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导师）
寒山碧先生的新着长篇小说《他乡》，我有缘得以先睹为快。掩卷之後，颇有沉思。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在具有显着的文学价值的同时，也呈现了相当的史学意义，因为整部作品所提供的那一段社会历史生活的艺术画卷，也为共和国的某段特定的历史（曾因故而显得模糊），作了清晰而形象的诠释，由此也足以令人思索一些深刻的问题。
人们记得，在「文革」前後的那段日子里，中国大陆（尤其在广东地区）曾涌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被称之为「偷渡者」或「逃港者」，因为他们为了谋生，无不铤而走险，或主动联系「蛇头」，或乾脆只身入海，泅渡到香港或澳门。尽管这是一条充满生命危险的路，迎候他们的往往是边防人员的枪声和海滩上的污血，或者是架有电网的牢狱，然而总有那麽一些人坚定的走这条路，其中也有一部份人侥幸爬上了彼岸。而正是有这样的侥幸，又反复吸引着另一批人。
这样的历史社会现象，自然会引发出读者的一系列的疑问：从整体看，这些「偷渡者」究竟是怎样的人 ? 为甚麽非要「逃港不可」？迫使或引诱他们走这条路的，除了他们个人的种种原因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而他们中的侥幸成功者，在彼岸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他们自身对这一迥然相异於大陆的社会生活环境有何种感受？
至於从这样的思想感受来看，还可以说明哪些社会问题？坦率的说，还在「文革」初期，我虽身处上海，也已经听说了广东当时有不少人「偷渡」（「逃港」）的情况，不禁唏嘘。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值「改革开放」之初，根据各种资讯，才对相关情况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因为在这时候，听说党内有些重要干部对这一历史社会现象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且承认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於执政者的路线政策的偏差。想想也确实如此，不然，为甚麽如今已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反而有不少当年的「逃港者」欣然归来？然而，我是学文学的，但当代文学的局面却令人不满：不是说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吗？那麽像这样的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发生过的「偷渡」（「逃港」）问题，作为一种重要的又显然可以作深入发掘的题材，我们的当代作家为甚麽不去作反映（表现）呢？同样坦率的说，在八十年代初，我曾开始涉足台港澳文学的研究领域，在通读了一批作品（主要是小说）外，也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说，当时的大陆作家在表现（反映）上述题材内容上有所疑虑，还可以理解的，而当时的香港丶澳门的作家为甚麽也丧失了对於表现这一题材的敏感和热情呢？因为，从理论上说，当时有一批侥幸到达了彼岸的「偷渡者」，开始逐步成为港澳社会的一员，但由於他们的特殊的「移民」背景，在各方面与港澳的原居民毕竟多有不同，而这显然也是值得文学家们通过深入的观察丶研究丶分析而在作品中予以表现（反映）的，何况，就港澳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而言，文学创作触及这一题材，也不会有任何顾忌讳。
