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严格说来，2000 年并不是新世纪、新千年的开端，2001年才是；不过，它仍不失为人们整体性地反思过去、展望未来的一个恰当时刻。和上个世纪末普遍洋溢的乐观高调相比，今天的人们对新世纪的期待就谨慎多了。这或许正是二十世纪给我们留下的一份遗产。
几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共产主义的兴起与衰亡。一部共产主义兴亡史告诉我们，人们是怎样为了在人间建立天堂而实际上造成了地狱。它告诉我们，人间不可能成为天堂，但完全有可能成为地狱；世界不可能变得太好，但完全有可能变得太坏；乌托邦死了，其实它从来就不曾活过；古拉格却并没有真正死去，它完全可能死灰复燃。当人类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共产主义的恶梦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自由、文明既是强韧的，又是脆弱的；唯有永恒的警惕，才能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
不幸的是，在中国，共产主义的恶梦还没有结束。诚然，中国的共产主义已经一变再变，面目全非；但是，一党专制还没有变，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蔑视与蹂躏还没有变。别以为今天暴政压迫的只有少数人；暴政只压迫了少数人的身体，它同时也在压迫多数人的灵魂。在这一点上，今天比昨天恐怕还要恶劣。昨天，是狂信者压迫异议者；今天，是一些什么都不信的人在压迫那些有信念的人。昨天，暴政压迫能够得逞，靠的是多数人认识上的愚昧；今天，暴政压迫还能够得逞，靠的是多数人道德上的沉沦。历史多少还能原谅昨天我们对暴政的附合，历史不能原谅今天我们对暴政的沉默——如果我们就这样沉默下去的话。
因此，迎接新世纪、新千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最迫切的事情就是如何尽快地结束中共极权专制。
极权统治是很奇特的。只要极权统治还存在，由于它外表上的全能，一般人难免困惑：象这样一种统治，怎么能够垮台？然而，一旦极权统治垮台，由于它早就人心丧尽，人们又难免困惑：象这样一种统治，当年怎么还能存在？苏东波过去十年了，凡是一党专制倒下的地方，没有一个再能复辟。一个制度一朝失败，就失败得如此彻底，这在历史上似乎也没有先例。
有人用俄国转型后的举步维艰否定当年的转型，殊不知转型后的困境正反过来证明转型的必要，正反过来证明旧体制祸害深重。如果旧体制一经转型便手到病除，百废俱兴，那固然证明新体制的优越，但反过来也证明旧体制的祸害有限。不错，我们说过共产专制是民主的反面教员，但是，我们从没说过共产专制是民主的预科班。
有人用中国经济的繁荣否定政治改革的必要，殊不知政改的滞后已经把中国、包括把中国的经济带入了陷阱。仅以经济上的腐败为例，腐败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癌症。日前，印尼新政府财政部长郭建义讲话，讲到肃贪反腐工作的高度困难。不大力肃贪反腐，新政府无法取信于民，人心不服；若大刀阔斧肃贪反腐，由于贪腐早已渗透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系统，势必伤筋动骨，弄不好很可能令整个经济瘫痪。郭建义说，世界货币基金会对此也苦无良策。尽人皆知，中国的腐败比起印尼来，不仅程度更甚，而且性质更劣。正如我们先前讲过的，当人民还慑于专制淫威，还没有发言权时，他们只好忍受，只好满足于从权势者豪华筵席上捞取一点残羹剩菜，一旦他们赢得了民主权利后，情况又会如何呢？
于是就有人说，中国不能自由民主，否则必将天下大乱。这是用专制本身造成的祸害反过来再为专制本身辩护，其逻辑荒谬绝伦。古人说：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川壅则溃，伤人必多。这话本是用来告诫当权者不可堵塞言路的。现在竟有人反其意而用之，既然川已壅到一触即溃的程度，只有继续堵下去，把一切“动乱”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祸国殃民，莫过于此。
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中国必须走上自由民主之路。我们深知这不是一条平坦笔直之路，它需要理想与信念，需要勇气与智慧，需要耐性与韧性，还需要妥协与宽容。二十世纪，如戈尔丁所言，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然而，这样的一个世纪却是以自由的空前胜利而告终。我们都是从最悲惨、最黑暗岁月走过来的人，未来没有什么能再迫使我们恐惧和畏缩不前。让我们以坚定而稳健的姿态，迎接2000 年，迎接新世纪的光明。◆
1999年12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六辑 时事纵横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