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参与的政治教育

总统大选,历来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台大戏。今年的大选尤其富有戏剧性。在这里,连一般平时不关心政治的华人都津津乐道,议论纷纷。这正是选战的意义所在。

选战的意义不仅在于以民主的方法产生出国家的领导人,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权力转移——这都是选战的结果。选战的意义还在于选战的过程。

选战以它的戏剧性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和投入,以它的竞争性激起了人们的思考和参与。选战造成了政治人物彼此之间平等而开放的对话与交流,造成了政治人物与民众的平等而开放的对话与交流,造成了民众相互之间的平等而开放的对话与交流。

丘吉尔说得好:“对于政治人物的教育而言,没有什么比选战更重要的了。”唯有通过选战,你才能深刻地把握社会的脉动,真切地了解人民的需要;也唯有通过选战,你才能清晰地测试出你的理念和政见,测试出你的说服能力和领导能力,迅速地传出你的信息,及时地调整自己。

选战是政治家的课堂,也是人民的课堂。选战是民主社会的盛大节日,是全民参与的政治教育和自我教育。虽然在平时,学校里一直有公民教育和政治知识教育,书刊上媒体上有大量的政治研究和政治讨论,社会上也有大量的政治活动,但总有不少人不关心不介入。可是,选战却能以其戏剧性和竞争性吸引住他们。我们可以断言,在民主社会中,大部分民众的政治知识、政治教育和自我教育,不是在教室里和图书馆里进行和完成的,而是在选战中进行的和完成的。

据报道,一位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说:“中国人还不能象美国人一样搞选举,因为美国人熟悉政治,熟悉他们的领导人,中国人不熟悉,让我们选也不知道该怎么选。”这位司机说的也许是实情,但恰好颠倒了事情的因果关系。中国人不熟悉政治,是因为我们无权参与政治;美国人因为能够参与政治所以才熟悉政治。不错,选战要求人民是公民,但正是选战使得人民成为公民。

有人批评选战“劳民伤财”。此话不对。选战并不破坏人们正常的生活与工作。人民完全是自发地、主动地参与选举活动。这和共产党搞的强迫人们参加的各种政治运动——如所谓“社教”、“三讲”——根本不同。不错,选战是要花钱的,但选战花的是候选人自己的钱,是支持者志愿捐出的钱。政府也对正式候选人给与一定的资助,其数量受到明确限制,譬如在美国大选之年,政府的资助不到全年总支出的百分之一。这和专制国家中名目繁多的各种庆典所花费的巨大金额实不能相比。

民主与共和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赢得多数选民票数的高尔可能败选——如果他得到的选举团票数低于对手的话,得到较少选民票数的小布什倒可能胜出。照许多人看来,这算什么民主?这简直是笑话。

批评美国总统选举不民主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批评者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问题是,美国不但是民主制,同时也是共和制,是联邦制。美国总统与其说是由全美人民选出来的,不如更准确地说是由全美五十个州选出来的。

举个例子,假如联合国要用投票的方式选出一位负责人,有张三李四两个人竞争,谁得的票数多谁当选。这算不算民主呢?当然算民主。可是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是由一两百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不分大小,一国一席,一国一票(这里暂不考虑几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问题)。假定联合国有一百个成员国,如果张三赢得七十票,李四只得三十票,那么当然该张三当选。但是,张三得的七十票是七十个小国的票,其人口加在一起还不到世界总人口的30%;而李四的票却是得自三十个大国,其人口加起来超过世界总人口的70%.这就是说,在联合国这个世界性的机构的民主选举中,得到世界总人口70% 支持的人却要输给那个只得到世界总人口30% 支持的人(假定各国人民都赞同该国政府代表投的票)。这不是又不民主了吗?可是反过来想一想,如果在联合国里投票是根据国家的人口数量,人口多的国家票数相应地多,人口少的国家票数按比例地少。这样,单单一个中国的票数就比一百个中小国家的票数加起来还多;因此,一大批小国在投票时简直无足轻重,等于被排除在决策之外,那它们干嘛还要加入你联合国呢?

