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说明:每年4月15日开始,都是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纪念活动的开始。今年也不例外。作为当事人之一,我在社群媒体上分享了当年的那场学运,引来了很多网友,其中不少还是翻牆出来寻找真相的中国大陆的网友,的关切。他们提出了不少问题。釐清事实,见证历史,是我这个当事人最基本的职责,所以我收集了一些问题,将在这裡逐一予以回应。有相关问题的读者,也可以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王丹热邮信箱,向我提出。)

1.请问老师 ,当时的事件是有受到国外力量以任何形式在后帮助与操作吗?

答: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完全没有任何国外力量在背后帮助和操作。为甚麽我这麽肯定呢?因为,“六四”之后,大批的学运组织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被捕入狱,接受调查。以我个人为例,在整个运动时期,几乎每天的行踪,当局都有完整的记录,很多事情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预审官员都很清楚,可见当局对我和其他组织者,可以说是进行了彻底的清查。

我们都知道,中共最擅长抓住一点小事情,就把中国的反抗运动抹黑为“西方反华势力的操纵”,如果他们在如此全面彻底的清查过程中发现了任何一丁点的证据,说明我们和所谓国外力量有所联繫,你不难想像,当局一定会大作文章,广泛宣传,并列为罪证。可是,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去看1991年大审判的时候,当局对我的起诉书和判决书(可见我写的《王丹狱中回忆录》),裡面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国外力量”的问题。显然,当局投入那麽大的力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说我们的行为与“国外力量”有关。这等于从反面回答了你的问题。

2.纪录片说您是支持学生先复课的,可是最后运动还是被激进的领袖领导了。当时你们对如何退场是怎样思考的呢?有没有考虑过配合一下赵紫阳呢?或许可以和共产党博弈出一个好点的结果。但历史没有如果,学生合作也会冒着很大的秋后算账风险。通常越激进越容易得到大多数的支持,导致最后被最激进的劫持了所有人。面对强大的对手,想一下击倒对方不切实际,最后就是悲剧发生。

答:我完全同意你后半段话提出的判断,就是说,就算是学生在当年真的撤出了广场,真的作出了妥协,其实也没有人可以保证,事态就会完全平息下去,中国的局势就会稳定。认为学生撤离就天下太平,只不过是没有证据的臆测。

然后我来回答你前半段的问题:在学运发生以后,尤其是运动的后半期,一些主要的运动协调机构,其实一直都有在讨论退场机制的问题。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配合党内的改革力量,但是配合也需要对方能协同行动,遗憾的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主张温和解决学运问题的中共党内力量,不可能跟我们协同行动。因为当时的中共,完全是邓小平一人独裁的人治体制,赵紫阳虽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军委副主席,但是邓小平一句话,就剥夺了他的决策的权力。赵紫阳等党内改革派儘管经过一再的努力,也无法推动邓小平等中共元老答应学生的任何一条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在当时是没有妥协的空间的。因为即使我们这些组织者希望转换运动方式,但是如果学运的基本诉求完全得不到当局的任何一点善意的回应,我们的诉求也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和说服力。结论就是,妥协是双方的行为,中共强硬拒绝抗议民众的所有诉求,不给妥协的可能留下任何一点空间,这才是导致学生无法退场的根本原因。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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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六四事件”学生无法退场的原因》有4条评论
  1. 分辨真偽以後,共匪所謂“兩彈一星”功勛只是為虎作倀的妖孽,不知所為的豬狗。公有制經濟層面上,被剝奪了一切自由權利,生養幾個孩子的生育決策權都被剝奪,仍舊勤勤懇懇勞動改造,只是拉磨的蠢驢。躺在狗屁社會主義“國家”,作出零成績,乃至破壞生產負貢獻,拒絕給惡魔磨刀,才是智慧表現。“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哪些貪婪之輩,從來不看狗屁“人冥幣‘法’”相關條文,絕不會思考,提出問題,“溫的強刺激,強的溫刺激”,沒有民眾授權的四萬億投資拉動,是真幣還是假幣;沒有民眾授權,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所謂人冥幣,是貨幣,還是有價印刷品。如此愚昧無知,不學無術,為了仨瓜果倆棗,蠅頭小利,起早貪黑,奔忙勞役,乃至賠得傾家蕩產,揹負一輩子還不起的債務,當然是咎由自取,不值同情。
    共匪雄縣轉移也有防備作用,條件成熟後,設想應對,“鉛刃貴一割”,要麽不動,一旦發動,別說匪酋跑到雄縣,就是連夜脫逃,逃竄西安,也得被中國民眾抓獲審判,承擔指揮有組織罪犯暴力攻擊民眾罪責。

