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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认识诗人尾生,已经整整9年了;记得08年的3月,一个初春的下午,我们在湖南湘潭的某一个会议室里,第一次相见。那天,我在位于湘潭的湖南科技大学二楼会议室,组织了一个我个人的长诗讨论会,喜欢诗歌的他,由一位从合肥过来的安徽诗人,在路过长沙的时候,顺便带到湘潭来参会。

当时,由于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对他了解太少,我只是把他当成了普通的诗歌爱好者。后来,我们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我才意识到,我们的初次相识,其实是我那次诗歌讨论会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事实证明,他对于诗歌和文学的态度,不仅真诚而且严肃。这是因为,他对于诗歌,是发自灵魂深处的热爱,来自于内在的追求,有着区别于世俗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正是因为共同对诗歌骨子里的热爱,以及他的人品正直脱俗,我和他慢慢才成为交心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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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尾生,原名梁太平,四川南充人,生于1984年,2007年夏天,他从成都理工大学毕业,来到长沙工作,从此将长沙作为第二故乡,一直工作生活在长沙。

喜欢诗歌的他,在大学时期就写了不少诗;大学毕业之后,仍然不改初衷。他虽然出生成长于农村,但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天然的内在的高贵气质。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和他成长的家庭环境比较顺利有关,也和他大学毕业就有幸能到一家收入很高的工作单位有关。

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感到他就像一股来自田野的清新的风,没有那种我厌倦的在当时的诗歌界普遍存在的江湖气,也没有那种由农村进入城市的一般的大学毕业生常有的市侩气。这一点弥足珍贵,这让我觉得和他交往不累,相反还很快乐。于是在此之后,我们的交往日益密切,并且一直延续了下去,渐渐地,他成了我为数不多的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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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生的诗歌,和当前绝大多数诗人不一样;首先,他的诗歌不是口语诗歌,属于纯正的书面语;他不追随“下半身”,也不追随“垃圾派”;他不搞朦胧诗,也不搞“后政治”。这一点,决定了他或者他的诗,在如今的诗歌环境中,不会受到很多人关注,也不会得到媒体的吹捧。

和二十年前相反,如今在网络上写诗的,大多数是用口语写诗;而一般的读者,由于阅读习惯和知识水平,习惯于或者只会欣赏口语诗。这也就是他的诗歌,虽然清新脱俗,而且意境高远真诚深沉,却难以红起来的原因.我想,他这样的诗如果放在二十年前,一定会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因为那时候诗歌的主流,是书面语;口语或者口语诗,相对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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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诗歌的尾生,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他在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后,有幸联系到长沙核工业一个研究所工作,那是一家待遇优厚,属于核工业集团总公司下面的科研单位;据说,他在那个单位的薪水加福利,也就其平常的收入是长沙别的单位两到三倍。

从外表上看,尾生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儒雅之士,他不像我,向来不修边幅,装疯卖傻,浪迹江湖;他总是那么干干净净,总是那么有礼貌,总是那么内敛而含蓄。我没有想到,在他貌似平静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热血沸腾的坚韧而执着的心灵。于是乎,因着他坚韧不拨忠实于自己心灵的性格,因着他对于这个国家稀缺的民主和自由的长期关注,因着他一直追求心灵的解放,他被单位开除了;理由是不遵守劳动纪录,工作上马马虎虎,不适合在单位继续呆下去;而其被开除的实质,其真正的或者直接的原因,则是由于他多次参加“公民圈”的聚会,和民运人士交往,并且在网上发布敏感言论,引起了长沙市有关部门的忌讳,最终促使其工作单位,以违反劳动纪律的名义将其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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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尾生被开除之前,我就觉得或者预感到,他参加公民圈的活动和民运分子的聚会,肯定会招来麻烦,甚至是大麻烦。但是,他不听我劝,我对此也没有办法,就不再劝他。

2011年10月,我回到长沙,当时我的内心很迷惘,想离开华山的暂居地,去终南山深处隐居;他劝我,人间没有桃花源,在目前的中国,你曾德旷到哪里,都只能是行尸走肉;我对他的看法,不以为然,但事实证明他说得对,随后的三年,我果然还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经常醉酒。