众所周知,美国最初是由十三个独立的州联合而成的(从国名即可看出,美国叫United States ,对照联合国,联合国叫United Nations.这表明一个是以州——state——为基本单位,一个是以国——nation——为基本单位),现在则增加到五十个州。在美国,州权很重要。在首都华盛顿的政府不叫中央政府,而叫联邦政府。作为联邦政府行政首脑的美国总统,从理论上讲,主要是由各州选出来的,而不是由全美的人民选出来的。考虑到各州的人口有差别,所以在选举总统时,各州的票数也不相等。大州的票数多,小州的票数少。实际上,美国的选举团制度就是在大州权益与小州权益之间的一个妥协。各州选举团的人数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死名额,不分大州小州,每州两个(如同每州有两个参议员);另一部分是活名额,大体以人口比例,大州的名额多一些,小州的少一些(如同每州的众议员有多有少)。这既是民主,又是共和。这是民主加共和。

和其他任何制度一样,美国的选举团制度也是有利有弊。这次总统难产,再度引发选举团制度存废之争。主张废除选举团制度的一方无疑也有很多的道理。毕竟,美国建国已有两百多年,很多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想当初,各州之间以邻为壑,地方主义很强,现在则淡多了。再加上人口和物资的流动性大为增加,更削弱了州与州之间的矛盾,加强了各州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全国的一体感。在这种情况下,开国先贤们所担心的一些问题(如大州依仗人多势众而罔顾或侵犯小州利益)或许已经不再成其为问题,故而全民直选总统可能已无甚弊害。但尽管如此,主张维持选举团制度的人仍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认为,废除选举团制等于改变美国的联邦性质,那怎么行?我对这一问题研究不够,眼下并不打算介入美国人的这场争论。我只打算由此讨论中国的问题。

和很多中国朋友的看法相反,很多中国朋友见到美国总统难产,都认为美国的选举团制度落后、可笑,最不值得为中国借鉴。我的看法相反。我认为,如果未来民主中国也实行总统制,那么,美国的选举团制最有参考价值。

在中国,人口分布极不平衡(注),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也相当悬殊,且各自居住在不同的地区。这意味着,如果在中国以全民直选方式选举总统,候选人很可能都会全力以赴地在人口密集的东部地区展开竞选拉票,把精力都化在汉人身上,没人肯在西部、在少数民族身上下工夫,因为西部的选票、少数民族的选票微不足道。总统在施政时也会竭尽全力满足东部地区的、汉人的要求和利益而无暇西顾,甚至可能牺牲西部的和少数民族的利益去迎合东部,迎合汉人——反正他不稀罕你们那点点选票。可见,在中国实行总统制,唯有认真借鉴(当然不一定照搬)美国的选举团制度,我们才能避免上述局面。

最近,中共中央提出“开发西部”的号召。想一想,改革开放都二十多年了,为什么到现在才想起要开发西部?固然,西部的贫穷落后有许多历史的、地理的和人文的原因,但是那也和中央政府长期不重视有关。为什么长期不重视?因为那里人太少,在政治上不重要。据知内情者说,现在中央提出开发西部,还是政治的考虑多于经济的考虑,因为西部那里又有藏独又有疆独,再不对西部下大投资,拉住人心,只怕当地更多的人都跟着藏独疆独跑了。我不知此说是否真确,不过西部长期不受中央重视倒是实情。

中共不靠选票上台,所以它对人数多少并不在意,只在意你的政治能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占人口的绝大部分,而农民的利益却一再被忽视、被牺牲的原因。要是在民主制下,谁敢?说起中国农民被忽视被牺牲,那真是一言难尽。共产党搞工业化是以剥夺农民利益为代价。三年大饥荒,城里人虽然吃不饱,好歹还有一份低定量供应,乡下人就只好活活饿死了。直到今天,中共还不取消城乡户口二元制。问题是,在中国,农民虽然人数多,但居住分散,联络不便。在严禁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情况下,农民们很难组织和发动大规模的抗争。尽管各地农民“闹事”不断,此起彼伏,但很难连成大片,连成整体,对政权难以构成重大威胁。简言之,农民好欺负,所以共产党总是欺负农民。

共产党的逻辑是,谁好欺负就欺负谁,一切以维护自家政权为准。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本来,高考制度也许是当今中国相对而言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是共产党在这里也还忘不了搞点歧视,不同地区的分数录取线不一样。照理说,首善之区的北京,各方面条件好,每个中学生头上摊到的政府教育经费比外地的高,因此在全国统考中,北京考生比外地考生占便宜。如果要平衡各种因素给不同考区规定不同的录取线,那么,外地考生的录取线理当比北京的低一些才是,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北京考生的录取线反而比外地的低,而且低很多。这不是明摆着欺负外地人吗?其中奥妙在于:因为高考关系到青少年的前途,涉及几乎所有家庭的利益,在竞争激烈、供不应求的条件下,当局宁可得罪外地更多的民众,以便收买安抚北京的人心。当局更怕北京人“闹事”,不大怕外地人“闹事”,因为北京人闹起事来对政权的威胁更大更直接。

还是回到选举制度的问题上来。如前所说,如果未来民主中国要实行总统制,我认为在选举制度上应该认真参考借鉴美国的选举团制。不过我以为,根据中国的情况,采用总统制不如采用内阁制(也叫议会制)。在内阁制下,总统是虚位,由议会间接选举产生。这也就不存在是否实行选举团制度的问题了。至于说实行内阁制的利弊以及在内阁制下宜采用何种选举制度,我先前写过几篇文章讨论。这里就不多说了。

论钟摆现象

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执政八年,政绩颇佳,可是,他的副手高尔在今次大选中却未见比其共和党对手占什么优势。有许多选民在上两次大选时投票给克林顿,此次却回过头去把票投给了共和党的小布什。这就怪了,如果民主党总统干得糟糕,选民们自然想换个党做做看;既然民主党总统干得满不错,为什么选民倒要见异思迁了呢?

