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严格说来,2000 年并不是新世纪、新千年的开端,2001年才是;不过,它仍不失为人们整体性地反思过去、展望未来的一个恰当时刻。和上个世纪末普遍洋溢的乐观高调相比,今天的人们对新世纪的期待就谨慎多了。这或许正是二十世纪给我们留下的一份遗产。

几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共产主义的兴起与衰亡。一部共产主义兴亡史告诉我们,人们是怎样为了在人间建立天堂而实际上造成了地狱。它告诉我们,人间不可能成为天堂,但完全有可能成为地狱;世界不可能变得太好,但完全有可能变得太坏;乌托邦死了,其实它从来就不曾活过;古拉格却并没有真正死去,它完全可能死灰复燃。当人类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共产主义的恶梦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自由、文明既是强韧的,又是脆弱的;唯有永恒的警惕,才能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

不幸的是,在中国,共产主义的恶梦还没有结束。诚然,中国的共产主义已经一变再变,面目全非;但是,一党专制还没有变,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蔑视与蹂躏还没有变。别以为今天暴政压迫的只有少数人;暴政只压迫了少数人的身体,它同时也在压迫多数人的灵魂。在这一点上,今天比昨天恐怕还要恶劣。昨天,是狂信者压迫异议者;今天,是一些什么都不信的人在压迫那些有信念的人。昨天,暴政压迫能够得逞,靠的是多数人认识上的愚昧;今天,暴政压迫还能够得逞,靠的是多数人道德上的沉沦。历史多少还能原谅昨天我们对暴政的附合,历史不能原谅今天我们对暴政的沉默——如果我们就这样沉默下去的话。

因此,迎接新世纪、新千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最迫切的事情就是如何尽快地结束中共极权专制。

极权统治是很奇特的。只要极权统治还存在,由于它外表上的全能,一般人难免困惑:象这样一种统治,怎么能够垮台?然而,一旦极权统治垮台,由于它早就人心丧尽,人们又难免困惑:象这样一种统治,当年怎么还能存在?苏东波过去十年了,凡是一党专制倒下的地方,没有一个再能复辟。一个制度一朝失败,就失败得如此彻底,这在历史上似乎也没有先例。

有人用俄国转型后的举步维艰否定当年的转型,殊不知转型后的困境正反过来证明转型的必要,正反过来证明旧体制祸害深重。如果旧体制一经转型便手到病除,百废俱兴,那固然证明新体制的优越,但反过来也证明旧体制的祸害有限。不错,我们说过共产专制是民主的反面教员,但是,我们从没说过共产专制是民主的预科班。

有人用中国经济的繁荣否定政治改革的必要,殊不知政改的滞后已经把中国、包括把中国的经济带入了陷阱。仅以经济上的腐败为例,腐败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癌症。日前,印尼新政府财政部长郭建义讲话,讲到肃贪反腐工作的高度困难。不大力肃贪反腐,新政府无法取信于民,人心不服;若大刀阔斧肃贪反腐,由于贪腐早已渗透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系统,势必伤筋动骨,弄不好很可能令整个经济瘫痪。郭建义说,世界货币基金会对此也苦无良策。尽人皆知,中国的腐败比起印尼来,不仅程度更甚,而且性质更劣。正如我们先前讲过的,当人民还慑于专制淫威,还没有发言权时,他们只好忍受,只好满足于从权势者豪华筵席上捞取一点残羹剩菜,一旦他们赢得了民主权利后,情况又会如何呢?

于是就有人说,中国不能自由民主,否则必将天下大乱。这是用专制本身造成的祸害反过来再为专制本身辩护,其逻辑荒谬绝伦。古人说: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川壅则溃,伤人必多。这话本是用来告诫当权者不可堵塞言路的。现在竟有人反其意而用之,既然川已壅到一触即溃的程度,只有继续堵下去,把一切“动乱”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祸国殃民,莫过于此。

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中国必须走上自由民主之路。我们深知这不是一条平坦笔直之路,它需要理想与信念,需要勇气与智慧,需要耐性与韧性,还需要妥协与宽容。二十世纪,如戈尔丁所言,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然而,这样的一个世纪却是以自由的空前胜利而告终。我们都是从最悲惨、最黑暗岁月走过来的人,未来没有什么能再迫使我们恐惧和畏缩不前。让我们以坚定而稳健的姿态,迎接2000 年,迎接新世纪的光明。◆

1999年12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六辑 时事纵横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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