的轻浮模样。它力图让人们相信，对历史事实的真伪之辨与对评价历史的褒贬之争其实都不重要；别把历史看得那么庄严，那么神圣。
乍一看去，对历史的玩世不恭对权势者和反抗者一视同仁，对善与恶一视同仁。它既消解了反抗者一方的神圣性，也消解了权势者一方的神圣性，彼此彼此；但实际上，权势者可以不要历史，确切地说，权势者起初试图利用历史，因此伪造历史（想想《一九八四》里的“真理部”），当伪造破产后，权势者恼羞成怒，于是就转而糟蹋历史，嘲笑历史，捣毁历史。但我们不能不要历史。消解历史的神圣性导致人们只是“活在当下”，以眼前的利害为生活的唯一准绳，因此它有利于权势者而有害于反抗者有害于大众，有利于恶而有害于善。
对于缺少宗教的中国人，如果历史不再神圣，那么还有什么神圣？如果中国人的人生失去神圣，那将是怎样的人生？
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对历史心怀虔敬。
（注）西方学者中，也有人主张历史具有道德目的。如阿克顿，就是那位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名言着称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对历史作出判断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历史学家在无偏见地收集证据之后，他必须依据这些事实作出判断和对人格作出描述。他赞同爱德蒙．伯克的观点，“真正的政治原则是那些能使道德也有所增益的原则”；他告诫历史学家“不能容忍任何人和以任何原因逃脱历史有权对错误实施的永罚。”
《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
胡平文集（博大出版社 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