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香港学者郎咸平发表讲话,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提出强烈批评。他指出,国企改革导致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对于郎咸平的批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度沈默不语,而后有几个人反唇相讥,力图为现行的国企改革路线辩护。从网上的反应看,90%以上的人是坚决支援郎咸平对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批评的。尽管他们未必赞同郎咸平的正面主张。这实际上表明,在中国,权贵私有化已经泛滥成灾,天怒人怨。

稍有常识者都不难理解,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应该在有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前提下进行。那么,为当局出谋划策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是怎么看待这种主张的呢?

有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承认,如果能在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条件下实行私有化,当然更好;只不过这种方案太不现实。

这真是十足的幕僚心态——因为他们评估一种方案有无现实性的主要考虑就是:这种方案投合领导者的心意吗?领导者愿意接受这种方案吗?

图穷匕首见——“次优选择”的路径依赖

按照这些幕僚经济学家的观点,在有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条件下实行私有化固然很好,但是不具现实可能性,而我们又不能放弃对国企的改革,现在这种改法既然有效地推进了私有化进程,虽然也造成一些不公正的流弊,但毕竟不失为一种次优选择。

“次优选择”?听上去不错。但接下来又如何呢?在没有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条件下推行私有化,权势者们势必会借机大发改革财,把国有财产揣进自己的腰包里。有幕僚说,国有财产本来就是无主的财产,落到谁的腰包里无所谓,只要能提高经济效益就好。

此论似是而非。不错,我们原先也说过,所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实际上等于是无主所有制。但我们说国有财产是无主的财产,意思是说没人操心没人管,以至于任其荒废。但是,国有财产是属于全民的财产这一点并无疑问。全民所有制的财产当然是全民的财产。因此落到谁的手里,变成谁的私产决不是无所谓的事,而是至关紧要。此其一。

第二,权势者化公为私,把全民的财产变成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对全民的剥夺。说来也有趣,当这种剥夺刚刚开始的时候,一般民众并没有太强烈的反应,大多数人并没有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财产遭到剥夺。这中间的道理也很简单。小偷或强盗从人们的口袋里拿钱,从人们的家里拿钱,人们很容易感觉到,很容易知道这是偷窃,是抢劫。可是小偷们强盗们要是从国库里拿钱,一般人就未必能马上意识到这也是偷自己的钱抢自己的钱,因为国库里的钱本来就不在我们自己手里,一般人忘记了国库里的钱原本是有他的一份的。国库里的钱来自人民交的税,但是在以前,中国人领工资买东西都是不交税的,曾经一度我们还以为不交税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后来才明白共产党不收我们的税是因为它早就扣下了,大大地扣下了。记得在国企改革之初,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的现象就已经露出水面,可是有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还在那里拍手叫好。他们说:看哪,共产党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啦!等共产党自己把社会主义挖倒了,中国的和平演变就大功告成了。这些人居然没意识到,在共产党挖走的所谓社会主义墙脚里面,就包含着他自己的一份血汗钱!过了几年,图穷匕首见,谜底终于揭穿。如今,就连最愚钝的老百姓也明白了,共产党搞的国企改革,就是剥夺全国人民的财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广大职工,大批大批的失业下岗,一下子就成了新穷人,成了可怜的、需要政府发慈悲的“弱势群体”。于是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

第三,权势者化公为私,被剥夺的民众不能不起来抗争。这在权势者看来自然是“犯上作乱”,所以政府就出手镇压。那些幕僚经济学家们呢?他们发现自己已经骑虎难下,为了维护“改革成果”,他们也只好默许乃至支持政府镇压。这就叫路径依赖,你说了一就得说二。强盗只是想抢东西并不是想杀人。强盗只是害怕别人告发才杀死被抢者和目击者。人世间一切大的过错,几乎都是为了掩饰先前的一件过错,一件较小的过错而犯下的。幕僚经济学家把权贵私有化路线称为“次优选择”,可是这个所谓“次优选择”,不但导致了巨大的社会不公正,而为了保护这种不公正,为了防止被剥夺者追究剥夺者,它不得不进一步强化对民众正义抗争的暴力镇压。这就是次优选择所必然带来的更大的罪恶。这哪里是“次优”?分明是“极劣”。权贵私有化不但是不公正的,而且必定是极残酷极血腥的。你支持一个人去偷去抢,你就不能不支持他去杀人,去杀那些被他偷被他抢不肯服气的人以及那些有正义感挺身而出的人。所谓“借用威权统治推行私有化改革”,那还用说吗?你要抢人家的东西,手里不拿支枪怎么行呢?

不错,也有一些幕僚经济学家对权贵私有化的现状感到不安,他们也试图呼吁当局实行法治,着手政治改革。可是,你们既然支持了、起码是认可了或默许了权贵私有化路线,你们的呼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按你们的说法,这不是更“不现实”、太“不现实”了吗?

如果在改革之初,你们就和我们一道向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当局实行分权制衡,保障基本人权,那还不过是要求当权者放弃他们不应有的政治特权,大不了无非是和反对派和平地、平等地竞争权力,因此,要当权者们接受我们的要求还并不特别困难。可是等到现在,权贵私有化已经泛滥成灾积重难返,再要他们这样做,那就不仅仅是要求他们放弃政治上的特权,而且还是使他们面临经济上的被追究,那就很有可能把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送上经济犯罪的法庭,这难道不是更困难得多吗?中国的改革早就走上一条邪路,要把它拉回正道已经是越来越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道。这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以后我们势必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只会更大更大。

“经济自由主义”背叛自由

回到文章的题目上来,我给经济自由主义打上引号,因为主导中国国企改革的并不是什么经济自由主义,它也不是任何一种经济学的什么主义。它不过是巧取豪夺,明抢暗偷罢了。和许多人早先的好心期待相反,在今日中国,现行的经济改革路线非但不是在为政治民主化奠定基础,而是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最大基础和阻挡民主化的最大障碍。本来,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自由主义是有其坚固的道德基础的,它的基本信条是:唯自由最经济。可是到了现今中国的所谓“经济自由主义”手里,经济成了压制自由的理由,自由成了经济的牺牲品。这是对自由的背叛,也是对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背叛。

也许有人会说,今天中国人的自由度还是比以前大多了嘛,在经济活动上已经很自由了嘛。不对。因为自由之中最基本的自由乃是表达的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见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在表达自由仍然受到严厉压制的情况下,经济活动的自由不可能是完整的,不可能是有保障的。在今日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人,仅仅因为坚持自己的政见或信仰,就被剥夺了从事正常工作的权利,其个人财产也常常被政府无理侵夺。中共当局分明还在继续实行“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原则,这怎么谈得上经济自由呢?至于一般平民大众,哪怕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由于缺少表达自由,故而在权势者侵犯自身经济利益时无法有效自卫,稍作抗争便可能招致残酷的打击报复,被打被关,直至逼死人命。此类事例,比比皆是,举不胜举,都是对“经济自由”的有力否证。◆

2004年10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四辑 民主转型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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