这就是说，一方面，「偷渡」（「逃港」）现象是中国大陆当代史上的一个比较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另一方面，无论是大陆还是港澳地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对此都没有予以应有的表现（反映）。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寒山碧先生的新着长篇小说《狂飙年代》三部曲就非常值得重视，因为这是港澳作家首次触及上述题材，并采用长篇小说文体予以正面的描述。这首先意味着，正是这部文学作品，具体形象地为共和国历史上的那一个片断作了清晰的诠释。譬如，作品除了切实描摹了来自大陆的「偷渡者」在目的地的生活境遇外，也顺便以客观的立场，对 1967-1968年间澳门丶香港两地发生过的由「左派」所煽动的「暴动」而带来的一些社会场景，作了相应的真实的描述，而这些乃是有关史书语焉不详的，甚至也是不少港澳作家作品所回避的。进而考察这部作品的文学主题，《他乡》作为三部曲小说的第三部，其主要内容是集中於主人公即由大陆偷渡出来的青年知识份子（本是归国侨生）林焕然（原名嘉诠）先後在澳门丶香港丶台湾三地的生活情形的描述。这三块地方，本来都是故国领土，只是在上世纪因整个世界处於「冷战」时期而成为了与大陆的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特殊政治地域。它们是主人公的人生旅程中的三个驿站，分别给主人公提供了不同的生存形态丶就业环境丶人际关系，乃至情感世界。该书卷後的题诗（「桴海原为避暴政，蹉跎岁月鬓如霜。飘蓬十载无家祭，梦绕三更有国殇。故国西望残照远，珠崖南返逝川长。山河未碎家园碎，且把他乡作故乡」），无疑点出了思想主旨。但是联系到作品中曾对主人公之所以要逃离大陆的原因的最简要的揭示（「在大陆无法有尊严的生活」），再去对照阅读作品对於主人公的「他乡」的生活细节的描写，尤其是对主人公对於「他乡」生活的两段心理感受：
自由世界不尽是花团锦簇，更多的是崇山深谷，急流巨浪，沙漠石砾，荒原荆棘；更多的是暴风骤雨，雷电冰霜。在此无情的天地中，愤怒忧愁，哀求乞怜都没有用，没有谁会理会你的情绪；……
他一直很郁闷，在大陆他们是奴隶，在香港他们却是孤儿，他们这些逃难者是无根的浮萍，在这里没田没地也没家。学历不被承认，能力不受重视，他们脚下没有一寸土地是属於自己的，他们只是寄居在别人檐下暂避风雨的异乡客。明天会怎样？他不敢想像，也没法规划，……
可以认识到，有意「乘桴浮於海」的「逃难者」并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在「他乡」寻得一丝色彩的「精神家园」，甚至欲爱而不得丶欲爱而不能。而这对充满乌托邦理想的「逃难者」来说才是最可悲的。由此，书尾的这首诗中所蕴含的，欲向读者传达的，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深
切的精神伤感，而这种精神伤感的本质，其实又是作为普天下的「逃难者」（时髦的说法是所谓「文化放逐者」）所无法回避的「宿命」。从这一意义上说，该作品的思想主题的深刻性，事实上突破了对於主人公为何选择「逃难」（具体如「偷渡」与「逃港」）的社会历史原因的追
究性的揭示，而是提升到了一种人生命运的哲理思考。鉴於这一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惟其主要把笔墨倾注在这个方面，由此也相当成功的塑造了别具思想内涵和命运的主人公的艺术典型，才使得这部作品不只是满足於对某段社会历史作诠释，而同时也向中国（包括香港澳门）的当代文学人物画廊，提供了一个新类型的艺术形象。这一点，或许是该作品的更重要的价值意义所在。当然，我觉得这部作品也有稍微的瑕疵，不妨提出来供作家参考。主要是这样一点：作品所刻画交代的主人公在台湾的活动情况，其实有两个不同生活性质的部份：一是为在港的
国民党情治部门的负责人陈董事长的精心安排，作为冒牌的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南方代表」赴台出席国民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69）；二是由此换取「海外侨生」的身份进入台湾大学读研究生。应该说，作为一个「逃港者」为国民党在港情治机构看中并引诱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某种政治活动，这大抵是可以理解的现象，因为当事者一般的确难以摆脱这样的境遇；文学作品揭示这样的生活场景，正是可以真切的反映当时的「逃港者」所处的香港社会政治的复杂性，但是具体设置如此的「庙堂政治」情节，则无疑显得过於离奇了，从而缺乏典型意义，也与整部作品的大量的社会风俗画般的故事情节设置，显示出一种不协调。因此，尽管这部份的内容情节写得有声有色，为作品增强了某种可读性，但其实属於枝蔓性笔墨，完全可以删去。当然，根据全书的情节设计，这部份内容与主人公在台湾的另一部份的生活存在因果关系，然而只要稍作技术性处理，即使删去这一部份，对於作品整体也是不至於造成伤害的。
（2012-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