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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认识诗人尾生，已经整整9年了；记得08年的3月，一个初春的下午，我们在湖南湘潭的某一个会议室里，第一次相见。那天，我在位于湘潭的湖南科技大学二楼会议室，组织了一个我个人的长诗讨论会，喜欢诗歌的他，由一位从合肥过来的安徽诗人，在路过长沙的时候，顺便带到湘潭来参会。
当时，由于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对他了解太少，我只是把他当成了普通的诗歌爱好者。后来，我们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我才意识到，我们的初次相识，其实是我那次诗歌讨论会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事实证明，他对于诗歌和文学的态度，不仅真诚而且严肃。这是因为，他对于诗歌，是发自灵魂深处的热爱，来自于内在的追求，有着区别于世俗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正是因为共同对诗歌骨子里的热爱，以及他的人品正直脱俗，我和他慢慢才成为交心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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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尾生，原名梁太平，四川南充人，生于1984年，2007年夏天，他从成都理工大学毕业，来到长沙工作，从此将长沙作为第二故乡，一直工作生活在长沙。
喜欢诗歌的他，在大学时期就写了不少诗；大学毕业之后，仍然不改初衷。他虽然出生成长于农村，但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天然的内在的高贵气质。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和他成长的家庭环境比较顺利有关，也和他大学毕业就有幸能到一家收入很高的工作单位有关。
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感到他就像一股来自田野的清新的风，没有那种我厌倦的在当时的诗歌界普遍存在的江湖气，也没有那种由农村进入城市的一般的大学毕业生常有的市侩气。这一点弥足珍贵，这让我觉得和他交往不累，相反还很快乐。于是在此之后，我们的交往日益密切，并且一直延续了下去，渐渐地，他成了我为数不多的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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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生的诗歌，和当前绝大多数诗人不一样；首先，他的诗歌不是口语诗歌，属于纯正的书面语；他不追随“下半身”，也不追随“垃圾派”；他不搞朦胧诗，也不搞“后政治”。这一点，决定了他或者他的诗，在如今的诗歌环境中，不会受到很多人关注，也不会得到媒体的吹捧。
和二十年前相反，如今在网络上写诗的，大多数是用口语写诗；而一般的读者，由于阅读习惯和知识水平，习惯于或者只会欣赏口语诗。这也就是他的诗歌，虽然清新脱俗，而且意境高远真诚深沉，却难以红起来的原因.我想，他这样的诗如果放在二十年前，一定会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因为那时候诗歌的主流，是书面语；口语或者口语诗，相对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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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诗歌的尾生，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他在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后，有幸联系到长沙核工业一个研究所工作，那是一家待遇优厚，属于核工业集团总公司下面的科研单位；据说，他在那个单位的薪水加福利，也就其平常的收入是长沙别的单位两到三倍。
从外表上看，尾生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儒雅之士，他不像我，向来不修边幅，装疯卖傻，浪迹江湖；他总是那么干干净净，总是那么有礼貌，总是那么内敛而含蓄。我没有想到，在他貌似平静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热血沸腾的坚韧而执着的心灵。于是乎，因着他坚韧不拨忠实于自己心灵的性格，因着他对于这个国家稀缺的民主和自由的长期关注，因着他一直追求心灵的解放，他被单位开除了；理由是不遵守劳动纪录，工作上马马虎虎，不适合在单位继续呆下去；而其被开除的实质，其真正的或者直接的原因，则是由于他多次参加“公民圈”的聚会，和民运人士交往，并且在网上发布敏感言论，引起了长沙市有关部门的忌讳，最终促使其工作单位，以违反劳动纪律的名义将其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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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尾生被开除之前，我就觉得或者预感到，他参加公民圈的活动和民运分子的聚会，肯定会招来麻烦，甚至是大麻烦。但是，他不听我劝，我对此也没有办法，就不再劝他。
2011年10月，我回到长沙，当时我的内心很迷惘，想离开华山的暂居地，去终南山深处隐居；他劝我，人间没有桃花源，在目前的中国，你曾德旷到哪里，都只能是行尸走肉；我对他的看法，不以为然，但事实证明他说得对，随后的三年，我果然还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经常醉酒。
2013年6月我离开华山，同年9月我在西藏遇到我现在的妻子，10月我结婚。就在我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时，尾生的生活也在发生大的改变，因为这个时候，由于他频繁接触民运人士和公民圈的人物，而且因他参与了声援《南方周末》事件，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有关部门盯上了他，他的单位也对他进行警告和处分，他在一种无法解脱的苦闷中，开始接触并正式信仰基督教。我相信这一点对他非常重要，原因有三：