2013年6月我离开华山,同年9月我在西藏遇到我现在的妻子,10月我结婚。就在我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时,尾生的生活也在发生大的改变,因为这个时候,由于他频繁接触民运人士和公民圈的人物,而且因他参与了声援《南方周末》事件,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有关部门盯上了他,他的单位也对他进行警告和处分,他在一种无法解脱的苦闷中,开始接触并正式信仰基督教。我相信这一点对他非常重要,原因有三:

首先,是精神方面的,让他在生活中不再迷茫,有了支撑;

其次,是语言方面的,由于受圣经的影响,他的诗歌语言更加纯净;

其三,是写作内容方面的,由于有了宗教信仰了,这让他有了和别人不一样的写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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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初,他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影响,被单位从长沙发配到野外进行地质探矿调查;他原来的那个我见过几次的长得很漂亮的女朋友,也和他分了手;又过了一年,他终于被其工作单位开除,从此也就失去了为人羡慕的工作和收入,而其生活状态也开始变得不稳定,这就不得不让我时不时为他的生存担心。

可以想象,刚刚被单位开除的他,一定对生活或者对社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因为当时的他,除了每个月需要为自己筹措生活费,每个月还要还2000多块钱的房贷月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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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生的诗,不直接写政治,但是他的诗,其实反映了我们国家目前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现实。由于对国内作协和文联的蔑视,他几年前申请加入了海外的独立中文笔会,并且和诗人北岛、诗人孟浪、诗人贝岭、诗人老威,保持了通信来往。

我一直认为,诗歌或者文学不同于政治;虽然他们之间有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以来,我们的国家,或政府,过份地强调文学的政治性或者正确性,比如,中宣部,一直搞什么“五个一工程”;中国作协在评什么“鲁迅文学奖”,我认为,这样做,显然是对文学和诗歌的束缚。所以,我反对将诗歌,过多地和政治联系在一起。那些包含过多政治元素的诗歌或者其它文学作品,我认为难以进入一流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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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下旬;尾生来到北京;他到京后,坐公交来到香河,在我家住了两个晚上;离开我家的晚上,我们在我家的沙发上长谈,他说,他准备去坐牢;或者说进去。我对此表示担心,也表示佩服。

次日上午,我带他去昌平小汤山一个雕塑家的工作室;下午,他独自离开,他说,他要去红庙,和早已联系好的北京的民运人士聚会;我对此表示担心;再后来,看到他发的照片;以及他在网上发表的言论;我就觉得,他离进去或者离坐牢不远了;果然,几天后他被抓起来;后来,我知道,他是在宋庄被抓起的;他们通过手机定位,直接找到他,然后把他送进了丰台看守所。关了一个月之后,他从看守所出来,由长沙的国保,直接接回了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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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也就是2017的清明期间,我打电话给尾生,想知道他目前的生存状况;他说,他现在还可以,每周在长沙的一个教会讲道,每个月有两千块钱的收入,工作不是太累,而且是他喜欢的;这让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在当代中国,诗写得再好,也不能谋生,不能养家糊口;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也是我内心的痛;现在他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自然让我替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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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今天的中国,信仰基督教的人多达一亿以上,他们通过家庭教会的形式,聚会,查经,祷告,以某种近乎秘密的形式,践行着他们的信仰;我相信有信仰的人,总比没有信仰的人好。

多年以来我对基督教很有好感,,虽然我本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我一直是一名慕道友。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在这个公民素质普遍低下的国家,我认为,基督徒的素质普遍高于一般的市民或农民。

尾生的诗歌,正是在他有了信仰之后,有了质的变化;而他被其原来的工作单位开除,变相地给了他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了生存,或者为了改变命运,他激烈地抗争过;虽然他失去了原来的待遇优厚的工作,也失去了曾经的爱情,但他的诗歌,在我看来,这两年的的确确是明显地进步了。

从他的诗里,我看到他心灵挣扎的过程;对未来的担心,对自己的自信;想要反抗强加于身上的不合理的迫害;尤其是近几年的诗,里边有更多的思考;少了青春的慨叹,多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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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算不上评论,只是我对尾生及其诗歌的粗步认识;我相信,他的信仰和他的诗歌,未来的上升空间还很深远,我期待他的进步,也祝福他的明天;毕竟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任何困难在他的眼前,都是可以克服的。

目前尾生的精神状态,是积极而且昂扬的,给颓废的我以鼓励和信心,愿我们携手,在文学和精神的探索方面,越走越远。

2017年4月24,于香河苦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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