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国外的分析家一样,作者在本书中过多地强调了派系的作用,这在政治分析中往往容易犯下有失偏颇的过错。这是因为一个地位,一个权力,其本身被赋予的话,必然有种势态。更明确地说,其地位和权力的本身就是政治的能量与作用。如果身居其位,掌握其权力,其人的所作所为,只是手段或技巧而已。这与制造地位,制造权力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所以在分析前一种的情况,除去分析其人的手段之外,也应该注意到其地位和权力的本身作用。

在一党专政的状况下,地位和权力所遇见的挑战与其它的政体相比,无疑要严重得多,但绝不会是所有大小的事情都是争斗的表现,身居其地位的人所有的活动都是在应付挑战而进行。

从四九年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政权,在八十年代被邓小平取代。两者之间的统治区别:前者是权、威、势,而后者只剩下权和势了。到了江泽民统治的时代,就只剩下权了。毛泽东往往表现是个人的干预,邓小平则是群体的干预,江泽民则是群体的统治,他们集中表现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上。如果说过去是毛泽东一人统治的话,现在则是七人的统治。如果没有突变的事情话,这种多人统治的形式将会延续一段时间。邓小平有过有一个可以评价很高的举措,那就是结束了中共党内权力挑战者之间的残酷行为。这样对被迫和自愿的权力引退者免去了后顾之忧,从而使中共党内减去了许多腥风血雨的举措,也是全国的民众免去了动荡的苦楚。

中共政治局常委的统治,就以他们每个人本身的利益而言,也需要拥戴一个为首的人出面,更不用说在他们之间剪除异己了。这种权力的平衡,迫使他们每个人都须收起纯属个人的主见,在一定的场合下维护起政治局常委的整体。毫无疑问,他们时常明争暗斗,有时还会相互拆台,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之间还会妥协让步,甚至息事宁人。我们的分析,如果仅着眼他们之间的争斗,甚至还把所有的事情的原因都归结到这一点的话,有失偏颇显然易见,但这绝不是说放弃这样的分析,而是应该恰到好处。另外还应该注意的是,许多事务往往表现出只能这样处理,它不需要也不可能用其他方式。而面对这类事务,任何一个当事者和旁观者,只要不是想给自己难堪或者不计后果的话,他都得收起自己的感受、想法和欲望。而对有些人来说,尽管可以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但无法表现出争执,只能表现出默默的顺从。

从毛泽东去世以来,标志着一种时代的结束。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力结构悄然发生变化,一个人的绝对权力已经没有存在的可能。这种变化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令人遗憾的是许多政治分析人士并未有加以应有的关注,更没有从这种变化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结果。一个多人统治方式已在中共党内形成,在一定的场合下使他们相互承认对方的力量和存在的价值。从权力的结构上说,这样可以缓解觊觎最高权力的矛盾。对他们之中担任最高权力者来说,最为明显的表现是他不但要成为党魁,也要成为国家的元首和军队的统帅。对其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权力的保证,同时也怀着权力象征的心态。对他们任何人来说,急风暴雨式地铲除异己的可能性不复存在,斗狠的时代结束了,能赢的希望是依靠自己的智力和能否得到比其下层和更下层的拥戴。当这种政治权力结构能确立多年,并成为一种惯例之后,对多人权力的挑战将会微乎其微,而多人之间的争斗也将在下层和更下层展开。具有矛盾的是,对这多人权力结构中的执牛耳者,既要赢得下层或更下层的拥戴,也要不时地对他们进行管束,当然这种矛盾的不足,可以用他手中握有的最高权力来加以弥补。

从总体来说,只要在忠诚的前提下,在多人权力结构下供职反而容易,因为他们各自的需要,对他们的下属、各部及各省的行政长官提供了政治与权力的保障。正是这种保障,增加了这些人不能过于逾规的权力增长。

问题在这里,这种多人权力结构今后如何演变?对中国的政治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问题可以提出多种,但我感兴趣的是它今后的演变。这种权力的结构可以成功地避免因权力的争斗引起统治内部的动荡,但也潜伏着一个重大的危机,那就是分裂。尽管我知道,谈论这样的问题还为时过早。

宋晓萍写于2001年4月21日

【注】任知初著,明镜出版社1997年出版。本书为中国大陆的盗版书籍。

《何永全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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