首先，是精神方面的，让他在生活中不再迷茫，有了支撑；
其次，是语言方面的，由于受圣经的影响，他的诗歌语言更加纯净；
其三，是写作内容方面的，由于有了宗教信仰了，这让他有了和别人不一样的写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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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初，他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影响，被单位从长沙发配到野外进行地质探矿调查；他原来的那个我见过几次的长得很漂亮的女朋友，也和他分了手；又过了一年，他终于被其工作单位开除，从此也就失去了为人羡慕的工作和收入，而其生活状态也开始变得不稳定，这就不得不让我时不时为他的生存担心。
可以想象，刚刚被单位开除的他，一定对生活或者对社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因为当时的他，除了每个月需要为自己筹措生活费，每个月还要还2000多块钱的房贷月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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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生的诗，不直接写政治，但是他的诗，其实反映了我们国家目前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现实。由于对国内作协和文联的蔑视，他几年前申请加入了海外的独立中文笔会，并且和诗人北岛、诗人孟浪、诗人贝岭、诗人老威，保持了通信来往。
我一直认为，诗歌或者文学不同于政治；虽然他们之间有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以来，我们的国家，或政府，过份地强调文学的政治性或者正确性，比如，中宣部，一直搞什么“五个一工程”；中国作协在评什么“鲁迅文学奖”，我认为，这样做，显然是对文学和诗歌的束缚。所以，我反对将诗歌，过多地和政治联系在一起。那些包含过多政治元素的诗歌或者其它文学作品，我认为难以进入一流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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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下旬；尾生来到北京；他到京后，坐公交来到香河，在我家住了两个晚上；离开我家的晚上，我们在我家的沙发上长谈，他说，他准备去坐牢；或者说进去。我对此表示担心，也表示佩服。
次日上午，我带他去昌平小汤山一个雕塑家的工作室；下午，他独自离开，他说，他要去红庙，和早已联系好的北京的民运人士聚会；我对此表示担心；再后来，看到他发的照片；以及他在网上发表的言论；我就觉得，他离进去或者离坐牢不远了；果然，几天后他被抓起来；后来，我知道，他是在宋庄被抓起的；他们通过手机定位，直接找到他，然后把他送进了丰台看守所。关了一个月之后，他从看守所出来，由长沙的国保，直接接回了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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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也就是2017的清明期间，我打电话给尾生，想知道他目前的生存状况；他说，他现在还可以，每周在长沙的一个教会讲道，每个月有两千块钱的收入，工作不是太累，而且是他喜欢的；这让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在当代中国，诗写得再好，也不能谋生，不能养家糊口；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也是我内心的痛；现在他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自然让我替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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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今天的中国，信仰基督教的人多达一亿以上，他们通过家庭教会的形式，聚会，查经，祷告，以某种近乎秘密的形式，践行着他们的信仰；我相信有信仰的人，总比没有信仰的人好。
多年以来我对基督教很有好感，，虽然我本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我一直是一名慕道友。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在这个公民素质普遍低下的国家，我认为，基督徒的素质普遍高于一般的市民或农民。
尾生的诗歌，正是在他有了信仰之后，有了质的变化；而他被其原来的工作单位开除，变相地给了他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了生存，或者为了改变命运，他激烈地抗争过；虽然他失去了原来的待遇优厚的工作，也失去了曾经的爱情，但他的诗歌，在我看来，这两年的的确确是明显地进步了。
从他的诗里，我看到他心灵挣扎的过程；对未来的担心，对自己的自信；想要反抗强加于身上的不合理的迫害；尤其是近几年的诗，里边有更多的思考；少了青春的慨叹，多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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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算不上评论，只是我对尾生及其诗歌的粗步认识；我相信，他的信仰和他的诗歌，未来的上升空间还很深远，我期待他的进步，也祝福他的明天；毕竟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任何困难在他的眼前，都是可以克服的。
目前尾生的精神状态，是积极而且昂扬的，给颓废的我以鼓励和信心，愿我们携手，在文学和精神的探索方面，越走越远。
2017年4月24，于香河苦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