  2. 補充:民眾覺悟比共匪偽政權經濟徹底崩潰還要重要。民眾覺悟是果,是必要條件,如同一塊兒燒紅了的鐵,共匪膽敢伸左手,就廢左手;膽敢伸右手,就廢右手;兩隻骯髒的狗爪子一起伸出來,那就把毛糞鄧奴一起廢掉,即便它們伸出第三只手吧,照廢不誤。
    共匪經濟總崩潰也罷,民眾爲求活路站起革命也罷,只是因,是充分條件,如同燒紅鐵塊兒的焦煤,空氣。
    只有拒絕承認沒有民眾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非法偽政權,蔑視禁止民眾選擇的共匪偽政府,而後才能唾棄,以種種有形無形的方式方法長久抗爭,爭取固有自由与權利,覺悟民眾,燒紅鐵塊兒,等待時機成熟,摧枯拉朽,乾坤一擊,徹底埋葬奴役壓迫共匪偽政權。

  3. 對於沒有民眾授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法偽政權,禁止民眾選擇的共匪非法偽政府,首先是不承認,而後才是嘲弄,唾棄,抗爭,之至暴力革命。學生運動只是民眾政治抗爭的組成部分,街頭政治抗爭不是“大課堂”,而是隨時可能演變成中世紀戰爭的“大考場”。一知半解能做到慷慨赴死就是好士兵,深明大義能夠從容就義才是好將帥。倘若稀裡糊塗,還以馬列偽政權爲中國,以共匪犯罪團伙爲政府……不才只能嘆氣了。
    當然,不才並非認為當年退卻不對,而是倘若民眾認知稍稍能夠區別真偽,懂得“不自由,毋寧死!”的真切內涵,倘有一二將帥之才,早就革命成功了,當然也就無需退卻。
    未來兩個必要條件:民眾覺悟,共匪經濟崩潰。即便革命戰爭也是必須在戰火紛飛中覺悟民主,如此才能光複中華,民族復興,步入民主法治正軌。共匪經濟崩潰之後,民眾入不敷出才會困而思考學習,朝不保夕才會被迫求生革命。倘若共匪經濟尚未崩潰,貿然而動非但對自由民主無益,一旦民眾生活品質下降,反而有礙徹底鏟除共匪,清除馬列。眼光放長遠,越是時機即將成熟,越要穩住,否則功虧一簣。

  4. 馬克思不是中國人,列寧不是中國人,馬列主義不是中華文化;
    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馬列主義爲政治基礎,沒有民眾授權的非法偽政權,根本不配自詡中國。
    主權在民,民眾政治抗爭,乃至於武裝暴力顛覆非法偽政權,推翻共匪偽政府,生擒匪酋公開審判,就地殲滅抗拒民眾的共匪走狗,當然不是“反華”,更不是“反華勢力”,而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以及革命力量。
    如果89年民眾普遍有此認知,共匪膽敢調黨衛隊進入北平城,那就沒有“六四”,而是光複中華民國,第二次共和的北平起義。
    首先是認知,而後是行動,請王丹先生在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個部分多下功夫,幫助更多民眾循名責實,分辨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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