其间原因很多,应该说,那也和相当一部分选民求变的心理有关。许多选民认为,你民主党都干了八年了,这次该轮到人家共和党了。

在民主政治中,常常发生政党轮替的现象,一会儿甲党上台执政,一会儿乙党上台执政。在老牌民主国家里,常常是两党轮流执政;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人把它叫做民主政治的钟摆现象。问题是,民主政治为什么会出现所谓钟摆现象呢?

有人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权力的腐化。一党一派执政的时间太长,可能会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特殊利益集团,从而对分权制衡的体制有腐蚀破坏。也有人把钟摆现象归因于人性的喜新厌旧,不是你做了什么错事,只是大家对你烦了腻了。

美国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The Zigzag of Politics”(Zigzag 是之字形、Z 字形、锯齿形的意思),对钟摆现象提出一种解释,很有趣,我以为也很有道理,不妨略加介绍。

诺齐克强调,在政治上,人类追求的价值和目标是多种多样的。遗憾的是,天下的好东西不可能都装进一个篮子里。不同的价值和目标不可能都兼收并容、面面俱到地纳入一套政纲之中。有些价值和目标是彼此沖突的,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你不能不有所取舍;有些价值和目标虽然可以并存共容,但你不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它们得到同等充分的实现,因而你不能不有所侧重。由于人们的价值偏好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党派。

至于广大选民,有些选民强烈地认同这一党或那一党的价值目标,他们总是投票给自己认同的党派。但也有相当一批中间派选民,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价值偏好,既要熊掌也要鱼。在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在这次选举中投票给甲党,以满足对熊掌的优先需要;等甲党执政一段时期后,他们感到对熊掌的需要已经相对满足,于是就把对鱼的需要置于优先,转而把选票又投给乙党。

打一个粗浅的比方,好比睡觉。人睡觉常常来回翻身,因为没有一种睡姿可以让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得到充分放松。一种姿势睡久了,身体的某些部分舒服了,另一些部分却越来越感到挤压,感到别扭,于是就要翻翻身,换个姿势,这样,原来不舒服的部分倒是舒服了,但原来舒服的部分恐怕又慢慢不舒服了,因此还要再换姿势,很可能还要再翻回去。当然,有些睡姿要比另外一些睡姿更舒服些,但是,再好的睡姿也不能睡一辈子。少数铁杆党员希望自己的价值偏好永远占上风,希望自己的党派永远执政,万岁万万岁;但大多数选民是要求变化的。主流民意象钟摆,一会偏左一会偏右,其道理就和人睡觉要一会翻来一会翻去差不多。

如果执政党认识到主流民意的周期性摆动,自觉地根据民意改变自己的政策取向以适应于民意的变化,那岂不是可以长期执政下去了吗?

事情没那么容易。首先是不愿意变,因为那有悖于自己的理念。其次是想变也难,如果你发现主流民意正在偏向对手,于是就调整自己的竞选纲领,放弃某些本党历来坚持的价值目标,变得和对手没什么区别,这在本党内就很难通得过,从而在党内初选时就可能出不了线。再说,变了也没多少用,如果你变得和你历来反对的对手没有什么区别,那无异于证明对手的正确,选民凭什么不投票给你的对手而要投给你呢?除非你在个人魅力和能力上远胜过对手。事实上,当执政党发现民意出现背离之势时,它往往是努力把民意再争取回来,而不是匆匆地向对手靠拢。当然,一个成熟的党并不拒绝作调整,比如说,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就先是放弃了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理念,继而又放弃了福利国家的理念,但是它并没有放弃它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偏好,因而和它的对手还是有所区别。

以上简略的说明,或许对我们理解政党轮替现象有所启迪。

【注】地理学家胡焕康在1935 年告诉我们,如果从东北黑龙江的爱晖县到云南的腾沖县划一条直线,把中国分成东西两部分,那么,东部的土地面积占36%,西部占64%(当时包括外蒙);而东部的人口占95%,西部只占5%.到了1985 年,东部的面积占45%,西部占55%(不再包括外蒙);而东部的人口占96%,西部只占4%.◆

2000年11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四辑 民主转型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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